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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南昌大学（原江西大学）中文系任教，有缘结识一批同事，后因种种原因到母校所在的广东另谋职业。 改行的艰辛不提也罢，一晃多少年过去了，不知不觉自己到了退休年纪。闲下来与当年南昌大学的老同事互通音讯，得知胡老师、刘老师和罗老师已不在人间，“兔死狐悲”的形容或许不雅，但“物伤其类”的感慨却无比真切。 一、胡老师 胡老师是上世纪50年代初，南京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学养深厚、思维敏锐，辩才无碍，极富幽默感。我刚刚走上教学岗位时，承胡老师赐教指点迷津，胆壮不少。 胡老师在系里同事当中拥有两项之最，一是藏书最丰富，二是音响设备最好光碟最多，无论藏书还是光碟都是相当高品质的。这两个之最，体现他的爱好和品味。去世后，他的夫人传出话来，想出售老胡的藏书、音响和光碟，一来物尽其用，二来换些钱贴补家用。 胡老师学问好眼光高，职称却不高，主要是述而不作，没有多少文字问世，许多同事都为他惋惜。 胡老师上个世纪初由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高教部工作，1957年中了“阳谋”，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遣送原藉，接受群众监督改造，长达20多年的时间，在老家南昌靠拉大板车、裁玻璃为生，直到1980年代初得到改正，本该由在北京的原单位高教部落实政策，却阴差阳错被协调安排到南昌大学任教，年过50才找了一个老伴建立家庭，没有子嗣。胡老师有一次和我谈起：你懂吗？“断香火”，按中国人的传统，等于死无葬身之地哪！ 胡老师是患肺癌去世的。以他的身世推论，临终心头比常人必有更多不甘，但如果愿意寻找慰藉，倒也不难：作为曾经的“极右分子”，他毕竟幸运地熬到了“改正”，当了十几年体面的大学老师，没有在社会底层一辈子走到黑。 二、刘老师 刘老师个子不高，长得一副菩萨像，成天笑迷迷的，与世无争。我改行后，在新环境中，有一段时间日子比较难受，于是不免后悔当初的选择，晚上做梦，梦到的竟是刘老师笑迷迷的样子，感到还是当大学老师养尊处优，如果你有激情有能力不妨与时俱进笑傲江湖；反之，也可以安步当车随波逐流，谁也不能太为难你，教师教师，教书是根本，而教书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刘老师在教学之余还兼任过几届学生班主任，深受学生爱戴。2006年，他带过的82级毕业20周年聚会，把他作为上宾请去。聚会结束后，余兴未了，在著名风景区弋阳县当宣传部长的学生请他去“风光”几天。这本是一件赏心乐事：学生能有出息不易，更不易的是有了出息还这么在乎老师。那几天，刘老师肯定极其愉快。学生款待老师的费用，不问可知，自然是公款买单，享受公款买单与班主任常年对学生所作的政治道德说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矛盾，那是没有功夫考虑的，反而会有一种相对于其他同事的心理优越感吧。谁知乐极生悲，在游玩的过程中，出了车祸，做部长的学生做了截下肢手术，捡回一条命，而部长款待的班主任老师被甩出车门再也没有醒过来。不知事后，欢庆毕业20周年的82级学生们是如何向刘老师家属包括师母交代的。 三、罗老师 罗老师是教古典文学的，学术能力在系里属于中上，在同事当中较早有专著问世，主题好像是论述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楹联智慧。同时他还是一个有很高政治觉悟的学者，被校方委以中文系兼职“卧底”（正式的叫法不知是什么，也许是“信息员”？）重任，负有观察搜集汇报同事之间思想动态的特殊使命。在非常时期，卧底汇报情况的频率曾经由一个月一次强化为每天下午一次。 这一特殊使命一方面使罗老师成了一个令人害怕的同事，另一方面又使他遇到了双重尴尬：一重尴尬是，卧底身份需要严格保密才能发挥最大效用，但是罗老师的卧底身份在系里几乎是公开的，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使他很难搜集到有价值的情报，比方说本人，经同事提醒罗老师的特殊身份之后，就“敬鬼神而远之”，万不得已碰上了，也不肯胡说八道授之以柄了。另一重尴尬是使罗老师受到孤立。罗老师以教授之尊承担特殊使命，从根子上说，还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被人诋毁和颠覆，表现了爱党爱国的高尚情操，应当得到组织的关爱和广大师生员工的敬重。可惜，那年月整个校园里似乎正气不彰，以至罗老师口碑不佳。也许是年龄过线，罗老师不畏人言多年执行特殊使命劳苦功高，却没有换来应有的政治待遇。 前几年罗老师逝于癌症，有的老同事用因果报应来解释此事，我却坚持认为癌症是一种病理现象，与患者生前的社会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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