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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典要》序 古之爲道者，率性而已，藏於身則寂，同於民則感，雖神用不測，蓋泯然無得而稱焉，非有物以與人也。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若是者，無假於言說，而況於書乎！性德漸漓而後有惑，於是假言象而辨之，著之竹帛以貽後，惑愈甚則書愈廣，乃不得已而爲之，苟足以祛其惑，是亦可捨，故曰“不可爲典要”也。 聖人統之以六藝，而無所遺；後世別之以九家，慮猶不能盡。儒非自名，名之由人耳。史遷始立《儒林傳》，傳六藝之學者屬焉。其後，儒術寖微，世亦不重儒，重儒者不以其道，堙晦以至於宋。濂溪周子首出，伊洛諸賢繼之，六藝復明，庶幾直接孔孟，由是有道學之目。《宋史》立《道學傳》，以別於《儒林》，斯歧而二之矣。或疑其說有近於禪，而名又濫於道家，後之說者益紛然莫能一，滋以詬病，是皆泥於名而不考其實也。 夫不明乎道，何名爲儒！苟曰知性，何惡於禪！儒與禪皆從人名之，性道其實證也。六藝皆所以明性道，舍性道而言六藝，則其爲六藝者，非孔子之道也。性者人所同具，何藉於二氏！二氏之言而有合者，不可得而異也；其不合者，不可得而同也。漢之黃老、魏晉之玄言，並與後世依託道家者異。義學善名理，禪則貴直指而輕談義，不肯以學自名。二家者俱盛於唐，及其末流，各私其宗以騰口說，惡得無辨？然其有發於心性之微者，不可誣也！故宋初諸儒皆出入二氏，歸而求之六經。固知二氏之說，其精者皆六藝之所攝也，其有失之者由其倍乎六藝也。然後爲六藝之道者，定其言性道至易簡而易知易從，極其廣大則無乎不備。名之以“儒”，仍其舊而不改，斯可矣！無取於別立“道學”之目也，尤無取於以“宋學”爲名。爲是言者，則爲已陋；惡是名而欲代之以哲學者，則爲已固。若乃藉談忘祖，幽冥而莫知其原，奮其私智之鑿，欲一切決而去之，是蓋以璞爲鼠而祭非其鬼之類！求通而反蔽，習於詭異而安之，是則聞見之囿，自棄於迷繆之途而不知歸，又何責焉！ 今最錄諸儒發明性道之書，斷自濂溪以下，爲《儒林典要》，以餉承學之士不溺於流俗者。寇患方亟，舊籍蕩然，書頗不具，善本益不可得，僅就所有刊之，校亦未審，卷帙稍繁者，猶力不能刻，故不預定目次，舊序已明者，亦不更出敘錄，理而董之，蓋猶有待，姑以是爲先河焉耳。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 馬浮序 書生謹按：马一浮先生很重视刻书（一贯如此，早期就很重视，经常校对刻印古籍，并以所刻之书赠人，如赠梁漱溟、李叔同两位之书，对于梁、李二人皆有较大影响）；书院辍讲之后，寓讲学于刻书之中，仍与原先立场相合。讲学、校书、刻书三者一以贯之，都有益于弘扬传统文化，抗战期间刻书尤有现实意义。马先生曾说过：“战后文物凋零，书籍难得，刻书自是当务之急。”又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马先生有《复性书院拟刻诸书简目四种》（定稿于一九四五年，时为辍讲数年之后），准备刊刻几类丛书，包括《群经统类》《儒林典要》《文苑菁英》《政典先河》，按照《简目》所示，《儒林典要》共有三十六种（此外，《周子全书》《二程全书》《张子全书》《朱子大全集》《朱子语类》《朱子遗书》拟合为宋五子书别出，象山、阳明《全集》亦拟别出）。战乱期间物价飞腾，后来经费不足，《儒林典要》只完成两辑十四种（据《马一浮评传》）：《太极图说述解》《通书述解》《西铭述解》《正蒙注》《上蔡语录》《延平答问》《知言》《明本释》《圣传论》《公是弟子记》为第一辑，《先圣大训》《慈湖家记》《盱坛直诠》与《朱子读书法》为第二辑。马一浮先生选刻之古籍，如果原书已有精彩序文，则将原序一并刻录；如果没有合适序文，则会亲自撰写一篇。复性书院期间，马先生为单本作品（刊刻印行之书）所撰序文计有《〈圣传论〉序》《重刊〈盱坛直诠〉序》《重刊〈周易系辞精义〉序》（写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又为《儒林典要》丛书撰写序文（定稿于一九四〇年）。文中提到“舊籍蕩然，書頗不具，善本益不可得，僅就所有刊之，校亦未審，卷帙稍繁者猶力不能刻，故不預定目次”，由此可见，最初似乎并未形成《简目》所定规模，后来逐渐完善，才形成《简目》之庞大体系，可惜终于只完成一部分刊刻计划。 附：《馬一浮集》版斷句、文字與標點 馬一浮：《儒林典要》序 古之爲道者，率性而已。藏於身則寂，同於民則感。雖神用不測，蓋泯然無得而稱焉，非有物以與人也。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若是者，無假於言說，而況於書乎。性德漸漓而後有惑，於是假言象而辨之，著之竹帛以貽後。惑愈甚則書愈廣，乃不得已而爲之。苟足以祛其惑，是亦可捨，故曰“不可爲典要”也。聖人統之以六藝，而無所遺；後世別之以九家，慮猶不能盡。儒非自名，名之由人耳。史遷始立《儒林傳》，傳六藝之學者屬焉。其後儒術寢微，世亦不重儒。重儒者不以其道，堙晦以至於宋。濂溪周子首出，伊洛諸賢繼之，六藝復明，庶幾直接孔孟，由是有道學之目。《宋史》立《道學傳》，以別於《儒林》，斯歧而二之矣。或疑其說有近於禪，而名又濫於道家。後之說者益紛然莫能一，滋以詬病，是皆泥於名而不考其實也。夫不明乎道，何名爲儒。苟曰知性，何惡於禪。儒與禪皆從人名之，性道其實證也。六藝皆所以明性道，舍性道而言六藝，則其爲六藝者，非孔子之道也。性者人所同具，何藉於二氏。二氏之言而有合者，不可得而異也；其不合者，不可得而同也。漢之黃老、魏晉之玄言，並與後世依託道家者異。義學善名理，禪則貴直指而輕談義，不肯以學自名。二家者俱盛於唐，及其末流，各私其宗以騰口說，惡得無辨。然其有發於心性之微者，不可誣也。故宋初諸儒皆出入二氏，歸而求之六經。固知二氏之說，其精者皆六藝之所攝也，其有失之者，由其倍乎六藝也。然後爲六藝之道者，定其言性道至易簡而易知易從，極其廣大則無乎不備。名之以儒，仍其舊而不改，斯可矣。無取於別立道學之目也，尤無取於以宋學爲名。爲是言者，則爲已陋，惡是名而欲代之以哲學者，則爲已固。若乃藉談忘祖，幽冥而莫知其原，奮其私智之鑿，欲一切決而去之，是蓋以璞爲鼠而祭非其鬼之類。求通而反蔽，習於詭異而安之，是則聞見之囿，自棄於迷繆之途而不知歸，又何責焉。今最錄諸儒發明性道之書，斷自濂溪以下，爲《儒林典要》，以餉承學之士不溺於流俗者。寇患方亟，舊籍蕩然，書頗不具，善本益不可得。僅就所有刊之，校亦未審，卷帙稍繁者猶力不能刻，故不預定目次，舊序已明者亦不更出敘錄。理而董之，蓋猶有待，姑以是爲先河焉耳。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馬浮序。（浙江古籍《馬一浮集》第二冊第三〇至三一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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