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东坡：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李金海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有一首诗，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文字很鸡汤。但正如会说笑话的人不一定快乐，心理学家就未必没有心理问题一样，俄罗斯文坛领袖普希金却不像他的诗写的那样豁达而洞明世事。心爱的人和一个法国贵族“劈了腿”，他很着急，想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决斗来解决爱情问题，但毕竟拿笔的玩不过拿枪的，结果技不如人丢了性命。

    同样是一代文坛领袖的苏东坡，就比普希金豁达得多，他像一个参透了人生的世外高人，用中国文人全部的智慧，隐忍而巧妙地同命运抗争。数十载官场载沉载浮，得意是他人生不长的插曲，而挫折是他人生永恒的主题。遭此生活欺骗，苏东坡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而在宋朝的凄风冷雨中，顽强地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奇。

    宋朝是个婉约的时代。那时，以柳永为代表的忧伤的小情歌大行其道，号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代推崇的明星也是柳永、秦观、晏几道那样病态的忧郁青年。幸好，犹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苏东坡横空出世，他以气象恢弘的豪放词与花娇柳媚的婉约风一争雄雌，给温婉柔弱的宋代词坛注入了大量雄性激素，从而“一扫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目高歌，而逸怀豪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一个天真的人注定是要头撞南墙的。在南墙面前，有人幡然醒悟而迷途知返，有人则坚持理想头破血流而无怨无悔，苏东坡就是后者。青年时，他怀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至君尧舜，此事何难”的万丈豪情与人生理想，走上政治舞台。但这个天性豪爽、天真烂漫、眼里全是好人的未来文坛宗师不知道，他走上了一条腥风血雨的不归路。

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主，什么都看不惯，跟谁都合不来。新党执政时，他看不惯改革派狂飙突进的改革，批评王安石的独断专行；旧党卷土重来之时，他不满司马光对改革的全面否定。所以新党旧党都不买他的账。苏东坡在政治上也辉煌过，他一生经历过仁宗等五任皇帝，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不仅做过吏部尚书等部级高官，甚至还做过英宗的秘书和哲宗的老师。按理说做了贴身秘书和一代帝师，这就是有了尚方宝剑和护身符了，但人生难料。估计在做哲宗老师的时候，天真正直的苏东坡没少批评，以他的脾气，生气时打过哲宗的屁股也未可知。结果哲宗一上台，就凶相毕露，把苏东坡赶到广东，后来干脆驱逐到鸟不拉屎的天涯海角了事。这件事告诉我们“我最深爱的人，却是伤我最深”的道理。

虽说宋朝是文人的黄金时代，但对于天真的苏东坡来说，绝对是场噩梦。一个官场小人精心构陷、莫须有的“乌台诗案”，让他入狱103天，差一点死在狱中。此后起起伏伏，被流放的越来越远。公元1101年，暮年的苏东坡写下《金山题像》：“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最好的总结，也为自己写下了人生挽歌。

    何止是“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一生多次遭贬, 飘泊不定,杭州、徐州、黄州、惠州、海南、常州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并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名句，为杭州做了最好的形象广告。在徐州，他率领军民奋战七十余日抢修防洪大堤，使徐州黎民免受洪灾之害。在惠州，他建设了供水系统，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在黄州，他不仅写下了光耀千古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极大丰富了黄州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他建议官府下令严禁溺婴，并创办育婴院，可以说是现代“弃婴安全岛”的创始人。在海南，他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极大地提升了海南水果的市场知名度。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医所，各地的“苏堤”、苏公祠，承载着人们对苏东坡心怀天下苍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美好怀念。在这些城市百姓的心里，苏东坡留下的是近乎圣人、福泽绵长的背影。

    一个心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知识分子，一个正直、善良、心胸阔达、才不世出的文学大师，为何结局如此残酷？为什么同样天真浪漫的李白，能够怀揣黄金，寄情山水，做个快快乐乐的驴友，而同样是天真浪漫的苏东坡，却是九死一生？这是时代的性格决定的。大唐盛世，社会风气开放包容，而宋朝的文化始终小心翼翼，大概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整天想着怎么才能保住位子吧。一个心理阴暗的王朝，是绝对容不下一个狂人的。所以，苏东坡的悲剧不可避免，历史让他无处可逃。

    狂放不羁是苏东坡性格的底色。因为狂，他惹人忌恨遭人报复；因为狂，他仗义执言不吐不快，他幽默豁达爱开玩笑。诗人郭功甫路过杭州的时候，拿了一首诗拜访苏东坡，自己很得意地朗诵一遍后，问苏东坡，我这首诗您能打几分啊？苏东坡说，我打十分，郭功甫很得意。接下来苏东坡很不着调地说，读得声情并茂打七分，至于诗的水平，打三分，正好是十分。郭功甫天赋异禀，据说是他妈妈梦到李白而怀孕生了他，号称“太白后身”，苏轼这样开玩笑，人家自然不快了。幽默是个好东西，但你最好幽自己一默，是为自嘲，但绝不可幽别人的默，那就是嘲笑别人了。历史学家刘贡父晚年患病，头发眉毛脱落，连鼻梁都断了，十分难看。苏东坡和刘贡父几个朋友在酒酣之际，现场改编了大风歌，“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刘贡父本来眉毛没了，鼻子塌了，苏东坡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个是拿人家的身体缺陷开玩笑了。所以说，苏东坡在这个方面做得很过分。

    苏东坡天真毫无机心，和谁都推心置腹，看谁都是好人。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对别人诚心以待，别人对他暗地使坏；他赠别人金错刀，别人背后砍一刀，他对别人放青眼，别人对他翻白眼。但苏东坡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好，继续对别人好而至死不悔。当年把他搞得很惨的好朋友宰相章惇遭贬，其子写信试探他一旦掌权后将如何处置他的父亲，苏东坡大度地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减也。但以往者，更说何益？”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

     多情未必不豪杰，苏东坡是一个情感极其丰富、内心柔软的人。他也曾偎红倚翠携妓出游，也曾续弦纳妾娶了好几个老婆，也曾和歌女诗酒相合，留下过香艳的词章，但没听说过有什么绯闻。他对爱情是严肃的，从来没有脚踏两只船，他只钟情于自己的妻子，尽管他有过三个妻子。苏东坡的发妻王弗，二十六岁时突然病逝于汴京，东坡悲痛万分，在王弗坟前长叹痛哭：“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祜！”以至于十年后，他流着眼泪写下了这首哀婉凄恻的千古绝唱《江城子·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巫启贤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准确地唱出了苏东坡的心境。苏轼的继室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但在王闰之跟随苏轼流浪天涯近三十年后，于四十七岁时卒于京师。苏轼悲痛万分写下《祭亡妻同安郡文》：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愧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此文深刻表达了“生死同穴”的决心和哀思。苏轼的第三位妻子王朝云本是歌女出身，是东坡的铁杆粉丝，两人年龄相差27岁，是老夫少妻的典范。东坡视朝云最为知己，为她写下《浣溪纱.端午》：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鬓，佳人相见一千年。

    在词中，东坡愿与朝云天长地久，永谐情好。但朝云福运不长，三十四岁就离苏轼而去。悲痛至极的苏轼写下这样的对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更思卿。”其情真，其意切，东坡可谓大丈夫。苏东坡是个参透了生死的人。在沉浮不定的人生面前，他表现出极强的适应力，无论是横遭贬谪，还是自请外放，都没有使他忘记初心，依然心怀天下；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能“此心安处是吾乡”，不随波逐流但能随遇而安，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漂泊天涯时，他“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如闲云野鹤般自得其乐。在黄州，苏东坡对酒当歌经常烂醉如泥。《临江仙夜饮东坡》：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就有谣传说苏东坡写了告别词，驾着小舟偷渡跑了。太守大惊，急忙派人寻找，而此时苏东坡正坦然酣睡，鼾声如雷，人生达观如此，唯东坡而已。且看他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在命运的起伏面前，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人生的道路上漫步轻吟、自得其乐。“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和“世间无常多少事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佛性有妙古今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减不增”的禅宗妙悟异曲而同工。

    纵观苏轼的一生，既是面对现实奋力拼争的一生，也是摆脱名缰利锁超然物外的一生。他在顺境时平静而不嚣张，处逆境中随遇而安但不消极；如日中天之际不害人，凄风冷雨之时不媚人；居庙堂之高时兼济天下，处江湖之远时乐天知命。这是一个在艰难世事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有人说，佛家要求人以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道家提倡人以入世之身行出世之事，而儒家则以入世之身行入世之事。而苏东坡完美地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融会贯通。在六十四年的人生苦旅中，儒家思想给了他金刚怒目猛志常在的百折不挠、积极奋进的力量，佛老哲学给了他身处逆境超然物外自我解脱的胸怀。在命运扼住他的咽喉之时，他没有像屈原一样绝望跳江，没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像陶渊明一样退隐山林逃避社会，而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大师南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我以为，这就是苏东坡的最高境界。

摘自《欲将沉醉换悲凉——北宋词人的命运沉浮》文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