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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遗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与中原王朝的争霸战争

 小记历史馆 2014-10-31

    这种情况下,南北双方“交好”。

    后周这一策略并非与唐交好,中原与南唐的矛盾根深蒂固,不可调和,周太祖这样做实质上是以退为进,即维持现状,积蓄力量,择机而动。而且,也在收买人心。广顺三年(953)年七月,唐大旱,淮水可涉,饥民渡淮而北者相继,周太祖下令说:“彼我之民也,听粜米渡淮。”对此,胡三省评论说:“观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

    五、树欲静而风不止

    事实上,后周和好南唐,除了集中力量对付北汉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恢复发展生产,改革朝政,振饬纲纪。对于连年战乱,一片凋敝的中原王朝来说,这是当务之急。在政局初步稳定后,后周太祖着手进行改革。奖励耕植,招抚流亡,平均赋役,以安民生;减免苛敛,限制寺院,减少浮食,以苏民困;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路,以缓民苦;扩建大梁,发展工商,整顿钱币,以广国用。同时,改革朝政,振饬纲纪,惩治贪残,澄清吏治;优免老朽,提掖人才;整顿司法,制订《刑统》。周太祖的改革为后周世宗所继承,取得了显著效果,后周实力大增,为统一创造了良好条件。对周太祖的作为,薛居正大加赞美,他说:“期月而弊政除,逾月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也…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

    后周在太祖的领导下国力蒸蒸日上,南唐一些有识之士就预料到这对南唐绝非福音,布衣邵棠上书说:“近游淮上,闻周主恭简,增修德政,吾兵新破于潭、朗,恐其有南征之志,宜为之备”。失湖南后,上书者也多谓周人有南侵之谋,但对于这些言论,“元宗闻而恶之”。元宗“恶之”,很容易理解为厌恶这种言论,有不愿听逆耳之言的意思。然而,结合实际,元宗可能厌恶这种言论,但更可能的是讨厌“恐其(后周)有南征之志”。南唐先伐闽,后征楚,劳民伤财,国力严重消耗,却“比年出师无功,乃议休兵息民。或曰:'愿陛数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将终身不用,何数年之有!'”可见,元宗已厌倦了征战,闻后周恐有南征之志,重启战端,自然感到厌恶。

    后周显德元年(954),周太祖病逝,柴荣即位,是为后周世宗。世宗袭位不久,就击退北汉侵扰,取得高平之战的胜利,阻止了北汉的进攻锋芒,稳定了北方的局势。世宗“常愤广明以来中国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会秦州民夷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帝纳其言”。高平之战后,世宗认识到骄兵捍卒实不可用,乃大简诸军,裁减老弱,提升精锐,整顿军纪,“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显德二年(955)四月,世宗命群臣上开边之策,比部郎中王朴上《平边策》。在这篇文章中,王朴以为当先取南唐,攻取江北,“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周世宗采纳了这一策略,准备伐唐。同年五月,后周出兵伐蜀,取得秦、凤、阶、成四州,夺取汉中。这一做法看似与伐唐无关,实际却意义重大。顾祖禹云:“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这就等于遏制了蜀的咽喉,不仅不能援唐,而且自保都难。蜀、唐不能合力,后周伐唐压力自然减轻。

    后蜀向南唐告急,南唐答应出兵制周。就在这时,世宗下诏征伐南唐,其诏书称:“蠢尔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陵迟,接黄寇之纷乱,垂六十年盗据一方,称伪号。幸数朝之多事,与北境以交通,厚启戎心,诱为边患。晋汉之代,寰内未宁,而乃招纳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据安陆,李守贞叛河中,大起师徒,来为应援,攻侵高密,杀掠吏民,追夺闽、越之封疆,涂炭湘潭之士庶…我无所负,彼实多奸,勾诱契丹,至今未已,结连并寇,与我为仇,罪恶难名,人神共愤”。

    这份诏书指责了南唐与中原为敌、不服教化、勾结契丹、祸乱中国,令人神共愤,等于向南唐的宣战书。周世宗在后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力图打破与南唐南北分治的局面。

    南唐是维持南北割据的关键国家,世宗十分重视这次南征,在讨论“开边策”的时候,已有战略部署。还特意派人到南唐探察虚实。在渡淮时,“使军中人蒙一羊皮,人执一马,伪为商旅,以渡桥而守”。先是,南唐每当淮水浅涸时,都派人增兵布防,谓之“把浅”。而寿州监军以为“疆场无事,做费资粮”而罢之。就在南唐疏于防备时,后周南下了。

    后周显德二年(955),世宗以李谷为帅,进兵淮南,顺利渡河后,直至寿州城下,两次大败唐兵。寿州是淮南军事重镇,元宗急忙派大将刘彦贞救援。刘贸然出击,全军覆没,自身战死。后周遂围寿州,但寿州城坚,久攻不下。显德三年(956),周将赵匡胤绕道从背后突袭唐兵,攻取重镇滁州(安徽滁县)。滁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淮南无山,惟滁州有高山大川,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之隔耳。既失滁州,则不惟中断刘李相接之势,而淮南尽为平地,无复阻险”。“滁州既破,则寿为孤城”。这引起了南唐的恐慌。李璟急忙派人到世宗所在的徐州,请息兵修好,愿以兄事帝,供奉一定物资,并称“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世宗不答,继续进兵。李璟再次派人携大量物品请求停战,“叙愿依大国称臣纳供之意”。世宗虽赏赐唐使,但攻势未停,取下扬州。后周显德三年(956)三月,南唐再次派人出使后周,请削去帝号,奉表称臣,并愿割地进贡,只求后周罢兵。但“帝志在尽取江北诸郡,不允其请”。双方争议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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