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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3月11日的报纸，读到“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教授逝世”的消息，悲痛的热泪早已涌满了我的眼眶。
我与维铮兄是同年（1936）出生，已经有了三十多个春秋的交往，一向把他看作我学术上的引路人。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使我对他十分尊崇和亲近。抚今追昔，一幕幕令人难以释怀的往事，犹如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不断映现。
我是1972年春天从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调到辞书出版社参加新版《辞海》修订工作的。一下子面对大量古代儒家经典的训诂资料，我感到非常吃力。当时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成了我极好的自学读物。尤其是其中大量的注释，既详尽确切，又深入浅出，对于我理解词语和典故的意义很有帮助。有些注释，我几乎逐条查检原书，寻根究底，对照理解，从中揣摩两者的异同，领悟治学的方法。我后来撰写的《金石录校证》一书，虽然考释的路子与《中国历史文选》并不完全相同，但探究学问的根底和综合分析的能力还是通过这部书的学习而奠定的。有一次，听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此书的注释，其主要撰写人是朱维铮教授。从此我便对这个名字肃然起敬，希望能有机会结识他，向他当面请教。
经过几年编辑实践的锻炼，我有了独立确定出版选题的资格。1970年代末，由我执编的第一部重要书稿《史记辞典》决定上马。我想到的唯一主编人选就是朱维铮。经过登门邀请，介绍此书的总体设想和编写要求，维铮兄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并立即着手组织编写班子和进行资料准备工作。从此也开始逐步建立起我同他的真诚的交往和友谊。
1984年7月，经他整理点校的《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内容包括《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和《检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共四十七万五千字。我得到社里的赠书以后，借来浙江图书馆藏等善本，花了十来天工夫，从头至尾校读了一遍，发现共有二十三处可以斟酌和修改的地方，特地逐条引证资料写成一封长信寄给他。其中多数问题，可能是排印失误出的毛病，如：“已”误排成“己”，“祒”误排成“袑”，“辙迹”误排成“彻迹”，“菟裘”误排成“莬裘”，《尔雅》脱漏了书名号等。但是，确实也有少量属于疏漏而造成的知识性差错。请看以下三例：
（一）《訄书》初刻本《儒兵》第六：“君子曰：黠而愚！偶差智，故而騃。”
这里的“偶差智，故而騃”断句有误。此句的出典在《淮南子·原道训》：“所谓人者，偶■智故，曲巧伪诈，所以俯仰于人世而与俗交者也。” “偶■智故”即“偶差智故”，四字相连，不能断开。何宁《淮南子集释》引刘台拱云：“‘偶■’未详，字书无‘■’字。孙卿（即荀子）《君道篇》‘天下之变，境内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言人情物态齱齵不正，参差不齐也。又《本经篇》‘衣无隅差之削’……‘隅差’与‘偶■’声义相近……‘隅差’即‘偶■’之意。”又引苏舆云：“《淮南》‘隅■智故’之‘隅’，字或作‘偶’，衣邪谓之‘隅■’，人邪谓之‘偶差’，声义并近矣。”这里的“偶■”与《訄书》中君子所说的“偶差”都是“邪曲”的意思，通俗一点说，就是搞歪门邪道。又“智”“故”二字，意义相近，经常相对并称或连用。相对并称之例，如《管子·心术》云：“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庄子·刻意》云：“去知（智）与故，循天之理。”颜昌峣《管子校释》认为这两处的“故”字都应注为“巧”。“智”与“故”意义相近。连用之例，如《淮南子·原道训》前文云：“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又《淮南子·览冥训》云：“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这两处，汉代高诱对前者注为：“智故，巧饰也。”对后者注为：“智故，巧饰也。”由此可以确证，“智故”连用，就是伪装取巧的意思。因而《訄书·儒兵》中君子所说的两句话，应当标点为：“黠而愚，偶差智故而騃。”大体可串讲为：有些人看上去聪明狡猾，其实是愚笨的；有些做法看上去耍尽手腕，伪装得非常巧妙，实际上傻得可以。
（二）《检论·诗终始论》：“章炳麟曰：六代之乐，孔子独美《韶》、《武》，岂以《云门》、《咸池》、《夏濩》而非哉！”
这里先讲“六代之乐”，后面却举了五部古乐的名称，“六”与“五”对不上，可能乐名有误。经查，《韶》为舜乐，《武》为周武王克商之乐，《云门》为黄帝之乐，《咸池》为尧乐。“夏濩”无此乐名，应一分为二，《夏》为夏禹之乐，《濩》指《大濩》，为商汤之乐。这样，黄帝《云门》，尧《咸池》，舜《韶》，夏禹《夏》，商汤《濩》，周武王《武》，加起来正好六代六部古乐。
（三）《检论·原教》：“《春秋传》称‘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
从以上标点来看，似乎《春秋传》的引文只有“天未绝晋，必将有主”八个字。所谓的《春秋传》，其实包括《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种传文。这里指的应当是《左传》。查一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中所记介之推回答晋文公的话是：“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因此，《检论》这里的后引号应当移到“非君而谁”的问号后面去。
以上三例，都是《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中确凿无疑的标点断句错误。当然，发现这些问题，并不足以说明我的古文功底有多深。《章太炎全集》中的古字、怪字、僻字特别多，而且原本还有不少错字。第三卷共四十七万五千字。维铮兄要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在没有任何注释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把它分段分句标点，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当时担任《辞海》语词分册和《汉语大词典》的责编已达八年之久，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反复查检先秦两汉古籍的原文，对许多成语典故的出处可以说耳熟能详。一旦感到文字有误，立即能翻检原书或通过索引等工具书把它查检出来。类似上述三例的差错，在《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中最多不超过十处，即使加上排印的错字，一共只有二十三处。按照国家的规定，凡差错率超过全书总字数万分之一的才算不合格产品。维铮兄此书总字数为四十七点五万字，二十三处差错，其比例在万分之零点五以下，完全应当归在良好之列。我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反映给他，完全是为了让他在今后再版时加以修订改进，使这本书能够精益求精，锦上添花。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维铮兄在收到我的去信以后，竟然花了整整三天时间，逐条覆核查检了我提出的意见，随即给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回信，表明了他对待学术批评的态度。现将该信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文明兄：
六日手教拜读。上月底您驾临寒舍，未能躬迎，歉甚。您的关注已由陈维转达，至感。
……
拙校《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出版至今，尚未得到专家指正。实则中间确有校点错误。当时手头事情甚多，工作时断时续，兼以藏书不足，有时想检查，被它事打断，久之又忘了，故于故典常凭记忆，于近典又时逞胸臆，大悖考据准则，出错只可说咎由自取。印出后偶而翻阅，已发现好几处，每见辄为汗颜。少数误字及标点疏漏，在校样上已改，印出误漏如故，也无可如何。由于全集一、二、四、五卷校点错误颇多，尤以一、二卷为甚，均有专家作文予以批评，而三卷独无，故六月在杭州章太炎讨论会上，谬承与会学者夸奖，当时即倍感惶惑，逢此即声明三卷仍有错误，希望批评。
因而今得吾兄详予批评，读后欣喜异常。所指二十三则纰缪，均属事实。《儒兵》“偶差智，故而騃”，句读确误，当依尊示据《淮南子》改正。《正名略例》“蒲姑东土，奄君之号”，在点《检论》时查了书，但未及将《訄书》中改正，暴露确有据胸臆乱点的问题。《明群》、《原教》引号错误，即为凭记忆引书所致。《独圣》、《易论》两条错误，也是未细核查所致。凡此得尊示指示，惶愧之馀，无任感激。它如校误、刻错之处，前此已有发现，但尊示指出处较我已发现者尚多四处，足见我复读自己校点本亦颇粗心，得您如此细心一一予以指出，令我极为感动。
我自己发现的尚有数处，有的是当时没把握，应断未断，但也有明显不当处。仓促不及翻出标识处，仅录一条呈正。《独圣上》（P.102，5、6行）：“非申无明万物之自鼓舞者，然也。”“无明”下应加逗号，“者”下逗号应取消，否则不符原意。
总之，对您的指正，除感激外，只能引咎自责。此书出版，虽较它卷谬误为少，但于读者来说，有一谬误，倘不加辨正而引用，即致“谬种流传”。故而在我于心至为不安。鉴于此书再版不知何日，因此建议您将尊示“随记”著文发表，以将高见公诸读者，帮助我改正错误，未知俯允否？至盼有暇对拙稿予以指正，再次申谢。（倘尊示未留稿，祈示知，当璧还改作。）
专此奉覆，顺颂
文安！ 弟朱维铮谨上 九月十夜
读完这封并不太长的复信，我的心里不能不感受到强烈的震撼！作为一位久负盛名的学者，当自己的新著被别人指出了一些难以避免的差错时，他首先想到是深深的自责。即使是其中一处排校上的疏漏，他都说成为“谬种流传”。为了补救对读者造成的不良影响，他甚至建议我将这些意见“著文发表”，帮助他“改正错误”。这种发自肺腑、真挚恳切的话语，怎么能不让我深受感动呢！
后来，我因事去看望维铮兄，他留我在家吃饭，并亲自下厨为我炒了几个好菜。在促膝倾谈中，他还当着两位学生的面一再敦请我将这些意见撰文发表。这使我不由想起了一位诗人的名句：“心底无私天地宽。”正好拿来作为对他的评价。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既然把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全部告诉了您，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待此书重版修订时，这些意见可供参考，至于写文章发表我看没有必要了。
1981年下半年，维铮兄与姜义华教授合作编写出版了《章太炎选集》（注释本），其中涉及的一些过去标点差错的地方，都一一作了改正。
时间很快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和维铮兄都已年过古稀。大约是在2009年吧，上海出版博物馆的同志了解到我和维铮兄的这段往事，特地来到我家，要我把维铮兄的这封复信原件赠送给他们，供陈列纪念之用，并请我为《出版博物馆》杂志写一篇专稿供其刊发。他们对我说：“已经先约了朱维铮先生写，他还是回答：你们应当请金先生写，他最合适。”我考虑再三后告诉他们：“信可以拱手相赠，文章待以后再说。要写的话，也应当写他对待批评的高风亮节。”
现在，维铮兄永远离开我们了。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不少反映他治学严谨和为人处世高尚风范的文章。联想起几年前我对一位文化明星散文中一百多处低级文史差错所提意见遭到断然拒绝和冷嘲热讽的情景，不禁感慨系之。像维铮兄这样一生沉潜于古代文史哲经领域的学养深厚、众望所归，而又能严以待己、从善如流的学者，现在可说是少之又少了。为了使这种学者应有的高尚风范长存人间，有必要乘此机会将其回忆整理出来，公之于世，这也可以说是对维铮兄的最好赞颂和纪念。于是，我便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含着热泪，写下了这篇刻骨萦心的文字。 本文作者金文明，文载2012年3月1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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