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清代台州各县修的县志有二十多部，其中临海七部，仅存（[康熙]临海县志》和《[咸丰]临海志稿》（残）两部。
《[康熙]临海县志》，洪若皋纂，创于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十八年（1679）在杭州付梓，刻未及半，为知府鲍复泰“借抄”而停，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台海道郑端的支持下，才得刻成。
这部志一共十五卷．分八门：舆地志、建置志、食货志，秩官志、选举志、人物志、杂事志、艺文志，下分六十七目。临海县志向无艺文，洪氏用了四卷篇幅收录，不少资料可以考文证史。但他着重的还是人物，他在自序中一开头就说：“志者，乡评之书也。”他的人物志也是四卷．加上选举志就是六卷。明代以后，府县志已大都倾向于“表彰先达”，对人物、艺文赋予了最大的注意。他的修志凡例十三条，就有九条论人物传的设置、分目以及分目的标准、收录的范围等。细到如何称谓都要讨论一番，有浓厚的讲学家气味。他对自己所撰的人物传也津津乐道，他是继《嘉靖志》而作的，他说：“按旧列传二百三十二人，兹新续九十六人；补旧志遗落二十九人；旧传简略与人不称，改新传一十八人；共三百七十五人，实手辑一百四十三传。虽惭拙笔，实系苦心。”
对洪志的评价，叶书《志原》云：“当兵乱、迁遣之后，文献凋丧，若皋订坠拾遗，为功不浅，然疏缺之弊，间亦有之。”这个意见比较中肯。对于他的“疏缺”，与叶书同时的黄瑞（1837-1888）曾作有《康熙临海志补遗》、《康熙临海志校勘记》各一卷进行订补。但《[民国]台州府志》卷六十九艺文略却说它“舛谬不一而足”及“借才异地”，这只是一种苛论。
《[咸丰]临海志稿》，程霖纂，咸丰十年创修，陈叶埙、洪瞻台（1795-?）二人采访。稿未成而程卒，遗稿后归洪锡彝家。民国二十年（1931），项士元“寒石草堂”从洪家购得三册。现临海市博物馆尚存一册。
至于失去的临海县志中，有二部值得一提。一是《[嘉庆]临海续志稿》，此书为洪蒙煊（1766-1824）郭协寅、沈河斗同撰，修于嘉庆初年（1796），历时三年，可见用力之多。在此之前，秦锡淳（1710-1786）曾撰过《乾隆临海县志稿》十二卷，梓未及半，因创修者知县许巽行罢去，稿即藏洪处，因而洪等撰写时资料比较丰富。同时，他们的态度也严谨。黄瑞云：“所引诸书，并录原文，标其名目。”叶书云：“近事未有记载者，则列其案牍，无案牍则注‘新增’二字以别之。间附案语。参互考订。论者谓远轶前志。”此书咸丰末年（1861）毁于火，但舆地、建置、职官、经籍、金石等稿当时还保存下来。现已不见。
另一部是叶书（1847-?）纂、杨晨（1845-1922）参修的《光绪临海县志》，计三十二卷。始作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迄于十九年（1903）。据叶氏自言，此书之成颇得力于黄瑞。黄氏曾与修同治志，因主笔政者采取剪辑方法，将各家遗书分散割裂，杂揉成书，黄知其不行，便另行采辑。他除撰成《康熙志补遗．校勘》外，又成（光绪临海志拟稿》、《临海古迹记》、《临海著录考》等书，这些都供叶氏取资。叶氏以后又“走甬、逾申、过禾、泛姚江、溯剡水，三年之中，四五往返，故家载籍，耆旧遗闻，广搜饫聆，以资考订。”中间复得杨晨为序凡例，杨氏并将自己“浏览抄录之本”供叶采择，所以这部书的资料价值是比较高的。书共分十四门：舆图、沿革表、疆域志、建置志、田赋表、学校志、兵防志、祀事志、官师表，选举表、人物传、大事记、古迹记、艺文志。书成未刊，稿原分藏叶书、何奏簧家。其后何奏簧等纂《民国临海县志》，十之八九即据此稿（据项士元《台州经籍志》评论）。其原书或已拆毁。
清代黄岩县志存者四部。一是《[康熙壬戌]黄岩县志》，八卷。康熙二十一年（1682）知县张思齐始修，潘文韬等纂，现尚存原刊本四至八卷三册。
二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知县刘宽在前书基础上续修，由平遇总纂的《[康熙己卯]黄岩志》，稿大部出潘最（1621-1701后）之手。书分八门：舆地、建置、版籍、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志，子目五十六。从其后五卷分门看，全同张修。王佩文在《[光绪]黄岩县志》序中评其“繁复丛冗，不足依据”，且遗落文献。其他“更可知矣”!把历史遗产说得如此一文不值，这种态度是偏颇的。
三是《[乾隆]黄岩县志》十二卷，王恺修、李汪度总裁，阮培元等纂。此志基本上按《康熙志》的格局，亦分八门；子目七十八，稍多于（康熙志》。所增的是版籍门增盐法，职官门增巡检，营制下又附海防、汛地。选举门则增寿官等。其寿官一目，《光绪志》笑它“可以不必”。周煌序此书云：“为类七十八，其六十则仍旧志而正讹补缺者也。其十八则皆其论文考献、博稽典故而别增附载者也。”
四是《[光绪]黄岩县志》。此书为王棻初纂，成于同治九年（1870）。光绪元年（1875），王应聘赴青田修志，知县郑锡滓邀王棻之友王咏霓（1839-1916）续修。全书四十卷，“为门十二，为目八十七”。另辅《黄岩集》三十二卷。二年（]876）书成，三年（]887）刻于杭州。书成后，王棻从青田返回，对刊本甚有不满，又为《校议》二卷，补刻于书后。
王棻为清代台州正统学者之后殿，其才识为一时台州修志者之冠。因此这部光绪《黄岩志》是颇为可观的。他看出后代方志重心转向了人物，其原因是“舆地版籍莫可损益，惟人物、艺文与时俱积，不可以不记，志之必待重修者，盖为此也。”但他自己却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志书为一邦文献所系，必须传信，因此，把注意力扩大到征文考献中来。他说：“吾黄旧志，凡沿革、山川、古迹。风土俱未详审，而文献所系，放失尤甚。今之所纂，壹以征文考献为重，凡旧志所未详者。皆加厘订，不敢因陋就简。以贻苟且之讥。盖其体虽稍异于古人地志之书。其用实足以系一邦文献之大。……固非苟焉钞撮旧闻而已也。”（《[光绪]黄岩县志．叙录》）这就使这部书超过了其前的台州各地方志。例如他志沿革，附著王咏霓《秦闽中郡非台州辨》（按：此题目不确当，其意是台州在秦不属闽中郡。——引者）、《汉东瓯立国考》、《章安非故冶辨》、《汉会稽都尉分部考》、《汉永宁非黄岩辨》、《六朝章安非临海辨》，可见其考虑问题的深；叙地理则用齐召南（1703-1768）著《水道提纲》、李诚（1778-1844）著《万山纲目》之法，又可见其斟酌体例之善。总之，凡有成篇，必重新用力。称得上是一部学人之志。
但是这书也还是存在某些不足的。譬如，他的乡土观念很重，所以在论沿革的时候，力辩黄岩立县为继章安。以明黄岩发展之早。而没有看到章安、临海等分县时．基本上是纵线划分，当时的黄岩，西部属临海，东部属章安。以后黄岩立县。和临海是横线划分，大体上照顾到分水岭这一地形自然特点．因此就章安与临海划分就是临、黄分治之始的说法，是无谓的。其它某些提法也徒增界域之见。
这里附带说一说在《光绪志》之前的《[咸丰]黄岩县志》”。此书原为姜文衡（1789一一1868）纂，成于咸丰十年（]860）。因“览者以为未备”，咸丰十一年（1861），知县曾元澄属卢锡畴（1821-1862）重加“搜葺”，由王棻执笔。当年冬，太平军人台，志中止。同治七年（1868），王棻复“总其事”，至九年脱稿。这就是这部《光绪志》的原稿。因此在《光绪志》之前是有《咸丰志》的。《台州经籍志》、《[民国]台州府志。艺文略》均载此目。《光绪志》采姜稿时也注明“姜志稿”，可在艺文志中却略而不提。前人修志，往往修一志毁一志，姜志可能也逃不脱这一命运。
天台县清志二部，均存。还有一部《天台治略》，前人也列入方志。实为不类，今不论。现存二部天台志，一是《[康熙]天台县志），十五卷，分舆地、建置、秩官、版籍、祀典、选举、人物、方外、艺文、杂志十门，七十二目。《[民国]台州府志．艺文略》云：“大抵因《万历志》之旧而增续之，然不免滥采诸家谱牒。”此书先创于康熙十一年（1672）。知县赵廷锡修，执笔者为袁日华（1622-1685）。据潘璋后序，是有成书的。后因耿精忠之变搁置。署县事李德耀等续修时却说辑而未成。李所续书成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执笔者有陈之益、许君征、朱溥、许琦等，可志上却不列他们的名字。李志梓未及半。黄执中来任知县，黄只动了一点小手术，就署上“李德耀、黄执中纂修”，于次年（1684）版行。对此书议者颇多，当时已有“陈、许家谱”之讥。利用修志，为祖先涂脂抹粉，是许多旧方志家的通病。此书还有胡编乱扯之病。如人物传，有名、字分载的，移兄作弟的。擅改科目的。添加事行的。从齐召南起就不断有人抉摘。张廷琛（1854-1911）称其“浅陋谬误，不堪胜纠。”张氏“举其大者”二十条加以辨正，附见褚传诰《天台县志稿》卷三十八杂记中。据《台州经籍志》云，张另有本书墨笔批注本，藏浙江省图书馆。
二是褚传诰《天台县志稿》。此书发端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金文田、朱国华、齐毓川、褚传诰等四人同纂，不二年局罢，任事者四散。光绪二十六年（1900），金文田将其所辑人物传汇为《天台耆旧传》四卷，分高士、循吏、儒林、文苑、孝友、忠义、卓行、方技八目，用聚珍板印行。民国初、二年（1912-1913），知事池文藻、金城等相继计议复修，由褚传诰总纂，许琼英、张郁明、许翌尧等分纂，又因故停止。民国四年（1915），褚传诰乃取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来各稿，独力自修，经过十八个月的检校整理，于民国五年（1918）完成，并写刻油印行世。
这部志共三十八卷，其凡例系与项士元往返商酌决定，略采王舟瑶修《[光绪]台州府志稿》六体并用之例，分图、星野表、沿革表、疆域表、职官表、选举表、前事表、舆地略、经政略、风土略，氏族略、金石略、经籍略、名宦录、人物传、列女传、方外传、丛谈等计十八门。五十目。其氏族略一门为台州首创。又改田赋、版籍等名为经政略也有新意。其选举、乡都、田赋等目为许琼英、许翌尧原纂，碑碣、冢墓等目大略均仍旧志，其它各目亦有采用友朋旧稿的。这些褚氏都分别在序言、凡例、小序中予以说明。除此以外，则应是褚氏自己所斟酌损益了。
褚氏自称此书为初稿，我们看到一本盖有“九云（褚号）所纂”印章的印本上确也不时有所补充，但都是补缺性质。项士元评为“较康熙志远胜”。这书的资料比较丰富。但褚氏修志的时代刚经历了一场辛亥革命，而他的思想状况则处在“欲新难新”的矛盾中，因此在书中除偶然看到他用“满清”二字指斥旧政权外，其他方面仍充满着尊王伐叛、纲常名分之语。如《列女传．节妇》中有一则云：“孙氏，清·潘汝梅妻。汝梅好吟咏，将死，口占示内云：‘结褵五载亦前因，泡影风花悟此身，我有一言卿记取，他时郑重膝前人。’孙得诗大恸。截发自誓。汝梅卒，停其棺于堂，寝食与之偕。”搜辑这种资料，是荒谬的。又褚氏的好名思想也很严重，修志凡例规定记事至宣统（1911）止，而他把自己民国以后的著作或作序的书都收录进来。乡土观念则使他对张廷琛等批评《康熙志》的意见也持否定态度。例如有一个许德著，《康熙志》说他是宝枯丙辰（1526）进士。反--对过贾似道，经齐召南等从《宝佑丙辰登科录》等书考证。证明二事均不存在，但他却照样纪录。其它漫收并蓄、多多益善之处还有。这使本书失去了不少光彩。
清代仙居县志共三部，除《同治志》未刊，稿存北京图书馆外，其馀康熙、光绪二志均在。《康熙志》三十卷，知县郑禄勋修，邑人张明焜、张徽谟纂。始创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三年耿精忠之变，稿被毁，至十七年（1678）再成。书成后，同时人朱之鹏（元冲）曾作《山人问答》一卷以讥，据云有“假甲第”、“假官爵”、“假诗文”诸目。咸丰、同治间王魏胜（1801-1881，字杏村，仙居人）编《安洲诗录），也指摘张明焜等恣意增削，大改原本之旧。据我们看。这书确也存在一些缺点。一是好改正，例如录诗词，“其有失韵脱格者，稍为推敲更定；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也。”作列传。想“上追龙门”（均凡例语）。这些想法都很可笑，所以《[民国]台州府志．艺文略》也说它“多浮词”。二是好坐实。旧志疑似之词，他们都要一一据以为真。如山川门葛仙井条，《万历志》云“相传葛玄炼丹于此”，而此志则说“后汉葛玄所凿”。又《万历志》不载七井起源。而此志则说“宋朱文公所凿”，等等。除缺点之外，则此志优点也是颇多的。他们修志时，还有应世虞等的《崇祯志》参考，其户口、田赋等志均比《万历志》为详，应当是有依据的。山川载也有实地依据。特别列“法度”一目，是台州其它方志所不见的，有很高文献价值。内记坊役、里役、粮长、条鞭、审丁、则壤等项的沿革历史。宛然像一幅幅明清二代的社会画。如“则壤”条云：
仙有官田、寺田、民田三等，腴瘠轻重原殊；就民田论，亦有上、中、下三则。先是明万历年间丈量，寺僧倡为官、寺、民田一则之说，吴公时来起而争之；乡官田稍腴．亦倡为民田一则之说．齐民群起而争之。僧与乡官争则乡官胜，寺田仍旧。民与乡官争。则亦乡官胜。至今民田一则，不以上、中、下分科，亦仙之一大患也。
吴时来在《康熙志》中是入《名贤列传》的人物，而在“则壤”中却指名记他的劣迹，这在史志中是少见的。在“里役”条，此书又记：
顺治十七年（1660），令康明远[将]绝户钱粮捺现里赔破，或株连亲戚。时太守郭曰燧阴险横暴，比周扇虐，民不堪命，悉转死他乡。
郭曰燧就是制造顺治十八年（1661）两庠退学案的祸首。郑禄勋初任仙居知县是康熙三年（1664），距郭任知府极近，志中能这样说，是很不简单的。我们估计这些都是郑氏的手笔。他还在“文苑”中立“申详”一目，篇幅达全书十分之一，连篇累牍地收录了反映康熙间仙居及周围地方军事、政治、社会情况的申文，虽也为表达他自己力支残局、维系民生的用心，但也讲了不少真话，如说到耿精忠之变时，他如实地说出清军屠城、社会残破的情况，未作讳饰之词。这些资料都是可贵的。
《[光绪]仙居县志》二十四卷，王棻、李仲昭同编，主要是王棻手笔。修于光绪十八年（1892），历时七月完成。此志依王氏《黄岩志》例，分十一门，诗文别为《仙居集》。王氏自序云：“县志之书，实具国史之体，与家谱绝不相同。万历、康熙二志及同治稿条分件系，非不灿然详明，然而或失之陋，或失之诬者，则以未考历代之史，而惟据诸家之谱也。今所纂辑，一以正史为主，辅以赤城新旧二志暨通志、府志，参考赤城前后二集以及名人之别集，乡献之遗书，金石之著录，而谱师之说概从略焉。”王氏修志，讲究传信，态度认真，如取于旧志的。凡有误字，均亲笔一一校正；所附诗文，也尽量补注出处。考订作者。但有时也要改字，从存真上看，是不妥的。
清代的太平志共四部，现存三部。《[康熙]太平县志》，知县曹文珽修，邑人林槐纂，康熙二十二年（1683）,成书。据曹文珽序，康熙十三年（1674），前县令郭治等已修将成书，因耿精忠之变散亡大半。此本是继郭志而修的。书共八卷，分舆地、建置，田赋、职官、选举、人物、祠祀、杂志八门，六十六目，有传本。
《[嘉庆]太平县志》十八卷，知县庆霖修，戚学标纂。戚字翰劳，号鹤泉，生平著作甚富，是太平著名学者。他还关心地方掌故，除《台州外书》、《风雅遗闻》等外，又编有《三台诗录》等。以学者而修志，故一向受人重视。《府志。艺文略》说他“学博文赡，于旧志多所补正。”书分舆地、建置、赋役、学校、祠祀、军政、庶政、职官、选举、人物、古迹、艺文、杂志等十三门，六十五目。其庶政、艺文等门，沿革、营制、海防、书目诸目均为新增。嘉庆十六年（1811）刊行，光绪二十年（1894）重梓。
但此志虽尽人说好。其最大贡献似乎还是在考人征文上。作者自序也是以此自许的。如说，“不见《宝佑丙辰同年录》，不知文天祥榜有吾乡郑居智、陈绍南、毛铸三进士也；不见周公谨《癸辛杂识》，不知陷王惟忠者别一陈大方，非大闾陈正也；郑元佑《白云漫士志》未见，则陶（木旁厦）之本陶（木旁厦），为九成远祖，地以人名者，莫得而详矣；杨循吉《七人联句记》未见，则赵宽之与徐宽，字、号同，址、贯全别者，因而混收矣。”不过，即使如此，仍有可议，《府志．艺文略》就说他“亦不免务于夸多，滥采谱家说”。王棻在撰《[光绪]太平续志》时，也随事拈出其不足，如说他叙山原本叶（良佩）志，而于滨海诸山则略举其名，不复叙焉”；记田赋则按旧籍，不采当时《赋役全书》；立书目一目，本戚氏“当日所尤留意者。而所遗尤多”，且不录序跋，“无以考见述作之大凡”，等等。王氏在《续志》中还专立“辨误”一目，以辨戚志之讹。内容达七十五条。但王氏也有误辨的。如戚志人物门有徐宽，记他“由海宁军籍登成化十七年进士”，王氏辨云：“徐宽当为海宁人。虽先世由太平迁，不得混收也。”谁对呢?王舟瑶据《太学进士题名碑》载：“徐宽，海宁所军籍，太平人。”证明其非误收。此处戚氏本不错。王氏误辨的原因，则如洪颐煊在《台州札记·序》中所指，戚氏（洪氏未明指）染有明人习气。“引书好改头换面如自己出”，使人无所依据，这也是一个学风问题。
王棻的《[光绪]太平续志》，系续戚志而作。他又编《方城遗献后集》，以续李成经的《方城遗献》与二志相辅。他一贯重视文献。他说：“邑之所重在文献，而文不足则献亦何自而传?”所以他撰《黄岩志》则纂《黄岩集》，撰《仙居志》则纂《仙居集》，撰《太平续志》则纂《方城遗献后集》。《太平续志》与戚志一样，亦十八卷。王氏修志凡例云：“台州六邑志书以戚氏《[嘉庆]太平志》为最善。此次重修．其凡例均依前志，略有变改，复增考异、补遗、附录诸目。或以正旧志之失，或以拾前志之遗。”所以卷数虽同，而分门立目则不尽相对照，大抵有缺则补，有遗则加，有事则续，有见则辨。两书相较．戚志以人物胜，王续则以文献胜。但王续八十年间，收“贞烈节孝”列女至近千名之多，篇幅占八分之一，亦是迂腐可厌的。
王棻续志之前，同治十一年（1872），知县吴俊聘邑人叶蒸云（1813-?）、陈澧等修过同治志，是否成书，在王志中没有反映。但王志在人物、寇变等门中是采及“叶志稿”、“陈志稿”的．可能当时修志者各自撰稿，尚未汇总。王志所引还有“柯稿”、“金稿”等目，则可能是王志分纂者柯作楫、金均两人之稿。（金亦与修《同治志》）各局所采的资料，王氏也分别注明。这里见出他的人我之分。
清代玉环志二部。玉环建县虽在民国元年（]912），但在清·雍正六年（1728）经浙江巡抚李卫奏准“展复”，设立玉环厅．即已成为独立的行政单位。雍正十年（1732），第一任玉环厅同知张坦熊即将玉环展复经过及其历史、地理、人物、典则等情况纂成《[雍正]玉环厅志》四卷，以见“初开新疆景象”。这是玉环的第一部方志。它基本上是同玉环作为建置单位一起诞生的。在这一点上，这部志有它不同寻常的价值。因为玉环厅的主要部分玉环岛孤悬海中，明初因倭寇扰乱，汤和巡视，移其民内陆，弃而不守，并刻石云：“居者死耕者断足。”清．顺治间，清廷慑于郑成功的威胁，复在宁波、台州、温州及福建沿海内撤三十里，直至郑克塽投降，始渐复界。《[雍正]玉环厅志》纪录了玉环的这一特殊历史过程，就使我们看见清廷如何在这一具体背景下建立起统治秩序的情况。这一情况还可能具有某种典型意义。
《[光绪]玉环厅志》十四卷，卷首一卷，杜冠英创修，胥寿荣续成。总纂是吕鸿焘。始修于光绪四年（1878），五年（1879）告成，七年（1881）付梓。书分舆地志、建置志、版籍志、风俗志、水利志、祠祀志、学校志、军政志、职官志、人物志、选举志、列女志、艺文志、杂记志等十四门，九十目。大要详于舆地、沿革，重视军政、水利设施，记及地形、潮候、风信等，都有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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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录于丁伋先生《堆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转载请征得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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