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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选择构筑一座小屋，因为这可以让他把握住小屋的每一个细节，从门阶边覆雪的扶手，到为阻挡瓦莱的风而加设的内窗。 ………………………… 摇摆的记忆 文/李静睿 《记忆小屋》是托尼·朱特的最后一本书，口述这本书时他已经得了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那时候还没有“冰桶挑战”，知道这种残酷疾病的人不多，托尼·朱特在书中用《夜》介绍了病中的自己，语气平淡，略有调侃，“由于不能用手臂，我无法挠痒、扶眼镜、剔牙，或进行任何一项我们每天都要——不假思索地——做无数遍的事。即便是乐观地说，我也已经是个彻头彻尾依赖陌生人（以及其他任何人）的好意而活着的人了”。那些最让人难过的文字，大抵都是作者写下的时候并非想让你难过，在这一篇之后，托尼·朱特几乎不再提及自己的身体，这本书充满感伤，却并没有将死之人的暮气，阅读时还难免会被莫名戳到笑点，比如他说祖母的厨艺是“所有与她狭路相逢的绿叶菜，都会被她一一用煮锅折磨致死”，再比如写到法国高中生想要进入巴黎高师，得以海量填塞的方式学习，然后托尼·朱特打了个括弧：（一群鹅的画面跃然眼前）。 利玛窦说每个人都可独力打造专属自己的记忆宫殿，但托尼·朱特不喜欢“宫殿”带来的奢靡感，他选择构筑一座小屋，因为这可以让他把握住小屋的每一个细节，从门阶边覆雪的扶手，到为阻挡瓦莱的风而加设的内窗。病中难以动弹哪怕一根手指头之时，他在每个月每个礼拜的每天晚上都会重返小屋，“穿过那些熟悉的短廊，踏过它们旧损的石阶，并在两三把恰好无人的扶手椅中的一把上坐定”。小屋从空荡渐渐变为拥挤，装进他童年时候钟爱的伦敦绿线巴士、十八岁在以色列集体农庄里种植香蕉的闷热夏天、他越发乏味的第一次婚姻、他鼓起勇气邀请二年级研究生观看无聊话剧，这个有着明亮双眼的芭蕾舞者成为他第二任妻子。 很少作家能逃得过回忆人生的诱惑，有些人一生的创作也不过是在回忆一生。但记忆并非像叙述者那样笃定顺服，它永远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微妙地带，布罗茨基在《小于一》的第一句话就是：“回忆往昔的企图，和探究存在之意义的尝试一样，终将归于失败。这两种努力都让人觉得像一个去抓篮球的婴儿：他的手掌总是要滑脱的。”然而布罗茨基依然试图去抓起往昔的篮球，在滑脱之前，他记录下教室墙壁上领导的画像，彼得堡无尽的铅灰色河流，用《真理报》也无法遮住的一片苏维埃废墟。这些场景在文字中得以永恒，却并不负责提供完整真相，布罗茨基早就看出来，记忆背叛每个人，它太过任性，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将会记得什么。 略萨写《情爱笔记》时，在扉页中引用蒙田名言：“我根据我的想象力来记录我的生活。”后来他在《谎言中的真实》里，又引用西班牙诗人巴耶·英科兰：“事物并非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而是像我们所记忆的那样。”略萨以自己和前妻的故事写出《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觉得自己被回忆污蔑的前妻也写出一本《作家与胡利娅姨妈》，书名本来的意思是“小巴尔加斯没有说的话”，但是后来略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历史很可能将会偏向前一本书，这场喜剧就如同村上春树在《1Q84》里的感慨：“世界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记忆和相反的另一种记忆永无休止的斗争。”在记忆和记忆战斗的地方，唯有幸存者占领历史，插上经过他们认证的真相的旗帜。 “幸存者”这个词来自朱利安·巴恩斯前两年得布克奖的作品《终结的感觉》，如果不想剧透，就只能含糊不清地说：整本书讲述了一个悲剧，肇事者却对此浑然不觉，因为他无意丢失了记忆中那些关键性小碎片，当最后拼图完成，连他自己也难以接受。《终结的感觉》开头就是“我记得，虽然次序不定”，巴恩斯一鼓作气列举的那些记忆片段：手腕内侧闪闪发光、滚烫的平底锅让水槽里蒸汽升腾、一团团精子环绕水池、一条河莫名逆流而上、另一条河宽阔而黑暗、上了锁的门后冰冷已久的浴水……但在书的最后，这些记忆逐步被修正，我们以为忘记的只是次序，却不知道记忆本身也是千差万错。巴恩斯试图用一本190页的小书探索记忆的不可靠以及由此带来历史的不可靠，当人生见证者日渐减少，确凿的证据也慢慢消失，只有幸存者可以向别人讲述一切，历史并非胜利者的谎言，“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历史其实是那些幸存者的记忆，他们既称不上胜者，也算不得败寇”。 托尼·朱特是犹太人，《记忆小屋》中的记忆《托尼》一篇可视为他对犹太身份的自陈，他不承认任何一个拉比的权威，不参与任何犹太团体活动，不行任何犹太教仪式，也从不刻意只与犹太人交往，两次婚姻都不是和犹太女人，他也不爱以色列，但只要被问及是否是犹太人，他总毫不犹豫地肯定，“不然反而会觉得可耻”。在托尼·朱特看来，在犹太教拉比的训诫中，真正最持久也最独特的一句是：“Zakhor！——记住！”然而他又感慨，多数犹太人虽然听话，却不知这句话具体对他们作何要求，“我们便只是一个记住了……某种东西的民族”。身为犹太人到底应该记住什么？大屠杀几乎是脱口而出也永远正确的回答。 托尼·朱特不喜欢这种脱口而出，他认为这是将祭奠的手段和目的混同，也是对记忆的滥用，难道一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只是因为希特勒曾煞费苦心杀掉六百万同类？他甚至负气地说，如果没有希特勒，也许犹太教已经消亡了，因为犹太人将会变成欧洲人。这就是记忆的奇幻之处，当我们选择用记忆叙述自我时，不仅是重现过去，更是构筑当下与将来，个人如此，民族与国家同样如此。正如前面所说，历史是幸存者的记忆，但如果幸存者仅仅沉溺于从迫害中幸存的记忆，却也是将自我存在钉在他者的坐标系上，这是托尼·朱特不能接受的屈辱，如同个人不能永远在记忆中活着，集体的根基也不能仅凭记忆来担当。 托尼·朱特的记忆结束于最后一篇《魔山》，他眷恋地回忆童年时和父母去瑞士的小镇缪伦度假，2002年又在一个月的重度化疗后带着家人重回缪伦，那里有一条勉强称得上是路的小道，紧挨着小火车开过的铁路。他在贫瘠的战后出生于伦敦，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最后来到纽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者。托尼·朱特说从没有将自己视作在哪里扎下过根的人，“我们凭机缘在一处而不是在别处降生，又从一个地方渡到另一个地方，如此漂泊一生——至少我的情况是如此……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于何处结尾。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在最后一次登上魔山的八年后，托尼·朱特死于纽约格林尼治村的家中，他不是幸存者，却也留下这座记忆小屋，辛波斯卡有一句诗：“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的日期。”死亡就是这个无可动摇的日期，它关上小屋的门窗，等待历史中他人的记忆将其摇晃。 关于作者 李静睿，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出版有随笔集《愿你的道路漫长》和小说集《小城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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