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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在整个宋代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它是足以与唐诗媲美，并且代表着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一代之文学”。
词这种文学形式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已蔚为大观。宋词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它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词产生于民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宋代由于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时，就公开鼓励大臣们“多买歌儿舞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竞相追求享乐的风气。又由于宋代（特别是北宋）社会相对安定，政局相对稳定。词这种带着浓厚的娱乐色彩，几乎没有传统的政治、道德负荷的文学形式，在宋代终于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所以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宋词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北宋初中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代表词人主要有柳永、张先、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北宋后期的词，最大的特色是词的诗化，主要词人有苏轼、秦观、周邦彦、贺铸等。南宋前期的词强烈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词人有李清照、张孝祥、张元干等。南宋后期的词分为两派：一派以辛弃疾及其追随者为代表，多表现爱国精神；一派以姜夔、吴文英等为代表，主要在艺术上精雕细刻。
第一节
北宋初中期词
一、柳永
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于写词的词人，现存的近200首词收在他的词集《乐章集》中。从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表现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这一类作品在主题上与北宋以至晚唐五代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代表作是《雨霖铃》，全词通过景物描写，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离别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晚唐五代词相比，表现得更为细腻曲折。
第二类着重表现羁旅行役之苦。柳永一生浪迹天涯，对羁旅行役有真实感受，所以，这类作品往往写得真切动人。这一类可以《八声甘州》为代表。全词表现曲折，意境阔大，一向对柳永颇有微词的苏轼也不禁感叹“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几句“不减唐人高处”。这也说明了柳永这类词的成就。
第三类则是描写城市风光。这类作品在以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为主流的北宋词坛上，别具一格，是为词坛吹进的一股新风。《望海潮》（东南形胜）是这一类的代表作。
从风格来说，柳永的词分为两类：一类是雅词，一类为俗词。近代著名学者夏敬观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波之风，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手评乐章集》）这指出了柳永词两种不同风格的词的特点。所谓雅词，主要是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语言比较典雅，表现含蓄，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例如上文说到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望海潮》（东南形胜）等。所谓俗词，主要是语言通俗，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为了迎合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往往写得大胆直露，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要求。例如《定风波》（自春来）词中用了大量的俗语词，而且表现的方式也比较直白坦率。
由于柳永的俗词在语言上多用口语入词，所以，世人往往评之为“以言多近俗”、“词语尘下”、“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又由于这些词表现了市民阶层的趣味，因而在描写上更大胆直露，不加含蓄，所以又有“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的评价（陈锐《袌碧斋词话》）。
柳永在北宋前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柳词在艺术上有新的创造：一是大量使用长调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主的传统，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使铺叙手法进入词中；二是大量吸收俗语入词，使词更接近下层人民，从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三是采用了许多新曲调，使词与当时的流行音乐结合得更紧密。
二、张先
张先的词从内容来说，并无特别之处，还是以伤春伤别为主，写的多是“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如代表作《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今天看来，张先的词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独特的：第一，善于炼字。这方面最经典的故事便是他得名“张三影”的传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七载，有人称张先为张三中，“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风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余平生所得意也。”张先之所以对三个“影”字得意，原因在于炼字之精。第二是长调的运用。如前所述，沿袭期的词人大多用小令，而张先的词则较多地采用了长调，在这一点上，他与柳永有相似之处。例如《卜算子慢》（溪山别意）长达九十字，这在北宋初中期是较少见到的。第三是词序的运用。他的词往往有一个小序，交代写作的背景或缘由，这是以前的词中很少出现的。
张先的词特色不是太突出，但在当时地位很高，被认为是与柳永齐名的大家。
三、晏殊
晏殊生活优裕，人生道路没有太大的起伏。叶梦得《避暑录话》说他“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这就明确地道出了晏殊的词是为了遣兴娱宾，筵宴助兴而作。这也就决定了晏殊的词不可能具有太深刻的思想内容。
从内容来说，晏殊的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表现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这类词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如他的代表作《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即是如此。词以小令的形式，代言体的方式，用白描的手法写离愁别恨，既不用典故，也不用工笔，借景抒情，含蓄蕴藉。
另一类也表现了他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人生感受，但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主题是感叹时光易逝，宣扬及时行乐。如他的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这首词虽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样的名句，也真实地表现了他内心情感的波动，但缺乏深刻厚重之感。又如《破阵子》（一向年光有限身）这种表现及时行乐的作品在晏殊的词中不是少数。
总的说来，晏殊的词个性并不鲜明，内容和艺术均缺乏独到之处，但在当时的影响比较大。
四、欧阳修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诗、文、词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欧阳修的词也同当时的大多数词一样，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但是，与其他词人的作品相比，欧阳修的词有两个方面是比较独特的：
首先，欧词在内容上已不再完全局限于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而把山水自然、身世感慨引入词中，这就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例如，他的《采桑子》十首，专写自然景色；《临江仙》中，则有“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的人生感慨。这些都是当时的词作中较少见到的。
其次，欧词在表现手法上虽然以白描为主，但写得更为细腻生动。例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通过借景抒情和细节描写等，生动细致地表现了一位女子的苦闷，其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二句极尽曲折之妙：无人倾诉愁情，于是有问花之举；但花也不理睬，不理倒还罢了，还掉头而去，更添了无数烦恼。又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写一位新婚女子的生活情态，生动形象，惟妙惟肖。欧词艺术上的这种特点，显然与他深厚的艺术功力有关。
五、晏几道
从生活的时代来说，晏几道应属于北宋后期，但他的词却与北宋前期词比较接近，内容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男女爱情题材。不过，晏几道的词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多表现人生变化的梦幻感。在艺术上往往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融情入景，并巧妙地融化前人的诗句，将情感表现得既真实动人，又耐人寻味。例如他的名作《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和《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前一首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借对一位歌女的思念，表现了对人生变幻的独特感受，读来极为动人。其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二句于借用前人的成句，借景抒情中兼有对比，更是广为传诵的名句。后者也是表现对一位歌女的怀念，下阙“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虽化用杜甫诗句，但更为细腻曲折：别时盼望相见，但只能在梦中实现；真正相见之后却怀疑在梦中，又不相信相见的真实性。一真一幻，曲尽人情。
晏几道的词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当词风纷纷转向之时，他独远绍南唐，近承家风，保留着南唐五代词人的特点，多以小令来表现离愁别恨，成为南唐词的最后传人。
第二节
北宋后期词
一、苏轼
苏轼禀赋异常，天资绝人，在诗歌、词、散文、绘画、书法等方面均有创造性的贡献，是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
苏轼的思想非常复杂，他既受过良好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又受到佛教、道教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积极入世，关注政治和人民的生活。佛教和道教一方面使他经常产生人生无常、梦幻虚无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使他能比较冷静理智地应对人生挫折。苏轼的思想表现，是与他的人生际遇紧密相关的。年轻和仕途比较顺利时，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遭受挫折时，佛道思想便占了上风。在词的创作上，苏轼是宋词发展史上一座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古人评价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自有词人以来，未曾有人得到过这样的评价。可见，苏轼的词确实是非同凡响。
苏轼对词最大的创造，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诗为词。具体表现在：
第一、内容上，打破了过去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的传统，举凡怀古、悼亡、山水、田园、仕途失意、报国雄心、人生奥秘等，无不可以入词。例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表现的是打猎及报国之情，《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描写的是农村的和平劳动生活。这样的内容，在以前的词中是不可能见到的。从而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提高了词的境界，使词从以娱乐为主，转变为以抒发个人的人生感受为主，从而具有了与诗相同的功能与作用。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在题材上表现的是遇雨这样的生活小事，但是其中既表现了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又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因而在内容和境界上就远远超出了前人的作品。
第二，风格上，打破了以婉约为主的传统，既有婉约，又有豪放、清旷、幽美等。《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写得极其缠绵，其婉约不下于传统的婉约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则极尽豪放之至。风格的多样，使词多姿多彩，而不再是单一的一种风格。
第三，在词与音乐的关系上，打破了以词附属于音乐的传统，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工具。苏轼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说他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由于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音乐的束缚，这使得苏轼的词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因而更能表现出他的艺术个性。
第四，艺术手法上，变化多样。传统词往往上阙写景，下阙抒情，情从景出，情景交融，苏词打破传统程式，既有借景抒情之作，更多的则是随机应变，变化莫测，无一定之规，真正做到了融叙事、抒情、写景、议论于一体。
第五，语言上，高度诗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用典、词汇多从经典著作中来；大量运用流年、人生、人间、天涯、尘凡、光阴、浮生、浮世、今古、世路、劳生等抽象的词汇，将读者的思绪从对经验范围内的具体的生活感受引向抽象的思索；大量运用数量词如千古、千里、千骑、千家、万事、千顷、万里、百年、三万六千场等。
总之，词发展到苏轼时，它的娱乐功能减弱了，而抒情的功能大大加强了，实际上已经成了诗的另一种形式。至此，诗与词之间的那道鸿沟便基本上填平了。
二、秦观
秦观虽为苏门弟子，但他的词更多的接受了柳永等婉约派的影响，因此，多描写离愁别恨、男女爱情，风格偏于柔婉。秦观与其他婉约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首先，秦观的词并不是单纯地表现男女爱情，而是“将身世之感并打入艳情”，即借爱情描写抒发身世之感。例如他的代表作《满庭芳》（山抹微云），通过对一位歌妓的怀念，表现了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将爱情与身世结合在一起。
其次，他后期的词多直接表现政治上遭受挫折时的痛苦绝望心情，这在其他婉约词人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例如《踏莎行》（雾失楼台），一方面对景物的描写极为悲凉，一方面又直接抒发了远贬郴州时孤寂无聊的苦闷，其中流露出来的绝望心情，千载之下依然动人心弦。
第三，艺术上，秦观的词有两方面突出的特点：一是善于描写迷离朦胧的意境。如《踏莎行》开篇就写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展现了一种迷离的晚景。二是善于通过比喻、写景等手法，将无形之情写得既形象又富有美感。例如“春去也，落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这些描写长期以来都为人所称道。
过去，秦观一向被列为婉约派的大家，但他的词娱乐的成分减少了，更多的是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这又是苏轼影响的结果。可以说，秦观的词一方面继承了苏词突出自我抒情的特点，在词中表现身世之感；但又力避苏词过分诗化的特征（如用典、大量议论等）。一方面既继承传统词，特别是柳永词的婉约、铺叙手法，同时又扬弃了柳永的市井味。
三、贺铸
贺铸的词兼有豪放与婉约等多种风格。词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属于婉约之作，而且风情不减柳永、秦观等人。例如其代表作《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这首词表现因一位女子路过而引起的感情波澜，后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连用三个比喻，将“闲愁”写得具体而又形象。
贺铸对词的贡献主要不在婉约词，而在豪放及其他风格词的创作上。他的豪放接近于苏轼，但比苏轼更豪放，更有侠气、狂气，开了南宋豪放词中狂放的先声。例如著名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通过对少年生活的回忆，表现了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闷。全词写得悲壮苍凉，豪放之中不乏沉郁。其中对狂放行为的描写以及将个人命运与报国之心结合在一起的写法，是以前的词作中很少见到的。这样的作品，对稍后的张孝祥、辛弃疾、刘过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此外，贺铸还写了一些其他风格的作品，表现了他可贵的艺术尝试。与贺铸同时的著名诗人张耒在《东山词序》中说：“方回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既指出了贺铸词风格的多样性，也可见贺铸词在当时的评价之高。
四、周邦彦
周邦彦的词向来评价极高，有人称之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认为“邦彦词上承温（庭筠）、韦（庄），下开姜（夔）、吴（文英），为南北宋之宗匠。词法之精，无逾邦彦者”（周济《宋四家词选序》）。客观地说，周邦彦的词在内容上并无创新之处，仍然承袭婉约词的传统，以表现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为主。周邦彦的成就在于融合各家之长，力避各家之短，将词写得更为精致。其主要表现在：
在音乐上，周邦彦确定并创制了许多新调。他利用在大晟府任职的机会，对前代和当时流行的八十多种词调进行了重新审定，确定了各调中每个字的平仄，使各种词调定型。与此同时，他还制作了一些新调，例如《六丑》、《华胥引》、《花犯》等。这样，周邦彦写出来的词“下字用韵皆有法度”，格律严整。这种对音律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苏轼以来词的创作脱离音乐倾向的纠正，这对南宋的格律派影响很大。
在语言上，周邦彦非常讲究语言的锤炼、典故的运用以及对前人诗句的融化，因而形成了一种典雅工丽的语言风格。这几个方面，前人都已在词中有所尝试，例如用典在苏轼词中已不少见，晏几道、贺铸的词中也不乏成功化用前人诗句的作品，但周邦彦在这些方面后来居上，做得远比他的前辈出色。例如《西河》（金陵怀古），这首词化用刘禹锡的《石头城》、《乌衣巷》和古乐府《石城乐》三首古诗，天衣无缝，完整自然。前人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冠绝也”（沈义父《乐府指迷》。准确指出了周邦彦词在语言上的特色。
在结构上，周邦彦的词比柳永、苏轼等人的作品更复杂曲折。柳永、苏轼的某些词虽用长调，但结构并不复杂，周邦彦的词在时间和空间上转换频繁，极尽变化之能事。例如《兰陵王》（柳）是一首送别之作，全词分三阙，时间上时而现在，时而过去，时而将来，甚至有将来中的过去；空间上有京华、送别地、路途中等，转换变化，令人眼花缭乱。
正因周邦彦词具有以上特点，他才能够成为宋代词坛的大家。
第三节
南宋前期词
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占领了北宋都城汴京，并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史称“靖康之难”。以此为界，前为北宋，后为南宋。
一、张元干、张孝祥
张元干和张孝祥都是南宋前期著名词人，他们的词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表达爱国情感方面，二人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他们的作品最为后人熟悉的即为此类。例如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待制赴新州）与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两首词都将爱国之情与个人怀才不遇的苦闷交织在一起，感慨豪壮，掷地有声。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之处，张元干前期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传统的婉约词，而张孝祥词中，这样的婉约词就比较少。同时，张孝祥某些词风格比较接近苏轼，这又是张元干所缺少的，例如《念奴娇》（洞庭青草）有“小《赤壁》之称”，意思是它接近于苏轼的《赤壁赋》，有着《赤壁赋》所具有的思想感情、意境。这是张元干词中所没有的。
二、李清照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文学家，作品有词、诗、文等，但成就最高的是词。有《漱玉词》。
受生活境遇的影响，李清照的词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早期的词主要表现她作为少女和少妇的生活与情怀。在她的笔下，少女生活是充满欢乐的。如她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反映了李清照少女时代的生活，笔调轻松，充满诗意。少妇之词的主旋律则是抒发离别相思的感受，与少女之作相比，明显多了一分沉重。例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这首词写相思离别，从中不难体会到爱情带来的苦涩。与少女之作相比，更为深沉厚重。
李清照后期的作品则主要表现她作为寡妇的身世之苦、故国之思以及孤寂无聊的心情，情调低沉，凄苦悲凉。例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在这首词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相思的甜蜜或苦涩，有的只是一人独处，伶仃孤苦的凄凉与绝望，读来异常沉重。
无论哪一时期的作品，李清照都能写得独具韵味、真切动人，因此，人们将李清照这种独具韵味的风格称之为易安体。易安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情感真实动人。以往的婉约词，往往是代言体，即男作者代女子说话，因此，抒发的女子情感是作者想象出来的情感。李清照则真实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大胆而又真切。第二，语言浅显自然，却又韵味无穷。例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下忆吹箫》）。看起来似乎是平常语，读来却令人回味无穷，这表现了李清照独特的驾驭语言的本领。第三，情感表现形象具体而富有美感。例如“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运用各种手法，使情感的表现形象而具体。
第四节
南宋中后期词
一、辛弃疾与辛派词人
辛弃疾不是传统的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文人，而是真正具有军事、政治才干，因而他的词也就不是传统的文人词，而是英雄之词。后人将他与苏轼比较，认为“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是弓刀游侠”（谭献《谭词评辩》），比较准确地指出了辛弃疾与苏轼的不同特点，所以，有人评价他的词是“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辛词的特别之处在于：从内容来说，辛词的表现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就宋词总体而言，始终是“剪红刻翠”的婉约词占主流，南宋也是如此。而辛弃疾的词不仅描写离愁别恨，更多的是失路之悲、家国之忧、不平之气、愤懑之情，同时不乏农村风光、自然景色的描写。在题材的开拓方面比苏轼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尤其是他将词这种娱乐性的文体与国家、个人的命运紧密结合，使词成为一种抒发“英雄气”的庄重体裁，这比苏轼做得更为全面、彻底。
从艺术来说，辛词表现出十足的大家风范。
首先，辛词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无疑，豪放是辛词的主要风格，除此之外，他有的作品秾纤华丽似花间体，如《唐河传》；有的明白通俗如白乐天体，如《玉楼春》；有的轻巧尖新，如《丑奴儿》；有的婉丽清畅，如《念奴娇》；有的缠绵婉约，如《祝英台近》。更有将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的作品。多样的风格表现了辛弃疾兼收并蓄的才情与胸怀。例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这首词表面上看来是表现伤春情怀及后宫争宠的争斗，属于婉约词的范畴，但实际上却是表现辛弃疾在政治上被忌妒、排挤、打击的遭遇，这又属于豪放词的范畴，这就奇妙地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结合在一起。
其次，辛词的艺术境界阔大而充满流动感。这主要表现在豪放的情感、阔大的空间、久远的时间、富有力量和阳刚之气的意象等方面。辛弃疾的词往往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描写空间和时间，选取的意象也决非婉约派的兰柳花草，而是富有阳刚之气的意象。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摸鱼儿》）等。他对空间和时间的描绘使用的往往是百、千、万之类的数量词。如“千丈情虹”、“千里玉鸾飞”、“万斛琼粉盖玻璃”、“千古兴亡，百年悲笑”等。这样，就使辛词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雄阔之气。例如《沁园春》（叠嶂西驰），这首词的意境之阔，词中少有。词中表现出来的广阔的空间，雄奇的意象，罕见其匹的气势等，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再次，辛词在语言上融会贯通，既从古代各种文体的不同作家作品，如《诗经》、《史记》、《庄子》、《楚辞》、《世说新语》、陶诗、杜诗、韩柳散文中广泛地撷取精华，使词具有典雅之气，同时，又大胆地吸取民间口语，使词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西江月》）、“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
另外，辛词已表现出了浓厚的以文为词、以议论为词的特点。例如《沁园春》（杯，汝来前），在写法上完全不同于前人常用的借景抒情手法，而全以议论着笔，而且全篇均为对话，颇多虚词，类似于议论文，这在宋词中是不多见的。
总之，辛词在内容、风格以及艺术手法上，都能兼收并蓄，因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辛弃疾是宋代词坛上，苏轼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与他同时或稍后的陈亮、刘过、刘克庄等，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豪放慷慨如辛弃疾，但艺术成就则远不及，这些人史称辛派词人。辛派词人的词在内容上多家国之忧、不遇之悲，但题材不如辛词广；风格豪放，但不如辛词多样；多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过于直率，不如辛词蕴藉。
二、姜夔、吴文英
如果说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继承了苏轼的传统，以表现爱国的豪放之情为主，那么，与此同时，姜夔、吴文英等则承袭了周邦彦的衣钵，在词的格律、辞藻等方面下功夫，从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宋词。
姜夔的词大多为记游及咏物之作，所表现的情感也多为身世飘零和情场失意的感叹，如《暗香》、《疏影》。也有少数表现了对国事的忧患，如《扬州慢》等。
姜夔的词虽然在内容上并无特别之处，但艺术上颇为精致。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所以，他的词一个突出的特色是音节谐婉。同时，也讲究用字，善于渲染气氛。当然，最能代表姜夔词特色的是前人所说的“清空”。所谓“清空”，指的是在情感上主要抒发高洁的士大夫情怀，艺术表现上避实就虚，侧重于空灵的境界，色彩上偏于素净。如《扬州慢》（淮左名都）这首词，从序中可知，写的是作者到扬州后，见到扬州遭到兵火之后的感想。其中的忧国之情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表现方式上，这首词却避实就虚，扬州的惨状以及作者的感想均通过环境描写、气氛的渲染以及想象来表现，而不作直接的描写。而且强调了“冷月无声”的境界，在这种情景下，“清角吹寒”也只是起“鸟鸣山更幽”的效果。
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启吴文英等人，在宋代婉约词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后世的词论家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
与姜夔一样，吴文英的词在内容上也多咏物抒怀，艺术上也讲究音律，但与姜夔不同的是，吴文英更加注意辞藻，意象密集而又思绪大幅跳跃，且多用典故，读来颇觉晦涩。所以有人称他为词家之李商隐。
姜夔、吴文英之后以至元代，虽然词作者不少，但真正有特色的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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