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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唐律疏议》之《名例律》）
【原文】
48．化外人相犯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
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译文】
教化之外的外国人在大唐境内犯罪，如属同一个国家，则依照其本国的习惯和法律论处；如果他们国籍不同，则一律按大唐的律法论处。
《疏》法律解释：“化外人”，即“王化未泽被的外国人”，也就是另立君王的番邦异族，他们各自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惯，制度和法律也与中国不同。
他们若在大唐境内犯事：同一个国家的人（同类）自相侵犯的，执法官须问明其所在国的制度，依照他们本国的习惯和法律，予以判罪；不同国家的人（异类）相互侵犯，比如高丽人与百济人相互侵犯，都一律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论定罪行。
【注：《唐律疏议》，为唐高宗永徽年间由长孙无忌、李勣等人修编，是唐代之前历代法律体系的集大成者，并为后世立法的蓝本。】
该条律法有一定的“华夷之辨”色彩，虽然如今许多国人也自觉不自觉的有“中外之辨”，不过其性质、表现和心态跟传统的“华夷之辨”还是有很大区别。也无需太多苛责“崇洋媚外”，一切都是国与国横向比较中，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自信度发生变化的客观结果。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后世长期的保守与自负，致使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法律体系之一的唐律，在其后的千年岁月中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唐人在立法中秉承了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可是却并没有影响唐人包容的心态。这点倒是值得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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