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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欧元区的政策会不会促成强劲复苏？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鉴于2013年欧元区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17%（以市场价计算），这个否定答案对全世界都有意义。 制定欧元区经济策略的是德国。这一策略包含三个部分：结构改革、财政纪律、宽松货币政策。迄今为止，这一套政策一直未能创造足够的需求：2014年第二季度，欧元区实际需求比2008年第一季度少5%。 法国和意大利都受到鼓励要加快“结构改革”，以重启本国经济增长，鉴于这两国的重要性，这也就相当于重启欧元区经济增长。这两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占欧元区的38%，而德国一个国家占28%。在法意两国，被鼓励实施的改革计划都包括放开劳动力市场。法意两国都被鼓励效仿德国在2003年至2005年之间推出的“哈尔茨改革”(Hartz reforms)，人们往往将德国近期相对不错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归功于该项改革。 然而，哈尔茨改革没有实现的一点是创造活跃的总需求。从2004年第二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德国实际内需增长了11.2%，相当于1%的复合年化增长率。情况原本还可能更糟。这很难算是“经济火车头”应有的表现。 查看德国各部门的收支平衡情况，即政府、私人部门和外资的收支差距，就能更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德国私人部门对本世纪头几年哈尔茨改革的反应是，大幅增加财务盈余，即支出大大少于收入。由于政府财政赤字也缩水了，资本外流飙升。这是显著和突出的。简而言之，私人部门对劳动力市场改革和财政紧缩的反应是变得越来越节约，从而积攒下数量巨大（但往往质量低下）的海外资产。 在提高私人部门内需方面，改革收效甚微。相反，德国变得严重依赖外需。类似的，财政紧缩未能让私人支出变得更强劲。指望类似的劳动力市场改革能在法国和意大利提升需求，很可能将被证明是过于乐观。 这不是说哈尔茨改革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尽管增长非常疲弱，但德国实现了低失业率。英国尽管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仍然疲弱，但失业率也较低。在这两个例子里，劳动力市场改革都通过实际收入的停滞甚至下降，将大规模的负面冲击分散至整个人口。这种调整的特征之一就是低生产率。在德国工业中，生产率自2007年起就没有再提高过。英国的生产率表现也一直不理想。但德国7月失业率为4.9%，英国仅6%，而法国为10.4%。 结果是，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促进需求毫无作用、或作用很小。在德国的例子中，很大一部分需求来自国外。这对整个欧元区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一个可能性是欧元区将寻求创造与德国一样高的经常账户盈余与GDP比率。这意味着欧元区的经常账户盈余必须从2013年的3000亿美元增至9000亿美元。 这种状况绝不可能持续：世界其余地区无法吸收欧元区这样大的经常账户盈余，欧元的升值也很可能使之挫败。能够对结构改革形成合理补充的措施是，在欧元区内部创造额外需求。无论如何，这样的措施对克服超低通胀以及通缩可能性造成的困难都是必需的。德国仅1.2%的核心通胀率太低，无法让调整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 鉴于常规货币政策已到达极限，我们只能选择非常规货币政策或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两种政策在德国看来都是下策。 然而，部分缘于其避险地的地位，德国还能够以极为优惠的利率借款。30年期德国国债眼下的收益率为1.8%。如果假设欧洲央行(ECB)能够实现其通胀目标，这意味着长期实际利率为零。借款成本低得可忽略不计，必然会改变人们对财政赤字成本的看法。德国应该以这样的利率对其债务进行再融资，并增加借债为额外的公共投资提供资金。抛开利率关注赤字和债务是不合理的。同样，关注法国的赤字水平是否超标也是荒谬的。就连法国的10年期债券收益率都为1.1%。各个市场都在尖叫：多借钱！ 欧元区面临的巨大难题不在于创造制度，而在于促进调整、恢复增长。我们不能期望欧元区人民能永远保持耐心。事实上，经济停滞持续下去会带来哪些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称欧元区国家必须进行大量长期改革，这话没错。但德国认为改革本身就能创造强劲的增长，这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德国本身在改革方面的经验就能一举证明：改革本身无法做到这一点。 另外，依赖于越来越大的顺差也是不合理的。能够在德国一个国家身上起作用（是否起了作用还有争议）的政策，无法在一个逾三倍于德国的经济体身上起作用。 欧元区必须在加大改革和增加需求之间实现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它必须认识到持续的停滞对稳定是个巨大的威胁。欧元区应该冒险采取扩张政策。眼下扩张是条更安全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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