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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辰国”与“三韩”的探讨 刘子敏 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东北历史与文化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古“辰国”与“三韩”在朝鲜半岛南部存续的时间、性质问题，从辰国之名及其地入手，梳理有关文献，指出:辰国只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原始地名而非国家实体，而“三韩”正是在“辰国”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部落联盟。 关健词 辰国 三韩 国家实体 部落联盟 对韩半岛南部的古“辰国”与“三韩”存在时间孰先孰后，中外学界看法不一。不过，目前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古“辰国”是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而“三韩”(马韩、辰韩、弁韩)则是辰国的三个组成部分，二者的存在皆为同时同地。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历史的一种误会，实际上，古“辰国”应是一个韩半岛南部的原始地名，并非真正的国家实体，而“三韩”则是在“辰国”地区发展起来的三个部落联盟，这三个部落联盟内部的诸成员，到后来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最终导致了新罗、百济的崛起。 一 “辰国”之名最早见于《汉书·朝鲜传》:“(满)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人见;真番、辰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阏弗通。”《史记·朝鲜列传》在记载这一历史时，则云“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一是“辰国”，一是“众国”，应如何理解二者的异同?有人从“众”和“辰”的字形和读音上去进行解释，认为汉语“众”和“辰”在字形上相近，朝语“众”和“辰”在语音上相近，故而“众国”就是“辰国”。①这种说法似乎很勉强。汉字“众”的繁体字同“辰”的字形并不相近，“辰”并非“众”的误写。至于用今日的朝鲜语去解读汉字的古音，也是靠不住的一种作法。依笔者之见，“众”和“辰”在表达上有同亦有异。所谓“众国”是指许多部落小国而言的，所谓“辰国”则指众多部落所在地的总称，古文献中出现的“国”并不都是指什么国家，而有时是指地域而言。“肃慎国”指的就是肃慎之地，即肃慎人的分布地区，因为肃慎族皆部落分散，各不相一，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将“众国”说成“辰国”或反之，恰恰说明“辰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关于古之“辰国”，(后汉书·东夷传·韩传)亦有记载: 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 这段记载所述史事是:其一，“三韩”都是“古之辰国”，也就是说“三韩”之地都是古之“辰国”之地。所谓“古之辰国”，即指“三韩”出现前其先人之居地，这自然使我们联想到《汉书·朝鲜传》中所提到的“辰国”。其二，在三韩之中，以马韩最大，因此各部落都推选马韩人为“辰王”，这“辰王”实即马韩王，取“辰”名，是因为此地为“古之辰国”之地;“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是指马韩建都于目支国，马韩王(即“辰王”)是三韩部落联盟的盟主。持辰国是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之说的学者，其论据皆以这段记载为重。然而，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前述“共立其种为辰王”的真实含义，同时也没有正确解读“尽王三韩之地”的真实含义。从“共立”可知，当时三韩这个部落联盟实行的是联盟议事会制，这个议事会由各部落和氏族的酋长参加，联盟的领袖(辰王)就是这些参加议事会的首领们讨论选举出来的，既然如此，“尽王三韩之地”就不能理解为“辰王”充当三韩之地的国王了，“辰王”无疑就是在“古之辰国”的区域内兴起的三韩的部落联盟的酋长。其三，三韩部落 的酋长(“国王”)在担任酋长之前都是马韩地区的土著人，也就是说，除了马韩的酋长是由马韩人充当外，其他二韩的部落酋长也是由马韩人充当。 那么，为什么三韩的首领都由马韩人充当呢?《三国志·东夷传·韩传》为我们提供了切实可靠的根据: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者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残馀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国。 弁韩亦十二国，……弃、辰韩合二十四国，大国四五千家，小国六七百家，总四五万户。其二十国属辰王。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不得自立为王。 由上述资料可知，辰韩的居民主要是“外来户”，他们是在秦朝时迁徙而来的秦人的后裔。当秦人为逃避苦役而成群接队地流人马韩之地(即“古之辰国”)时，土著的马韩人给他们让出了东部之地，自秦而至魏，秦人及其后裔便定居于此，形成了新的部落，始有6个部落，而逐渐发展成12个部落，人口比原来翻了一番。 关于秦人避役于“古之辰国”之东的说法，是可信的。《魏略》载:“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此处之“辽东”应指辽东郡。秦朝的辽东长城修到哪里呢?有的学者经考证认为秦长城的东端应是现在朝鲜平壤市西南江西郡以西的咸从里，②这是完全正确的。既然如此，秦朝的辽东郡已由清川江以北而拓展到了清川江以南箕氏朝鲜的西北角一带。但是，《史记》和《汉书》的《朝鲜传》载，这西北一角地带后来竟成了“空地”。③为什么成为“空地”呢?依笔者之见，这一地区的秦人都为避苦役而逃亡了。他们逃亡的方向应是向南、向东，有一部分留居箕氏朝鲜地区，即乐浪地区，一部分徙居“古之辰国”之东，这就是辰韩人“名乐浪人为阿残，……谓乐浪人本其残馀人”的原因，古“辰国”的土著居民对这些逃难者寄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割其东界以居之，但由于这些秦人“明其为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④要注意，“其十二国属辰王”中的“十二国”既应指辰韩的十二国，亦应指弁韩(即弁韩)的十二国，而“属辰王”的“辰王”不是马韩的“辰王”，而应是辰、弁二韩各自的“辰王”。所谓“辰王常用马韩 人作之，世世相继”是指辰、弁韩的“辰王”世世用马韩人担任，而不是指“家天下”意义的“世袭”制。“辰王不得自立为王”还是说的辰、弁二韩的“辰王”(部落酋长)，不能由本种落流移之人及其后裔中产生，这是世代立下的规矩。 综上所述，“古之辰国”即是后来的三韩之地，此“辰国”仅指地域，而非真正的国家实体，后来在“古之辰国”地区形成了三韩，三韩的部落酋长都称“辰王”，并皆由马韩人充当，马韩的辰王是三韩部落联盟中的盟主。 二 古“辰国”之名究竟始于何时，这是我们要探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从各种迹象表明，三韩中的马韩应是最早产生的，马韩至少在秦朝就已经产生了，而三韩的最后形成，当在秦汉之际。而“辰国”之名最早见于汉代，但实际存在则应是先秦的事。在探讨“辰国”的渊源时，我国学者罗继祖先生的考证值得重视。罗先生在《辰国三韩考》⑤中发挥蒙文通关于“海中古之辰国即箕子之国”的说法，认为“箕子的国号是辰，不是朝鲜”;“韩是三种民族合成的”，“一种是商族，即箕子一支和随着箕子人海的一批商族遗民，……是为辰韩”，“一种是当地土著民族，亦即当地的原始邑落，这部分人数最多，占地最广，是为马韩”，“一种是周族”，即《诗经·大雅·韩奕》中所云韩侯之国的“一部分人渡海东去即三韩中的弃韩”。对罗先生的结论笔者虽不能完全赞同，但关于“辰国”与箕子东来有关说法却是值得关注的。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人都认为箕子适朝鲜后直接定居于今平壤一带，但经罗继祖先生的考证，箕子在韩半岛的南部落脚还是很有可能的。正如蒙文通所说，商可名辰。⑥《诗经·商颂·长发》所云商之先祖相土曾在海外负有显赫的名声，“因为海外早在夏时已与中原通了声气，才为后来商亡箕子东奔造成条件”。笔者认为，箕子东来的路线应在海上。从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看，许多带有“箕”字的青铜礼器在北京附近及辽西地区出土，⑦说明至少在商末箕族已迁居这一地区。渤海沿岸与韩半岛的交通早已开辟，这是人所共知的。《尚书·禹贡》冀州条载:“岛夷皮服，夹右碣石人于河。”这条史料说的是东北沿海古族从海上前往中原朝贡的路线，“岛夷”之“岛”可视为辽东半岛或朝鲜半岛及其沿岸岛屿;“右褐石”应指今辽宁省绥中县山海关外的万家乡石碑地“姜女坟”; “河”应指黄河，但不是今日黄河下游河道，而应是今之海河。考古界曾在黄海之滨的丹东后洼六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旅顺郭家村五千年前的遗址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巨形石网坠和“舟形陶器”，⑧说明数千年前这一地区的居民用舟船在海上捕鱼、航行已是事实。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南 朝鲜庆尚南道蔚山郡新岩里、釜山东兰洞、东莱多大浦等遗址中，发现有小朱山(位于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中部吴家村西)下层和后洼下层文化的那种压印席纹直口筒形罐”。⑨由此可见，从渤海岸到黄海岸的水上交通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了，人们从辽西地区沿海岸线舟行至韩半岛南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箕子及其他殷人在当时来看，前往韩半岛走海路要比走陆路顺利得多，当时的辽东及韩半岛的陆上高山大川接连不断，森林茂密，荆棘丛生，猛兽成群，着实艰难。因此，箕子们很有可能是由海上流亡到韩半岛南部地区的。箕子们到达异国他乡，名居留之地为“辰”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笔者也同意这种观点，即箕子所适之地在当时并不叫“朝鲜”，“朝鲜”之名应是后起的。正如罗继祖先生所说，后来箕氏之族有过北迁，但笔者认为，北迁的时间应在春秋时期，所迁之地应是良夷地区，即乐浪地区，并未越过清川江而达古辽东的 貊人地区。笔者之所以有此说，是有根据的。 众所周知，《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周天子召开的“成周之会”，是历史上一次盛大的民族联盟大会，参加大会的东北亚诸族中就有稷慎(即肃慎)、良夷、秽人、发人、高夷等，但是就没有“朝鲜”。其中的良夷(乐浪夷)、发人是邻居。据笔者考证，发人即 貊人，其分布区主要是古辽东的东部地区，同良夷的天然分界线就是清川江。⑩及至春秋时期，“朝鲜”之名同“发”同时出现。《管子·揆度篇》与同书《轻重甲》皆言“发、朝鲜”同山东半岛的齐国进行贸易之事，说明彼时的箕氏朝鲜已同发族(貊族)为邻。因此，要说彼时箕氏之族由南而北迁徙至良夷地区，与良夷融合是不无道理的，‘而同古辽东东部的貊人依然以清川江为界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证明，无论是箕氏朝鲜还是后来的卫氏朝鲜，其领域都未越过清川江皆为历史的真实，因笔者在其它论文中皆已谈过，⑧且此内容又非本文重点，故不赘述。 三 箕子及众多的殷人东来，多是因为不甘心殷朝“亡国”或躲避兵乱才有此行动的，因此诸如殷朝的青铜器具以及相关的生产技术没有带到韩半岛，这是不奇怪的。当箕子到达韩半岛南部并将该地命名为“辰国”时，该地尚且处在新石器时代。据韩国学者云，韩半岛的青铜时代是自公元前四世纪左右“满洲青铜短剑”传人时开始的，彼时箕子的后裔早已定居于大同江中下游一带。辽西、辽东的青铜文化应是东胡人或貂人传至韩半岛的。 关于古“辰国”与“三韩”的关系以及“三韩”的形成，笔者认为应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以箕子为首的殷人所建“辰国”并非是真正阶级国家意义的政治实体，箕子们的到来也没有改变这一地区的原始面貌。关于这一点，完全从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中看得到。从考古发掘来看，韩半岛的梳齿纹(蓖纹)陶器时代应是公元前3ooo年到公元前1000年前期这一阶段。⑩关于这一时期的遗址，在南部有汉江南岸的岩寺洞遗址、京畿道富川郡矢岛、釜山市南东三洞贝冢、釜山市瀛仙町贝冢、庆尚南道多大浦贝冢以及新岩里遗址等。这些遗址皆属新石器时代，呈现着原始社会的荒凉面貌。箕子们到达这一地区时，恰是该地的新石器晚期阶段，一切皆从头开始，其艰难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及春秋时期(公元前770一前476年)，辰国(即箕子之国)殷遗的后裔迁居大同江中下游的良夷地区，改国名为“朝鲜”，直到为卫满所灭。如前所述，春秋时期的韩半岛尚未进入青铜时代，无论是辰国故地还是朝鲜地区，依然没有摆脱落后的原始状态。笔者认为，“箕子之国”在彼时仅相当于一较先进的原始部落而已，箕子所制“八条之教”流传下来的只有三条，显而易见，这三条的内容带有明显的 原始特点，世代口头流传，并无书面形式。只是到后来，中国文化不断传人半岛，箕子的后裔才重新接受了来自中原的文明，从而步人了文明社会。 笔者认为，在“箕子之国”北迁后，“辰国”之名依然留在了原地，世代相传，到秦汉之世尚以地名而被人们相称。这就是古“辰国”的来龙去脉。 那么，“三韩”又是怎么出现或形成的呢?前述罗继祖先生的看法对笔者有所启发，但具体讲来，有些认识不敢苟同。 其一，笔者同意“韩”族之名同《诗经》中“韩侯”之族的东来有关，但东来的具体时间尚需进一步探讨。周宣王册封韩侯，让他管理秽、貊地区，韩侯封国的首都方城即今河北省固安县西南，同燕国为邻。众所周知，西周前期，燕国的辖区曾到达辽西地区，但后来由于北方骑马民族的崛起，大大削弱了西周的统治力量，燕国的领域也大大向南退缩，西周后期辽西一带的孤竹、令支、屠何、秽、貊等族亦强盛起来，燕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显然是力不从心，故而周宣王有封赐韩侯并让他专门管理秽、貊的举动。齐桓公北伐之前，有一部分秽、貊分布于辽西地区，而大部分分布在今吉林省中部(“西团山文化”分布区为秽人居地)及医巫间山以东至清川江北岸，因此，韩侯同辽西、辽东地区的民族是有密切联系的。及春秋之时，辽西诸族同河北省北部的山戎联合，对燕、齐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最终导致了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北伐，不仅击走了山戎，同时还征服了辽西诸族。因此笔者认为，韩侯之国不是为燕国所灭，而是在齐桓公北伐之前为山戎、孤竹等族所排挤，韩侯的后裔浮海东迁，沿着箕子东来的路线到达韩半岛的南部。“箕子之国”北迁之际，恰是“韩侯之国”东来之时，韩人将迁居之地命名为“韩”，也是不奇怪的，而古“辰国”之名依然保留，也是顺理成章的，这就像“箕子之国”迁往大同江流域改名为朝鲜而“乐浪”之名依然保留那样。 其二，“韩侯之国”迁往半岛古“辰国”之地后，已与当地土著民族融为一体，后来便成为该地的“土著”韩人。学界常有中国华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迁往朝鲜半岛的议论，这种议论是真实的，但应强调的是，大多数中国移民到达该地后皆与土著民族相融合了。箕子之族与良夷相融合而成为“朝鲜蛮夷”，而韩侯之族与古“辰国”人相融合而为韩族，皆为历史的真实。史载“马韩”形成最早，并且是当地的土著族，此土著族恰恰就是“韩侯之族”与古“辰国”地区的土著.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至于为何称之为“马韩”，因史料缺乏，有待今后考证。显而易见，关于 弁韩是周族的说法是欠妥当的。 其三，“辰韩”的来历直接与秦人的迁徙有关，“辰韩”的居民主要是“秦人”和“朝鲜人”构成的。“辰韩”又名“秦韩”，应怎样理解?笔者认为，“辰韩”之“辰”应取名于古“辰国”，而不是取名于“秦人”之“秦”，但由于巧合，“辰”与“秦”的读音相近，且辰韩多秦人，故而又名“辰韩”为“秦韩”。“辰韩”的居民多是秦人，史***载颇为明确，且前文已有涉及，故不赘述。至于辰韩中的朝鲜移民，需进一步搞清楚。《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后简称《罗纪》)始祖元年(公元前57年、西汉孝宣帝五凤元年)条载:“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是为辰韩六部。”此“朝鲜”应指卫氏朝鲜，不可能是箕氏朝鲜。卫氏朝鲜的统治阶层主要是汉族，其居民也有不少是从山东半岛、河北乃至辽东迁徙而来的汉人。因此，这“辰韩六部”中有不少汉人还是不容置疑的。另外，《魏略》亦载:“初，右渠未破时，朝鲜相历溪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户，亦与朝鲜、贡(真)蕃不相往来。”这一记载同《罗纪》之载两相印证，足见卫氏朝鲜居民东迁辰韩应是历史事实。既是如此，那种辰韩即古之辰国、辰韩是殷族为主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至于辰韩人中留有殷人的血统，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彼时的“殷人”已不存在了。 其四，“弁韩”之中有不少华夏族的说法还是真实的，但这些华夏族应是秦人、汉人，而不是古代的周人。前文已述，作为周人的“韩侯之族”已与古“辰国”的居民相融合，独立的“周人”已不复存在，就像殷人已同半岛土著民族相融合而不再单独存在一样。中外学界对秦代徐福率众迁居日本一事多持肯定态度，试想，人海求仙的秦人能迁居日本，难道就不能迁居洛东江下游一带吗?后来汉人如徐福者恐也不在少数。据《日本***》应神天皇卷载，应神天皇十四年(公元282年、西晋太康3年、新罗王味邹21年、百济吉尔王49年)弓月君自百济迁居日本，并向天皇奏曰:“臣领己国之人，夫百二十县而归化，然因新罗人拒而滞之，皆留加罗国。”后来日本派兵强迫新罗放行这些秦人，终于迁居日本成为归化人。这些秦人想必已在韩半岛南部居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来滞留在弁韩故地一段时间。弓月君自称是秦始皇的十三世孙，此事虽然不一定是真实的，但说明迁居韩半岛南部的不仅有避役而逃亡的普通百姓，同时也有在秦朝灭亡之时流亡韩半岛的秦朝贵族。《日本***》还载，一个自称汉灵帝三世孙的阿知使主其人，曾于应神天皇二十年(公元2***、西晋太康10年)，与其子“率己党类十七县”而投奔日本。由上述两例可知，大批的秦人、汉人由韩半岛迁居日本，都要经过弁韩 之地渡海而行，其留居弁韩之地者亦应不在少数。因此，《三国志·东夷传·韩传》云:“弁韩(即弁韩)与辰韩杂居，亦有城郭。衣服居处与辰韩同。言语法俗相似……。”但辰韩的言语却“不与马韩同”。综上所述，在弁韩居民中有许多秦、汉之人，而不是古代的周族。 四 进入三韩时代，古“辰国”之地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原始社会而发展为奴隶社会，其考古文化由新石器时期而入青铜时代乃至铁器时代。 无论从古文献记载看还是从考古文化看，韩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同中国大陆的形势发展常常是息息相关的。前文已述，齐桓公北伐之后，大大削弱了辽西地区诸族的力量，为燕国的北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当燕人尚未将势力发展到辽西之时，位于西剌木伦河一带的东胡族却趁机南下，迅速占领了大、小凌河流域，而辽西诸族与之相融合，融合后的东胡创造了著名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随着东胡势力的扩张，其对东北亚其它地区和民族的影响呈扇面展开，直达韩半岛。《魏略》所载朝鲜侯之所以“欲兴兵逆击燕”，一方面固然是表示自己保持着传统的“尊周”观念，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与彼时箕氏朝鲜同东胡人建有某种程度的军事联盟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秦开在击走东胡之后，旋即军锋东指，越过了辽东貊人分布区，直攻箕氏朝鲜，征服了朝鲜及其南部的真番，然后将军队退回清川江以北，与箕氏朝鲜划定以满藩汗为界，燕昭王便在古辽东的东部设置了辽东郡，并将长城修到了满藩汗(今朝鲜博川郡)。燕国掀起的这次战争风暴，对东北亚地区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从考古发掘得知，在这次东北亚局势大动荡之时甚或在此之前，像东胡这样的骑马民族亦曾越过辽东地区迁往韩半岛，中国北方民族的骑马文化强烈地影响了整个韩半岛。 前文已述，夏家店上层文化乃至东胡文化，这种以曲刃短剑为代表器物的青铜文化对东北亚的影响呈扇面展开，直达韩半岛。从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看，我国东胡族的曲刃青铜短剑(外国学者亦称“琵琶型短剑”、“辽宁式短剑”、“满洲式短剑”)在韩半岛的南北均有所分布。例如，在全罗南道高兴郡云垡里的支石墓中就发现过“满洲式铜剑”。有些学者将这种铜剑的传人年代定为公元前四世纪，还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进入公元前三世纪后，韩半岛出现了独具特色的“细形铜剑”，使半岛的青铜文化走向繁荣，从公元前二世纪下叶开始直到公元后一世纪，细形铜剑文化达到了兴盛期，与此同时，铁文化开始在半岛传播。⑩据韩国考古家言，公元前四世纪流行的I式细形铜剑尚且“浓厚地保持着满洲式铜剑的传统”，⑩而铁剑的出现又对II式细形铜剑的形制产生了影响。显而易见，铁文化的出现是同卫满东奔以及后来汉四郡的设置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半岛南部的“三韩”地区直接与卫氏朝鲜、汉朝郡县相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受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政治影响。所谓政治影响，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首先，“国家”观念在三韩中逐渐形成，并最后导致了新罗、百济、加洛三国的出现。前文已述，无论是箕子还是韩侯，在半岛南方虽亦“建国”，但由于该地区自身的社会发展尚且相当落后，从而使这些逃亡来的先进民族亦无法更多地施展自己的本领，人乡随俗，融合后的群体也没有摆脱原始状态。虽然箕子的后裔依然保留着“尊周”的政治意识，但由于同中原地区的长期隔绝，“政治进步”严重受阻，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只是在公元四世纪同东胡建立了密切关系之后，才了解到中原发生的事情，国家意识空前增强，致有“称王”的举动。及卫氏夺权，箕准南逃，在马韩建国，⑩将“国家”观念带至韩地，虽然后来被马韩人推翻，但关于“国王”的称谓却在韩人之中传播开来，“三韩”便共同推举自己的部落联盟酋长为“辰王”，此乃“大辰王”也，而辰、弁二韩的部落酋长自然是“小辰王”了。及卫氏朝鲜第三代王右渠执政时期，处于“古之辰国”之地的三韩部落酋长亦欲到中原拜见天子，称臣纳贡，其“封贡”意识油然而生。及朝鲜灭亡汉郡建立之后，韩人的政治意识便更为明朗了。《罗纪》有载: (新罗始祖)三十八年(公元前20年、西汉鸿嘉元年)春二月，遣瓠（hu）公聘于马韩，马韩王让瓠公日:“辰、卞二韩为我属国，比年不输职贡，事大之礼，其若是乎?’’ 在这一记载中，马韩已将自己视为宗主国，而将辰、卞二韩以及在辰韩部落内新生的新罗王皆视为属国了。韩人的“事大”观念，还表现在同中原朝廷及乐浪、带方郡的关系上。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公元44年(建武20年、新罗王儒理21年、百济多娄王17年)“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关于此事，《后汉书·东夷传·韩传》有具体的记载:“ 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提（言+是）等谐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提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 “廉斯”应是邑落名。对此，《魏略》中有一段记载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至王莽地皇时(公元20-23年)，廉斯chi（金边+齿）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出其邑落，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chi日:“我当降汉乐浪，汝欲去不?’’户来日:“可。”(辰)chi因将户来出诣含资县(今韩国黄海道瑞兴郡)，县言郡，郡即以chi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降伴辈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chi时晓谓辰韩:“汝还五百人。若不者，乐浪当遣万兵乘船来击汝。”辰韩日:“五百人已死，我当出赎直耳。”乃出辰韩万五千人，弁韩布万五千匹，chi收取直还。郡表chi功义，赐冠帻、田宅，子孙数世，至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新罗王抵摩14年、百济己娄王49年)时，故受复除。‘ 从这段记载中可得知如下史事:(1)乐浪的社会秩序和物质文明对韩人有着颇大的诱惑力，由于像辰韩廉斯邑落的首领chi这样的人仰慕中华文明，故而前往乐浪内附;(2)辰chi乃辰韩之人，通晓汉语，并在辰韩为官，同时颇有影响，辰韩的“国王”对chi的规劝竟欣然听从;(3)当时新罗虽然已经建立，但国力尚弱，辰韩却能袭击并俘获1500汉人，在赔偿死去的500汉人的损失时，竟能出动1万5千之众(以防不测)，足见《罗纪》所载 瓠公回答马韩王的一席话是夸饰不实之辞:“我国自二圣肇兴，人事修，天时和，仓庾充实，人民敬让。自辰韩遗民，以至卞韩、乐浪、倭人，无不畏怀……。”(4)彼时辰韩已经进人奴隶制社会，这从其以虏去的1500汉人为奴一事便可知晓;(5)辰韩同乐浪乃是近邻，山水相连，并有一条水道相通，而这条水道，无疑应是南汉江;(6)辰韩的廉斯邑内附于乐浪，自王莽地皇时始而至东汉安帝四年，长达100余年之久。关于韩人同中原及乐浪的政治关系，后文还要涉及，此不赘述。 其次，政治制度。前文已述，“三韩”之间仅存在部落联盟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社会，但是这种部落联盟如果发展下去，则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一个真正的统一国家。但是;从彼时该地的政治局势看，客观上不允许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一方面，乐浪及后来的带方郡对三韩地区的控制大大影响了三韩的统一，另一方面在三韩内部发生了分化，新罗、百济、加洛的诞生亦不可能使三韩走向统一。然而，三韩自身却程度不同地产生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三韩的后期或说晚期，已经出现了国家的雏型，其部落酋长已开始具有国王的性质。关于这一点，从三韩的官僚制度可以得知其眉目。 辰韩的官僚制度在《后汉书·东夷传，韩传》中有载:“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坻，次有杀奚，次有邑借。”该《传》对马韩的官制却只字未提。然而，在《三国志·韩传》中却云:“马韩在西。其民土著，……各有长帅，大者名为臣智，次为邑借，散在山海间，无城郭。”又云:“辰王治月支国……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我们将上述记载与前文涉及到的有关问题综合可得出下述结论:(1)三韩皆各自有自己统一的“辰王”(相当部落酋长)，而辰、弁二韩的诸小别邑皆有自己的官职(《三国志》载弁辰即弃韩的官职与《后汉书》所载辰韩者基本相同)，而马韩之别邑亦“各有长帅，大者自名为臣智，其次为邑借”，与辰、弁二韩基本相同;(2)马韩不仅有“地方”官职，同时也有“中央”官职，“魏率善、邑君……”便是;(3)从官职的设置及称谓看，马韩的“中央”官称基本上是中原的官称，而所谓“魏率善”之“魏”，应指“曹魏”，“率善”后面似乎有漏字或该句有错简，其根据是((三国志·楼人传》中有“率善中郎将”、“率善校尉”等官称，皆为曹魏所授，因此，马韩之“中央”官职应是曹魏所授，而马韩王亦曾接受过曹魏的册封。 第二，经济方面。在韩半岛上的汉人政权(包括卫氏朝鲜)对三韩的经济影响最重要的是铁器的传播和推广。就整个韩半岛来说，最先进人铁器时代的是清川江以及摩天岭以北，这两地分别是中国的辽东郡和北沃沮地区，并非古朝鲜领域。正如有的韩国学者所说，战国燕国明刀钱的窖藏遗址同古朝鲜细形铜剑遗址的分布“是以清川江中下游为界划出了一条互不交叉的线”，⑥清川江北部的明刀钱常同战国或汉初的铁器同存共出，而清川江以南则未发现铁器，说明在箕氏朝鲜的领域(大同江中下游)并不存在铁器。但是，自卫氏朝鲜建立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还是韩国学者说得好，作为进人铁器时代的III式细形铜剑时期年代的上限应置于“比设置乐浪郡略早的公元前二世纪后半”，⑩亦即卫氏朝鲜时期。然而，设置乐浪郡之后，尤其在东汉、曹魏时期，由中国传人的铁器对三韩地区的影响是空前的。《后汉书·韩传》载:“辰韩……国出铁，秽、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贸易，皆以铁为货。” 《三国志》亦载:“(辰韩)国出铁，韩、秽 , 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三韩用铁的事实，已为某些考古发掘所印证。例如，在釜山附近的朝岛的贝丘中发现一把铁剑，并有绿色管珠串成的颈饰与之同出;在同一地区的另一个贝丘固城贝丘中，发现了证明铁器生产的铁块，并共存有石刀、铜矛、铜短剑、汉式铜镜和碳化谷物，贝丘附近发现了石棺，地表曾采集到铁短 剑。。再如，庆州人室里墓中发现铁斧(1件)和铁剑残段(1块)，在九政里出土了较多的铁器，如斧、镰、剑等。①铁器的使用，无疑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三国志·韩传》云:“(辰韩)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缣布，乘牛马。”前文曾述，辰韩所出五百汉人之“赎直”就有“弁韩布万五千匹”，由此可知彼时弁韩纺织之一斑。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来看，三韩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其中马韩则较落后，他们“不知乘牛马，牛马尽于送死”，“不以金银锦绣为珍”。马韩虽亦使用铁，但考古发掘却较罕见铁器。其商业情况，已如前述，关于铁的贸易显得分外突出，甚至其铁已具备了货币的职能。 第三，文化方面。中国郡县对三韩的影响最值得提及的是该地居民对汉字、汉语的使用。三韩人经常同中国郡县打交道，而又有不少汉人迁徙至三韩地区，与土著韩人杂居共处，语言交流是经常发生的事，而作为记录汉语的汉字，也会随着这种交流而传播于三韩地区。据《史记》和《汉书》的《朝鲜传》载，早在卫氏朝鲜第三代王右渠执政之时，辰国就有欲“上书”见汉天子者。所上之“书”显然是用汉字汉语写成的。《三国志·韩传》载:“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听、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所谓“印”，当为汉字所刻无疑，此亦足以证实汉字已为韩人所知。另外，关于韩人掌握汉字汉语的情况，亦可在新罗、百济建国神话、传说及早期历史记载中知其大概。据《三国史记》载，新罗始祖因卵生，卵如瓠(葫芦)，故姓“朴”(“瓠”的通假字);“昔”姓国王诞生因与喜鹊有关故而简“鹊”为“昔”;“金”姓国王因与“金椟”有关而姓金。百济起初因始祖温柞建国时“十臣为辅翼”而“国号十济”，后又因“来时百姓乐从”，故“故 号百济”。百济、新罗乃至倭国有时相互“移书”，其“书”自然也是用汉字、汉语写成。《罗纪》沾解尼师今五年(公元251年)条载有汉抵部人夫道“工书算著名于时”之事，所工之“书”无疑也是汉字汉文。据中国史***载，辰韩在西晋武帝太康七年(公元286年、新罗儒礼尼师今3年、百济责稽王元年)尚且前来朝贡，而马韩一直到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新罗儒理7年、百济责稽王5年)以后才中断同中原的联系，因此，我们将在此之前新罗、百济的历史纳人“三韩”的历史还是无大错 的。 注释: ①金光洙:《浅谈辰国的国家性质》，中国朝鲜史研究会 编:《朝鲜史通讯》第3期，1981年。 ②谭其骧等:《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 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北京。 ③详见刘子敏:《“秦故空地上下鄣”考》，《博物馆研究》 1996年第3期。 ④《三国志·东夷传·韩传》注引《魏略》。 56罗继祖:《辰国三韩考》，《北方文物》1995年第1 期。 ⑦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 1975年第5期;张震泽:《喀左北洞村出土铜器铭文考 释》，《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程长新:《北京 市顺义县牛栏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青铜器》，《文物》1983 年第11期;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 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⑧许玉林等:《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 报》1984年第3期。 ⑨许玉林:《从辽东半岛黄海沿岸发现的舟形陶器谈我国 古代舟船的起源与应用》，《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 期。 ⑩11刘子敏:《貊族考》，《北方民族》(长春)1996年第1 期;《山海经貊国考》，《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关于“辽东”的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 第1期。 12韩炳三著、李云铎译:《朝鲜梳齿纹陶器》，《东北亚历 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第3期;任孝宰著、李云铎 译:《朝鲜梳齿纹陶器的展开》，《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 息》 1985年第3期。 13，14，15，17，18尹武炳著、李云铎译:《朝鲜青铜遗物研究》， 《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第2期。 16《后汉书·东夷传·韩传》。 19萨拉·M·纳尔逊著、白云翔译:《朝鲜考古学之新发 展》，《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第4期。 20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李云铎译:《朝鲜考古 学概要》。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
标题：《关于古“辰国”与“三韩”的探讨 转载》 地址： http://ido./pc/200603/20060303382990.s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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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老先生书斋 > 《古朝鲜、韩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