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国家军事实力，赢得战争胜利，剩余的国家特别是战国七雄等主要国家都采取文物分职的方式，治理官僚、发展生产、强化军事等，大大提高了国家军事实力。随着社会体制的转变以及士族崛起，武术技击能力成为这些人谋求社会利益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士族的推动下，技击武术从军事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专业运动领域，迎来了我国武术史的第一次发展高峰时期。
一、战国时期的军事和武术区别
由于武术运动和军事运动两者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和内在联系，往往被很多人所混淆。在战国时期，军事运动和体育运动之间的界限逐渐清晰，孙子中提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个人武术运动水平高低与战争胜负无必然联系，军事运动则是一种高度及体会的集体活动，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苟子也提高“齐人隆技击其技击也得一首者，则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渔焉离耳若飞鸟然，倾则反覆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更是直接指出如果仅仅是依靠士兵的个体武术勇力进行作战的话，最终必然是“亡国之兵”。所以，武术技击只需要自己承担一定责任，而军事运动则更多是运用于团体间的决战 武术运动不受到队形的约束，运动人员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个人技艺。在史书中记载到，战国时期的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人民勇于攻战但是却怯于私斗，攻战也就是军事战争和军事运动，私斗指武术运动。由此可见，战国时期，武术和军事运动之间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区别。
二、我国战国时期的武术技击和特征
拳术是一种徒手武艺，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得到广泛流传。国语中提到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为了提高自己武艺和人民身体素质，要求在全国积极举荐“有拳勇股肱之力出于众者”，如果有知道的但是没有上报的，按照包庇罪论处。
对于战国时期拳术的具体技击方法没有史料对其进行记载，只能通过相关文献资料对其进行推测。在(史记》中记载，齐襄公宴请鲁桓公，把鲁桓公喝醉以后，让大力士彭生抱着鲁桓公上到鲁桓公的车子上后，把鲁桓公给“拉杀”了，在鲁桓公下车之前就已经死去。从这段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断，彭生很有可能是使用了擒拿技法中的“扼颈”动作，在鲁桓公上车以后，乘鲁桓公醉酒不省人事，用臂膀扼住脖子用力后拉让其窒息而亡，在(镥秋公羊传》中记载了另外一件拳术事件，宋万和宋闵公在打斗的时候，把宋闵公的脖子给扭断了，仇牧听到消息后急忙赶来，在门口遇到宋万并用剑指责他，宋万大怒，用手从侧面击碎了仇牧的脑袋，甚至连牙齿都被打掉在门槛之上。根据宋万的攻击仇牧的力度和动作路线推测，宋万使用的招数和现代搏击运动中的后手摆拳极为相似。因此，早在战国时期，我国武术中已经有了擒拿这种拳法。东周时期，剑才成为战争中重要的兵器。春秋时期，剑身较短，只有5O厘米长，而战国时期的剑增加到70-100厘米左右，主要是以铜剑为主，也开始出现铁剑，兵器是军队武器的重要装备之一。随着铸剑技术日臻完善，剑技开始发展，当时文献资料中有记载到“吴王好击剑，百姓多剑瘢”，是战国时期剑技发展的真实写照，由(住子》中的记载“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可以推断战国时期剑技有以下五个方面特点：第一，参与击剑的人数较多，并且开始向职业化方向进行发展，第二，从单向度的技击方向开始有所突破，并具备一定的娱乐和表演功能，第三，击剑的专业化水平开始提高，并出现专门的击剑道具，例如佩剑和剑服等专门器具，第四，战国时期的基建开始形成了行业形象，例如“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嗔目而语难”，第五，当时击剑具有很高的杀伤力，死伤率较高。
战国时期的击剑技术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剑有长短，风格有别。赃子)中有记载，吴王问庄子“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庄子回答说“臣之所奉皆可”，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战国时期的佩剑长短与击剑技术有很大联系，否则吴王就不会那样问祖昂子了。在现代，同样都是现代击剑运动，但是佩剑、花因为使用的道具不同，它们在技术风格上也迥然不同，由此可以推断战国时期的击剑技术和佩剑长短有很大关系。第二，击剑过程中十分重视战术和战略运用。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其短短的260年时间中，我国从奴隶制度向封建社会进行变革。随着社会环境和思想思维的转变，武术也逐渐从军事运动中分化出来，开始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战国时期武术在技击方面不断突破陈规，衍生出竞技、娱乐、健身、表演的诸多功能，为我国武术技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毕世明．中国古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 990．
[2]马明达．说剑丛稿[M]．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90武毒怒2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