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后的中国性学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1966年之前，性学研究在当时可谓昙花一现，王文彬于1956年出版《性的知识》、于光远出版《性知识》，吴阶平50年代开始从事男性性障碍临床研究，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的性学知识普及和研究长期处于沉寂状态，没有人敢涉足此项研究。 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国门渐开、思想解放、观念渐新，国家及国人对性的态度，比“文革”和“文革”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吴阶平于1983年出版《性医学》，阮芳赋出版《性知识手册》；1985年左右，中国性学会筹委会成立，潘绥铭在人大开设《西方性发展史》必修课……性学调查报告及田野调查研究，1989年，刘达临主持“中国当代性文化”——2万例性文明调查研究；1989年，李银河从事一项个体性行为问题研究，1991年潘绥铭进行中国人性现状调查（婚姻与性），对中国人的性问题、中国性现象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中国又掀起过一个不小的高潮，这一次的代表人物是李银河、潘绥铭、徐兆寿、王可等人。2002年《中国性科学》杂志正式发行出版，王可、张大宁提出“性商”概念，徐兆寿发表《非常日记》小说，性学又一次成为普通民众关注的话题，并借助互联网的优势，他们在网络上宣传性学知识，解答性问题困惑，使性成为一个“非常话题”。 学术界的“学”VS 大众脑海里的“性”然而，在“形势一片大好”的表象下，性学研究在中国的困境依然不容忽视。人们谈性色变，涉性讳莫如深。 改革开放初期作家陈醉一本《裸体艺术论》引起的热销和争论；中国美术馆举办人体艺术展时里三层外三层热情空前的人群；出版审查机制下所谓书籍的“节本”与“洁本”的故事；成人用品商店门前曾经竖立的大幅广告：“摆脱性愚昧，走向性科学”；鲁迅说：“看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力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中国人脑海对性的认识与想象，和鲁迅所嘲讽的或许根本未曾改变。性学家彭晓辉说：历朝历代包括国外为了让社会不要冲突太厉害太激烈，就要制定性的保守主义政策，于是你在性的问题上过多的关注，那你就可能有问题，进而上升到你道德水准有问题”。没错，社会要的是克己复礼，你过度关注，就是个“坏人”、“耍流氓”、“搞色情”。 破意识形态之牢笼 方可正“性学”之名李银河说：性学与其他学科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即性学从创立初期就是一个备受责难和争议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来自道德方面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它与其他学科殊为不同的一种遭遇。我们从未听说过经济学或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会受到道德上的责难；更不能想象像天文学、物理学和数学这样的学科被人从道德角度质疑。 然而，性学却的确遭遇了这样的困境。正如活跃于20世纪末的性学家威克斯所说的那样，研究性问题也许是一件挺危险的事，会使人“在道德上受到怀疑”。直到最近，至少在学术界是这样，假如你关注性问题的话，你还是会被视为边缘人，因为主流知识界关注的是一些主要学科。在性学创立之初，情况当然更加严重。性学的创始人不仅要像一个普通学科的学者一样从事自己专业之内的研究，还不得不负起与当时社会和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的重担。 从性学创建之始，性学家们的努力除了科学研究之外，还不得不包括力图使性学脱离清教主义、检查制度和各种各样的道德非难，这门学科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对保守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股冲击和批判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性学研究的外部环境逐步得到改善，性学渐渐赢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目前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性学研究仍然常常处于道德论争、社会辩论和政治话语的中心，但是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在道德上受到质疑的学科，而仅仅是由于其研究结果所引起的关注在道德、政治和社会反响方面比其他学科更多一些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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