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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冷的地宫中寂寞地等待了整整85年之后，雍正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第一个邻居——他的孙子嘉庆皇帝。 回想雍正在位期间，迫害政敌，与一个乡村无赖散开长达数十万字的论战，并将之公诸于众，借反腐为名大兴抄家之风，炼丹……昔日雍亲王在成为皇帝后的种种超越其身份的举动，无异令他的继承人乾隆在继位之初伤透了脑筋。而其中尤甚的无疑是雍正最为后人诟病的兴建西陵。那么，自己百年之后，是埋在父亲身边，听凭曾祖父和祖父的坟茔湮没于荒烟蔓草之间，还是把帝国的丧葬制度拉回到旧有的轨道上，让父亲从此独立于萧萧易水之畔，对于年轻的乾隆皇帝而言，这项工作或许并不比为康熙诸子平反和查禁《大义觉迷录》来得轻松。 经过慎重考虑，天资聪慧的乾隆终于发出了一份令人拍案叫绝的上谕：以北京为中心，东陵西陵互为昭穆。 昭穆之制源于周礼，是一套极为繁琐的宗庙和坟地的排序制度，其形式有点类似于今天主席台上诸位领导的座次顺序，甚至可以说，如为一种化繁为简的参考方式，两者还具有彼多形似之处。同时，乾隆还顺带着杜绝了子孙们肆意妄为的可能：“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一句话，就在这俩地方折腾行了，千万别再弄出什么“南陵”、“北陵”之类的了。 纵观中国历史，大约没有哪个王朝比爱新觉罗家族更信仰“祖制”的了。也正因为如此，一项项制度在“敬天法祖”家训大旗的庇护下，得以延续、巩固，直到僵化、腐烂，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还有一项项制度则在同一面大旗的庇护下得以获取合法外衣，并继而成为新一代“祖制”。清代皇权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诡异：一方面被前代帝王限制得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又随时处于失控状态。由此也成就了整个国家与民族在纷纭变幻的国际形势中的一系列幸与不幸。每念及此，都不由得让人发出一声长叹！随着我们继续对清代历史、尤其是清代帝后陵寝制度的进一步观察，相信每个人都将会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 乾隆盛世，皇帝口含天宪，东西双陵从此成为定制。乾隆以身作则，不仅把自己的陵墓修在了东陵，又在当上太上皇后替儿子把昌陵的陵址敲定在了西陵。 回过头来看看昌陵。昌陵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特点，一砖一瓦酷肖泰陵。这似乎并不难理解，有乾隆这么个强势老爹的干预，嘉庆即使是在紫禁城里也只能过着“上喜亦喜”的日子，又哪里能在自己的身后事上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呢！ 以人性的常理来推断，嘉庆皇帝肯定是不满意父亲的这种大包大揽的，但他没办法，甚至在自己的皇后去世后也不敢在父亲面前表现出伤感。嘉庆二年，大清帝国为它267年历史中唯一生育过皇帝的皇后举办了最低调、最简单的一次皇后丧礼，丧礼之后，皇后的梓宫被暂时安放在静安庄殡宫内，等待昌陵六年后竣工的那一天。 嘉庆皇帝一生先后有两位皇后，除了这位被史书称为孝淑睿皇后的女人，还有一位就是被葬于昌西陵的孝和睿皇后。在清朝历史上，正式受册守而位居中宫的只有16位皇后，孝和睿皇后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自嘉庆六年册封，一直到嘉庆皇帝莫名其妙地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历时19年时间。 明制，皇帝与皇后必须埋在同一陵寝内，如果皇帝死时皇后健在，要等皇后去世后重启帝陵。清朝陵制虽然继承自明朝，但在这一点上却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即皇帝入葬后地宫门即彻底封死，皇后要在帝陵旁另建陵墓，并以帝陵称号及方位命外。昌西陵之前，清朝已经建起了三座皇后陵，即孝庄太后的昭西陵、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孝圣宪皇后的泰东陵。 有清一代，皇位更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女人的话似乎特别管用。比如众所周知的康熙继位、光绪继位和宣统继位。在这三次皇位更迭中，皇帝都已经成为无力主持大局的植物人（或者干脆就是死人），关键时刻，太后（或是太皇太后）一言以定大计，选个年幼孩童继统江山。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清朝历史上还有一次靠女人敲定的皇位更替，只不过那一次，嗣皇帝不是孩子，而是个年近不惑的中年人。这一次，决定帝国命运的那个女人就是昌西陵里的孝和皇后，正是她在关键时刻毅然拍板，放弃了两个亲生儿子黄袍加身的机会，把皇位指定给了仅比自己小6岁的嗣子，后来的道光皇帝。 很难理解在面对皇权这剂让无数人迷失本性的毒药面前，孝和皇后会有如此令后人叹为观止的清醒头脑。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发生在承德避暑山庄里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虽然至今仍很少吸引后人的目光，但不可否认，它应该算得上是清朝历次皇位更迭中最诡异的一次。是的，最诡异的一次，没有“之一”，包括雍正的继承也很难与之相提并论。 嘉庆皇帝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虽然之前一天皇帝仍兴致勃勃地骑马射猎，但在那个风雨交夹的夜里，皇帝突然死了。在来自皇族宗室的传闻里，嘉庆皇帝的死因有两种，一为雷击，一为行刺。总之，都不是什么善终。 而且更要命的是，皇帝死前没来得及宣布继承人。 此时此刻，自雍正朝开始封装皇储继承人名单的金匣仍藏在千里之外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背后。这意味着，即使金匣里当真装着嘉庆的遗诏，按正常程序，帝国上下也至少要等到一周之后才能知道谁是他们需要服务的下一个对象。 箭在弦上，刻不容发！ 仓皇中的帝国重臣们一方面赶紧派人回北京报信，一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的结论是皇次子旻宁继位。但有人对此持保留态度，于是几个大臣开始检查嘉庆皇帝的随身物品，希望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发现。结果——怎么就这么巧，但史书上流传下的文字记载就是这巧——原本应该存放于正大光明匾背后的金匣居然出现了，里面的遗诏赫然写着令旻宁继位。 紧跟着，更巧的事情发生了，来自北京的皇后（这时候应该称皇太后了）懿旨也到了，白纸黑字写着要旻宁继位。在随后旻宁写给孝和的回复中，新皇帝干脆连嘉庆的遗诏也省了：“本日（二十九日），恭奉懿旨，子臣即正尊位。” 我们不禁要问，那一夜，避暑山庄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有的文献没法向我们提供更充实的解释，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道光帝在继位后对他的那位“嫡母”极尽人子之孝道。我们当然不应该以龌龊的宫帷秘事来考量这对“母子”，虽然他们的年龄仅仅相差了6岁。如果有人实在按捺不住这种刺激性极强的想法，我想不妨先去找本曹禺先生的《雷雨》来过把瘾。但就现有的情况而言，我们连野史也找不到相关的记录，哪怕是闪烁其辞的记录。 道光的孝道一直尽到孝和去世的那一刻，69岁的皇帝在葬礼上表现出了儒家先哲们对一个儿子要求必须做到的一切。他睡在用稻草铺成的床铺上，头上缠着象征哀思的白布，昼夜不停地号啕大哭。然而这一切显然不是一个风烛残年中的老人所能经受得住的，很快皇帝就病倒在床，并且出现了某种弥留的迹象。在孝和去世33天后，道光皇帝龙驭归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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