人类的语言是怎样产生的（梁志强）(2012-07-04 10:28:45)汉语拼音共有56个基本音素（包括21个声母和35个韵母），这些音素分别由唇、齿、舌、鼻的不同位置组合而成。最简单的音素仅由其中之一器官便可产生，如b(双唇音)、d(舌音)；有些需两个器官共同动作，如n/ng(舌鼻音)；有些则要三个器官协同动作，如uang(唇舌鼻音)。在表5.4-1 汉语拼音音素分析表中，我把唇、齿、舌、鼻分别参与56个音素发音的分类情况分列出来进行分析。表5.4-1 汉语拼音音素分析表：
从表5.4-1 数据可知，含舌音（即需用舌头参与的发声）占比最高（94.6%），几乎全部音素都需要舌头参与；含唇音次之，占比为60.7%；其余含齿音和含鼻音的占比也分别达到1/3。由此可见，在人类语音系统的产生过程中，舌、唇的作用至关重要，齿、鼻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音色又叫音品，是声音的品质。发声体音色的不同由发声体材料的差异和所构成的共鸣腔结构不同而不同。在同一个小提琴的不同的弦，由于发声体材料的不同（弦的材质和粗细），音色是不同的；如果在小提琴和二胡都装上相同的琴弦，拉奏出来的乐音也都会是不相同的，这是因为两种乐器的共鸣器不同；对比小提琴与大提琴的音色，差异十分明显，更是由于它们的琴弦和共鸣器两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由于人们之间的发音器（喉头和声带）及共鸣腔（口腔、咽腔、鼻腔）是不相同的，因而各人的音色都会不同。人们自然很容易在熟人中判别出谁在说话。 对于同一个人，利用唇、齿、舌的不同位置的组合，可以改变口腔、咽腔、鼻腔的共鸣状态，因而可以发出不同的语音音色。这些不同的语音音色正是汉语拼音里的56个基本音素。56个音素内含有21个声母和35个韵母，而声母与韵母可以组拼出400多个音节（如b—a爸）。同时人类的声带又能产生4个频率不同的振动，这就使每个音节出现4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如b—a，巴—拔—把—爸）。于是400多个音节就变成1600多个基本音。也就是说，在普通话的语音中包含了1600多个不同的音色。 人类丰富的语音音色正是由口腔内多变的共鸣系统形成。表5.4-2分析了唇、齿、舌、鼻参与音素发音的配比情况：单器官参与发音只有12个，占比21.4%；两个以上器官参与调节共鸣腔进行发音所占比例达到80%。说明人类的唇、齿、舌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如果人类的唇、齿、舌没有高的灵活性，就不可能产生数量如此丰富的语音音色，就不可能产生语言。
根据《百度百科》——<语言>词条的分析：“不论是汉语的任何方言，它的语音系统所能支撑的汉字使用数量应该为其语音种类总数的3倍。”由此可以算出，1600多个基本音能支撑4800个汉字，这正是中文常用字的范围。超过这一范围，口语就会出现许多误解，例如不少古文章，不容易通过口语进行交流，只能通过文字去理解。 从上面的分析已经清楚地知道，人类须要运用唇、齿、舌等器官改变口腔、咽腔、鼻腔不同的共鸣条件，由声带振动的声音才能变成丰富多变的语音。也就是说，唇、齿、舌的灵敏程度直接影响着人类丰富语音的产生，因而它们也是语音产生的重要生理条件。从表5.4-1 可以看到，含舌音的占比最大（占94.6%），含唇音次之（占60.7%），含齿音排位第三（占35.7%）。 古人类鼻吻部并不是为了产生语音而改变，而是为了生存下来而变异。从20万年前“裸猿”进入旷野中生活开始，由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裸猿”的鼻梁逐渐向前隆起，吻部也逐渐向后收缩。不过这方面的改变也正好为人类产生语音创造了如下几方面必要的生理条件： ⑴ 嘴唇和牙齿的改变。人类的吻部内缩后，嘴唇和牙齿亦跟着向后收缩，这时嘴唇和牙齿易于闭合，且闭合时向外的孤线曲率减小，几成直线。嘴唇和牙齿是发声气流出口的门户，灵活改变形状的嘴唇便于对发声气流进行灵活的调节，形成多变的音色。 动物的吻部之所以向前突出，是直接用口摄食的需要，也是使用牙齿进行搏斗的需要。因而嘴唇和牙齿向外的弯曲度（曲率）就要变大，且为了便于牙齿的摄食和搏斗，唇和齿之间的活动间隙也不能过大。正是因为嘴唇前突，且活动度较小，嘴唇便变得不那么灵活。 古人类自从两脚直立行走后，双手便解放了出来，他们已经无须直接用口摄取食物，也无须直接用牙齿进行搏斗。他们用双手拿起工具与敌人搏斗，要比用牙齿威力大得多。 古人类的吻部向后收缩，是通过上下颌骨的前后尺寸缩短而实现的（图5.2-4），牙齿只是跟随上下颌骨缩短而向后收缩。颌骨向后缩短后，嘴唇与牙齿之间的间隙便有所增加，且上下嘴唇闭合时几成直线，更有利于嘴唇形状的灵活变动。 上下颌骨尺寸缩短后，牙齿的数量并没改变，为了保证上下颌骨内16个牙齿的排布，上下颌骨向前突出的弧线必须变缓（即曲率减小），这样便使前排上下牙齿咬合的时候更加垂直，更有利于齿音的产生。 ⑵ 舌头的改变。从表5.4-1 可以看到，几乎所有音素都需要运用舌头才能产生，可见舌头在人类的语音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 当“裸猿”因为生存斗争的需要出现鼻梁隆起和吻部后缩的变异后，舌头的基因并没有这方面的“生存压力”，因而舌头的各种状态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由于嘴唇和牙齿的向内收缩，致使舌尖离牙齿的距离更近了，甚至牙齿会碰到舌尖。为了避免牙齿咬着舌尖，舌头总是形成一个向后收缩的张力。这一张力，使舌头后缩，舌面上拱，舌头总是处于一种“束势待发”的状态。因而舌头的运动便会变得更加灵活，对于语音的多变起到重要的作用。 ⑶ 鼻腔的改变。虽然鼻梁的隆起仅仅是为了使鼻孔朝向下而进化的，但是它同时却增加了鼻腔的容积，使发声时出现浓重的鼻音。当双唇合拢（m），或舌尖碰到前上腭（n），或舌根顶着后软腭（ng）时，均迫使引起声带振动的气流改从鼻腔通过，使人类的语音增加了鼻音的成分。 由于人类鼻梁隆起，吻部后缩是因为人类直立行走而出现的变异，因而从某意义上来说，声音语言是人类直立行走的副产品，它并没有深埋于人类的基因中而必须后天习得。
人类丰富的语音是怎样产生的 丰富的语音须要运用鼻腔、嘴唇、牙齿、舌头等器官对引起声带振动的气流产生不同的阻滞才会产生。汉语拼音由400多个音节组成，每个音节都有4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就使400多个音节变成1600多个基本音。而这400多个音节（或1600多个基本音）则是由56个音素组合而成（包括21个声母和35个韵母）。下面我以汉语拼音的音素进行分析，鼻腔、嘴唇、牙齿、舌头等器官对各音素是怎样产生作用的（表7.10-1）。
从上表可以看到，唇音的占比最大（45%），舌音次之（41%），鼻音第三（30%）。下面我再对400多个音节中的鼻音进行分析。 在声母中只有2个是带鼻音的，那就是m和n，我把它们叫作“前鼻音”。韵母中尾部带n和ng的，我把它们叫作“后鼻音”。其中n为“轻鼻音”，ng为“重鼻音”。m是嘴唇闭合，发声气流从鼻孔中出去，又叫“唇鼻音”； n是舌尖顶着上腭，发声气流从鼻孔出去；ng则是舌根顶着后腭，发声气流从鼻孔出去；n和ng又叫“舌鼻音”。在总共400多个音节中，带鼻音的音节就有285个，占比达到70%。带唇音的音节更多，有299个，占比更达到75%。 “裸猿”的鼻、吻的进化正好创造了使声带振动的气流出现多变的阻力条件，这就是人类产生丰富语音的物质基础。鼻、吻的改变，使发声器官出现了如下的变化： 1.
鼻腔 2.
嘴唇 3.
牙齿 4.
舌头 自从人类在旷野中直立行走，鼻吻部便出现了适应性的变异。人类复杂的语音正是在人类的鼻梁隆起，吻部内缩后才得以形成，有了复杂的语音，人类才产生了声音语言。有了语言后，人类在思维时动用的脑细胞数量明显减少，减少了约1万倍。 鼻梁隆起致使鼻孔朝下，是人体一个结构性的重大改革。语言的出现使人类进行复杂思维成为可能，人类便可以通过“绞尽脑汁”，运用复制的模式，使各种概念在大脑中迁移，于是记录相关的或有联系的概念的脑细胞便有机会聚到一起。这一过程使人类的大脑有机会运用现有的概念产生出全新的概念——这就是人类独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 语言是人类在旷野中直立行走以后，与之有关的器官相继出现了进化，才逐步产生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就是人类在旷野中直立行走的“副产物”。 可能有人会反斥，“猿也是直立行走，怎么就不产生语言呢？”其实猿和人分道扬镳是在20万年前“夏娃”脱掉体毛变成“裸猿”时开始的。由于仍然依傍丛林，猿没有脱掉体毛；反过来，也由于猿没有脱掉体毛，它离不开丛林。而“裸猿”则因为脱掉了体毛，他们可以离开丛林，到草原上，到旷野里，可以走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中生活。 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了，只有在旷野中直立行走，“裸猿”才出现“鼻梁隆起，鼻孔朝下”，“吻部内缩，嘴唇合拢”的适应性变异。“裸猿”那些与发音有关的器官才得以改造，并得到逐步完善。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的改变居然使人类产生了声音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并没有深埋于基因中，它的产生仅仅是间接进化的结果。人类的声音语言是后天获取的，据说如果一个人在5岁以前没有接触声音语言的机会，他将永远是一个哑巴，这就是一个证明。
动物的发声都是比较简单的，都由声带的振动引起，加上频率的改变，振动的长短，口腔的开合，只有为数不多的音节（从表
7.10-1中可以看到，在汉语拼音的音素中，只有4个是纯口音，占比仅为7%）。它们的用途大都用在为了获得生存与繁殖的几个重要的环节上，例如：警告、吓唬、呼唤、求偶等。我们不怀疑，这些少数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声音很可能已经深埋于DNA中（这方面留待生物学家去探讨）。 人类的语言和由语言带给人类的思维（或知识），仅仅是人类在旷野中直立行走的副产品，是人类鼻吻部改变后才形成，是后天习得，属获得性技能，与基因的遗传特性无关，同样是不可以遗传，这正正说明人类学习语言和知识是何等的重要。 其实人类在还没有出现语言之前，是靠图象进行思维。由于图象思维运用的脑细胞很多，这时大脑细胞有往增多的方向进化。一旦有了语言，人类的大脑细胞就失去了往增多的方向进化的动力。相反存在缩小的趋势。 当前还流行“意识是人所特有的精神活动”（《新体系哲学…》—黄锦奎）的观点也似有商榷之处。“据估计，在人脑所获得的外界信息中，至少有70%以上来自于视觉系统，因此，眼是人体最重要的感觉器官。”（《人体生理学》—孙庆伟、潘桂兰等）其实动物和人一样，通过眼睛从外界获得的信息输入大脑后，同样会引起意识。只要有大脑、有眼睛，任何动物都是有意识的，不过它们的意识载体是图象，而人在掌握了语言后的意识载体是图象+语言（主要是语言）。下面是我亲自观察到的一个实例回答了如下的问题：儿童在还没有掌握相关语言时是如何进行思维的？儿童在还没有掌握相关语言时是通过图象进行思维的（儿童对卡通片情有独钟大概也是图象思维的原因吧）；先天聋哑人也是通过图象进行思维的；因而我们可以推测：意识不独人类所独有，动物同样可以以图象作为载体进行思维。 第十一节 语言的运用是人类与动物的分水岭（4） 图象思维与语言思维的区别 图象和语言究竟是怎样记忆在大脑的呢？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这里所说的语言特指声音和文字语言）。 其实生物细胞可以与数字电子原件类比（参阅第七章第一节）。而视网膜则可与电视屏幕比拟，只是它们的作用过程刚好相反。电视屏幕是把电信号转换为图象，而视网膜则是把图象的光能转换为视神经冲动的电信号。一侧眼睛视网膜上有1.2亿个转换黑白信号的“视杆细胞”和600万个转换彩色信号的“视锥细胞”。经过转换后发出的神经纤维有120万根，每一条视神经线把经光电转换的视神经冲动信号送到视觉中枢，两侧眼睛视网膜发出的神经纤维共有240万根。由此可以推论，视觉中枢接收视觉信号的神经细胞最起码要有240万个。 在电脑中，记忆一幅普通的图象，在象素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约需要200kb～500 kb（20～50万字节）的容量。而每一个字节须要8个记忆元件，也就是说，电脑记忆一幅图象约需要160～400万个记忆元件。这一数字与视觉中枢的神经元同属一个数量级。如果我们假定人的大脑视觉中枢内的一个神经细胞相当于一个记忆元件能成立的话，人脑记忆一幅图象就需要占用240万个脑细胞。 以相同的方法类比，电脑记忆1个字母或数字，只要1b（8个记忆元件），记忆1个中文字也只要2b（16个记忆元件）。如果上面的假定成立，人脑记忆1个字占用的脑细胞就不会超过16个。 我的孙子如果认识“5”字的意思，他可以凭501单元门楣上的“5”字来判别“爷爷的家到了。”记忆一个数字，只需要8个大脑细胞，而记忆一幅金鱼缸的图象，则要240万个神经元，两者相差30万倍，真是天渊之别。 广义的语言思维包括如下几方面：① 图象思维。动物的思维、幼儿的思维、聋人的手语思维，都属图象思维。这是生物界最早出现的思维模式。② 声音语言思维。正常人在掌握了声音语言后的思维，又叫语音思维。③ 文字语言思维。聋人掌握了文字语言后的思维。 这里主要介绍正常人的语言思维模式——语音思维。为什么正常人的语言思维都是语音语言思维而不是文字语言思维呢？原来在语言的形、音、义三个基本要素当中，语音是第一位要素，人类的语言首先是以语音的形式形成，世界上有无文字的语言，但却没有无语音的语言，语音在语言中起决定性的支撑作用。这一作用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 ⑴ 人类语音语言的进化史明显早于文字语言的出现史。20万年前，当人类脱掉体毛后便能进入草原和旷野中生活，而在旷野中的生存环境使人类的鼻梁隆起，吻部向后收缩，于是人类便出现了产生多变语音的最基本的生物学条件。同时人类大脑不断增重，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记忆和想象、判断和推理的能力。再加上人类的群体生活，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口音与大脑里的概念便形成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人类的语音语言便逐步形成。据估计，人类语音语言的开始形成的历史最少也有15万年的时间。 而人类的文字语言，据考证是在1万年前农耕时代才开始萌芽，随着人类由野蛮向文明过渡，是由先人们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经过了无数年月的不断创造和改进而形成的。由此可以看到，人类的语音语言的形成足足比人类的文字语言早了14万年时间。 ⑵ 每个人最早接触的是语音语言而非文字语言。语言只是人类鼻、吻部及大脑进化的副产品，因而人类的语言不管是语音语言还是文字语言都没有植入人类的基因中，都不属于先天形成，而仅仅是后天习得。每个人掌握语言有四个环节，而这四个环节有一个固定的顺序：① 语音听觉辨别；② 语音口语发音（与①联动）；③ 文字视觉辨别（与①②联动）；④ 文字书写（与①②③联动）。后面的语言环节都需要与前面各环节联动才能完成。 人类（健听人）首先是通过听觉建立起语音和语义的联系，从而获得了语言的能力；而文字只是在第二位上依附于已经建立的语音语言体系之上的视觉语言信息系统。所以，健听人用以思维的载体是建立在听觉之上的语音语言信息系统，相应的，处于依附位置上的文字可以表达健听人的思维，但不是健听人的思维载体。婴儿出生时便具有听觉和视觉，他正是利用听觉和视觉感受着周围的一切，这时即开始了语音听觉辨别；到一岁时，即能练习口语发音；到了五岁后才有可能进入识字和写字。 鉴于上述两方面原因，人类的思维过程都是使用语音语言进行，在思维的过程中，我们的感觉是在默默的说着我们所想的，是用不出声的口语来思维的。就算是阅读也是默默地用语音“读字”的。(转自《梁志强健康猜想》（上册）)
近日，花了一些时间对《人类是怎样获得语言能力的》一文作了些修改和调整。这次修改和调整在保持原有的主要论述的同时，主要增加了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文字在世界范围起源于象形文字，这亦是人类文字语言的起源。无论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伦比的楔形文字，以及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它们的形成都直观地取自于事物形象的图画。例如“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如同人们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状。 早期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直观地表明：文字不是别的，它是一种源自图画的符号，是一种符号方式的对象指称。“月”这样一个文字符号指称着天上被称之为月的那个对象，“马”这样一个文字符号则指称着所有被称之为马的对象，等等。在中文汉字系统中，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基本概念。 第二，人类的语言是一个生成、变化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它的声音基础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从喉咙里发出的生物性叫唤。当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从生物性叫唤走向文化性声符发展，成为一种有着指称意义的声符时，人类开始走向了语言能力的获得。 人类的语言从古至今，大体经历了“声符——口语——文字语言”三个发展阶段。 1、声符阶段。在这个人类语言生成的原初阶段，人类以其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指称相关对象，如对狩猎、采集对象的指称，食物分配物的计量指称等。这样指称，使得人类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成为了具有指称意义的声符。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人类的喉在喉咙里的位置因声符使用的生存需要而选择性地进化下降，造成音室增大，能够发出更多音节细分的声符，并进而使得人类的喉不仅能够发出更多的声符，而且能够实现声符的连续组合发音，推动声符向口语的发展。 2、口语阶段。口语是声符的连续组合，从声符阶段到口语阶段是难以用某种标志为断代的，我们只能逻辑地推断，口语是声符的必然发展。几个世纪来，西方学者深入非洲和美洲，对许多原始土著部落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考察，在这些没有文字语言的土著部落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部落口语，如在墨西哥就有350多种部落口语。这种部落口语是部落成员彼此交流和知晓的纽带。部落成员在祖祖辈辈的积累中，通过部落口语的种种实指定义，以及部落口语的传递和记忆，形成和表达着部落生活的生存知识和观念世界。 3、文字语言阶段。文字语言的出现是以文字符号的出现为标志的，没有文字符号的出现，人类的语言将停留于口语阶段而不可能进入到它的新的发展阶段，即文字语言阶段。因此，从口语到文字语言的发展，是可以以文字的出现为断代的。在我国，文字语言的出现，按学者们的认为，或者仓颉造字的历史传说，大体有着3500——5000年的历史。文字语言的出现，是人类语言发展的重大进步，它使语言走向了声符和文字符号的结合，以及声符同数字符号、几何符号、艺术符号的结合，并得到了文字的综合和文字书写的规范、记载、传承和统一。 语言从声符到部落口语，进而到文字语言的发展历史表明，语言不是开始即有就一成不变的，人类语言的历史，是一个生成、变化和发展的进化过程，有着它的生成性、原态性和不同的发展形态。 第三，语言以声符为原态。声符和叫唤的区别在于，声符是指称性的，而叫唤是生理性的。声符源于对象指称，当一个声符和它的对象指称由偶然到经常而获得恒常定义时，它就成为了人类头脑中的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即概念。如，当人类的头脑以“树”这个声符指称所有被称之为树的对象，并以此为恒常定义时，“树”这个声符，即在人们的头脑中成为了一种“树”的观念之物，即一种关于“树”的概念之物。从此，在人类的头脑中，这个世界有了一种被称之为“树”的东西，而被它所指称的各种各样的对象，则成为了它的各种具体显现形态。 语言以其直观的、原态的历史根基表明，语言是一种符号指称，当语言的指称在与对象的恒常结合中而被定义时，它就嬗变为了概念，并成为概念的表达。概念直接地生成和通达于符号的指称定义，其本质就是符号的指称定义。任何一个概念既具有它的指称性，又具有它的定义性，是指称和定义的统一。 概念和语言的关系是：语言是概念的表达，概念是语言的内涵。也就是说，语言是符号，概念是符号的指称定义。那么，如何来看待语法呢？ 从语言产生的历史过程来看，语言起源于声符，经历了“声符——口语——文字语言”的三个发展阶段。在这里，声符是语言的原发基础，而声符因其本身所具有的指称性和定义性，亦是一种原发概念，这在中文汉字系统，或者在早期人类的象形文字历史中是可直观的。 有了声符这样一个原发概念的确立，那么，关于语法的理解就容易看清和讨论了。我以为：语法是语词的组合方式，是概念的表述方式。当我们讨论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讨论主语、谓语、宾语，讨论主谓结构，使动用法，倒装句等等时，语法所涉及到的只是语词的组合方式，即如何以习惯的和通约的语词组合方式进行概念的表述。我们在读古文时，可以感觉到在文言文中，有着文言文的语法，有着文言文的语词组合方式和文言文的概念表述方式；在读现代文时，则有着白话文的语法，白话文的语词组合方式和白话文的概念表述方式。而在读英文、发文、德文时，则有着英语、法语、德语的语法，英语、法语、德语的语词组合方式和英语、法语、德语思维概念表述方式。 因此，语法在本质上是语词的组合方式，是概念的表述方式。不同民族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和通约，造成不同的语法、语词组合方式和概念表述方式。分析哲学把语法作为概念的本质，而不是概念的表述方式，则是颠倒了语法和概念的本末关系，我们当把这种本末颠倒再重新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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