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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仙齐文化的浪漫与幻想 我出生在山东龙口,整个童年时代,就在龙口海边的林子里度过.胶东半岛是齐文化的腹地,现在人们说起山东,都知道是齐鲁之地,以为齐鲁文化是同一种文化,实际上齐文化和鲁文化差异很大,甚至有许多对立的方面.比方说鲁文化是陆地文化,讲究'规范',君君臣臣,孔孟思想是典型的鲁文化.齐文化却是一种海洋文化、商业文化,倡导幻想和自由.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世界分为九州,天外有天.还有秦代的徐福,奉始皇帝之命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就是在胶东蓬莱这一带.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每天都能看到海天一色,无限辽远.所以这里的人说话嗓门都很大,生性直爽、浪漫.蒲松龄就是典型的齐国人,他能写出《聊斋志异》这样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不是刻意的追求,而是在齐文化的土壤上自然生长——其实胶东半岛全是这些东西,我小时候就对狐仙的传说很熟悉,每个村子里都流传着大量这样的故事. 甚至不完全是传说.那时候龙口海边是无边无际的林子,有几万亩吧,高大的橡树、杨树.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应该改过来,林子大了,什么怪事儿都有.我家就住在林场里,而且只有我家一户.因为各种原因,我家从城里搬到海边,距离最近的村子也还要走老远的路.那个村子叫'灯影',可想而知,古时候这里很荒凉,走夜路的人,或许会看到影影绰绰的灯火. 村子里经常听说,谁谁被狐狸或者黄鼠狼附身了.在我小时候,几乎每个月都有这样的事.我们那边管'附身'叫'调理',说某人被'调理'了,这个人就会知道很多他本不该知道的事情,说出与他身份不符的话,有些完全是狐狸或黄鼠狼的视角. 有人被'调理'了,他家人就会去请法师驱邪,法师被称为'阴阳先生'.我小时候经常看到阴阳先生作法,比比划划,不知怎么弄弄,那个人就好了.大人们说,阴阳先生把狐仙吓走了,或是逮住了一只大黄鼠狼,被'调理'的那个人就会一下子躺在地上,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昏昏沉沉睡两天,醒过来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蒲松龄写的那些东西,我从小就耳闻目睹.郭沫若说《聊斋志异》是为了讽刺官僚和封建,不完全是,我相信蒲松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也会目击很多怪事.蒲松龄的老家临淄,是齐国的都城,假如蒲松龄生活在曲阜一带,在鲁文化的环境中,很难想像他还能写出狐仙的故事.文学作品不能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看,过分强调其社会意义不好,首先需要有趣.当我开始写作以后,慢慢自觉:如果说我的所有作品和其他作家有些差异,那么这些差异,这些浪漫与幻想,应该就是齐文化的产物. 游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在林子里一直住到16岁.从林子里拐出来不远,是一个矿务局,还有园艺场.当时林场周边的村庄,联合在果园里建了一所中学,我每天就穿过林子去上学.'文革'时期冲击虽然很大,可是狐仙和黄鼠狼都没有给冲走.大家只是暂时不敢说了,因为'扫四旧'的缘故.可是民间的生活和传统,不因为你的'扫'而不存在呀.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有一天上课迟到了,老师问他怎么这么晚才来.他说帮他叔叔,给他婶子逮狐狸去了.这种事在我们那里不是笑话,老师听了也觉得有理,就没再批评他. 直到现在也会听说狐仙的故事,但是少多了,也许一年就听到一次.环境被破坏了,没有无边无际的林子了.没有林子,就养不住狐狸.狐狸少了,狐仙就更少.就像我们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找不到英雄,是因为群众不够多. 开始写作就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果园里那个联合中学的校长,爱好文学,爱得很深,但是他没有发表过作品.那个年代发表作品多难呀,他就在学校里办了一个油印刊物,鼓动我们学生投稿.我们写了以后他就夸,他写了文章也给我们看.还有各种文学书籍,他也想办法弄来给我们读. 这很过瘾,写点文章就能得到校长的表扬,我会高兴很多天,一点点虚荣起来,就不断地写.这位校长是第一位唤起我虚荣心的读者,我很感激.当年觉得他很老,现在想来,也就四十岁左右吧. 初中毕业以后,我不能上高中,留在初中的校办工厂里当工人.那是个橡胶厂,橡胶工人的日子没有过多久,由于当时的一些社会原因,我得回原籍去.就这样离开龙口,到了栖霞. 栖霞被称为'胶东屋脊',这里的地势在半岛上是最高的.栖霞和龙口尽管隔得不是特别遥远,几百里路吧,可是地理风貌差异很大.我从小在海边长大,突然来到山里,生活很不习惯.于是又开始到处走,在整个胶东半岛游荡. 那是毫无计划的游走,因为生活所迫.龙口古代是很富裕的地方,栖霞就很穷,我一方面是生活不习惯,另一方面,原来的朋友也都失散了.我爱好文学,就开始到处寻找新的文学伙伴.听说哪里有个爱好文学、爱好读书的人,我背着包就去拜访.去了一看可能是男的,可能是女的;可能很老,可能很小;可能写的是诗歌散文,也可能只是给公社写点宣传报道.我就这样到处走,跑遍了胶东的每个地方,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 写作胶东半岛的田野调查 走出家乡我才知道,要写真正好的文学作品,一定要写脚下的这片土地,不可以回避这片土地上渗透的文化.山区也有林子和狐狸,然而地形更加复杂,不光有山林,还有高山、峡谷,奔腾的河流,深邃的洞穴.我想写很长的书,写宏大的作品,慢慢意识到不能乱走了,要给自己划定范围:国外走哪些地方,全国走哪些地方,山东又要侧重走哪些地方.根据写作的需要,我开始有计划地游走,进行田野调查. 十九世纪以后,特别是现代主义运动以后,文学的内部空间无限开拓,卡夫卡之后的许多作家,写尽了人类内心的异化、对客观事物的恐惧.但是与此同时,文学中地理的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了,再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十九世纪的大师们,能够描写辽阔的景物.事实上生命的自然背景不能被忘掉,生存空间决定了人的个性. 我要写很大的书,事件很大,人物很多,就需要更结实的材料.在计划中,我把山东分成鲁南、鲁西等几块地方,胶东半岛是重点,每一座村庄和城镇,每一条河流和峡谷,我都要做详细的记录,记下山的海拔、河流的长度和宽度,还要记下当地重要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光是录音带就搞了六大箱子. 这就是我用22年时间写成的《你在高原》,分成10部,450万字.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完一本出一本,我也试过这样做,发现不行,这450万字从头到尾是一个大故事,总体上是一本大书,没办法拆开来.所有的'长河小说',无论多么长都是一本书,而不像系列小说那样单独成篇.可是'长河小说'往往有个毛病,前面写得好,两三本以后就没法看了,因为任何人都难以保持长久的气韵和始终充沛的情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找到了一个技巧:在写作之前进行严密的构思,规划好十部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动手写的时候,就看我当时的心境,觉得适合写哪一部,就抽出来写.也就是说最后一部未必是最后写的,我写的每一部都选择了最合适的时机. 这又造成一个问题:写了22年,也许十年前写到某个人物已经死了,十年后忘记了,写作的顺序又是打乱的,有可能就对不上号.所以进行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给全书挑毛病.手写的书稿,我放到电脑里进行查找,给每个人物建立像字典一样的简历,每个地方的资料也重新整理.出版社对我很好,找了5个编辑组成班子,帮助我修改书稿.就这样度过最后痛苦的一年,我累得一身是病,22年最好的年华,就耗在这本书里. 生活城市动物的书院理想 如今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济南,偶尔也到烟台一带去住.这么多年的游走,踩了很多点,朋友也多,几乎到哪里都可以呆一呆.可是为什么不离开山东?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会有很多机会、很多时候想要出去,北京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可是对我来说,很可能到北京未必就比在山东好,毕竟这里是我的家. 很多作家出国去,倒不如在国内写得好.离开了本土的欢乐和痛苦,对于艺术家和作家的损失多么大啊.写作者最好不要离开自己的文化母体,这是我的看法. 但我并不只写乡土,很多人有这个误会,其实我基本还算个城市动物,作品写农村和小城镇的占一半,另一半写城市和知识分子.二十多岁到烟台开始,我就生活在城市里,和大家一样,每天大量的事情,没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产生特别强烈的写作冲动,那就挤开手边的事,一杯茶、一本书,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可是这种幸福很难享受到.现代人的生活太急促,我想在最着急的生活里面学会慢,也是一种艺术.古人讲'大隐隐于市',就像在风暴眼里坐着,外面风暴旋转得再急,风暴眼是安静的.呆在风暴眼里思考和创作的人,才会产生大的艺术. 有时也会想起儿时的山林.回到那样的环境里最好了,在童年的林子里,和一群搞艺术的人喝茶看书、种地劳动,恐怕是我最大的梦想.对不起,这样的条件几乎没有了.胶东半岛的林子为了开发,大多盖上了非常漂亮的房子,北京人和东北人在龙口那边买房子的很多.我到那些小区里一转,几乎没人说龙口本地话,多是京腔.龙口四季分明,即使那种海景房也没有湿气,不用晒被子. 也是由于对童年林子的怀念,我参与创办了万松浦书院,现在仍然挂着名誉院长的头衔.事实上这是与当地的大学和政府合作的一个处级事业单位,书院有150亩左右的保护林,当年的选址就是我建议的.林子越来越少了,名叫'万松浦',也是我的一个梦. 故乡家园不再,古韵犹存 研究齐文化,是书院的课题之一,我每年会去讲些课,带带学生.古代的书院倡导个性化教育,今天我们尝试在做的,也是对现代大学批量教育模式的一种弥补.传承我们民族的文化,需要这样的地方. 网上还传我是官员,事实上我一天官都没当过.作协的职务也不是官员,我要开会的时候才去办公楼.平时就是专业作家,与机关单位没有什么关系.前些时候去香港讲学,有个学者告诉我,香港人得忧郁症的太多了,各个阶层都有.在香港这样的闹市,人们过的是'U形人生':住在高楼里像住在天上,每天要上班,就坐电梯下来进入地铁,到了公司再坐电梯上去———如此下来上去,循环往复,不像个'U'吗? 我想人这样过一辈子可太亏了,香港的山啊水啊美极了,日本人都坐飞机到香港去登山.我在香港登山四次,每次都只能看到很少的人在登山,因为香港人没时间,忙着在'U形人生'里打转呢. 16岁之前我在龙口,16岁到20多岁主要在栖霞,再往后就是考学和工作,定居在济南.今天再回到龙口老家,并不觉得陌生,因为我在不断地行走,不断地回去,停不下.龙口在我眼中的变化,不是骤变,而是渐变,不知不觉. 现在胶东半岛是整个山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龙口在胶东半岛又是排名首位的全国百强县市,工业设置特别全面,出名的有葡萄酒酿造、粉丝、铝合金、渔业、水泥、煤炭等等.龙口港过去是全国地方港口第一大港,现在的情况不太清楚,但仍然有着发达的水路运输. 这样看来,我小时候的龙口,和今天的龙口似乎不是同一个地方了.儿时熟悉的乡亲,大部分都不在了,和我同龄的小孩子,长大后都到外面闯世界.几经变迁,物不是,人亦非. 中国城镇化的一大问题是农村空了,把农村扒掉,集中起来盖楼,我觉得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根基就在乡村,保存传统的愿望最强烈也在乡村,现在村子没有了,人都到外面去住,这个变化是致命的.有人说我们得学西方发达国家,赶紧把农村变成城镇.这是胡扯,我去西方发达国家看过,没有这样子的.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那些小乡村多美啊,没见过扒掉盖楼的. 我回到龙口最伤感的是,农村正在远去,人们离开了,不再养猫、狗,也不再养猪和牛羊,连田野的秸秆还要储藏起来.各种农具,多少年不用的东西,包括老一辈人用的纺织机,都堆放在仓库里.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当然不算文物,却是触手可及的文化.为什么好多人到了城里能安心地住在高楼上,因为他偶尔会想起,老家还有一个房子,那是留存记忆的地方.老家的房子如果没了,城里头那个人也会没了底气,没了根. 龙口人祖祖辈辈还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命名.我们对方言都怀有深切的感情,一个东西在本地叫这个名字,在外地就不叫这个.命名的方式,就是文化生长的方式. 比如向日葵,在龙口叫'转莲',因为向日葵像莲花一样,又能随着太阳转动.我们吃向日葵瓜子,说吃了'转莲子',很美. 龙口人说某个东西颜色很白,发音是'敲白'.一件东西好不好,龙口人会问你:'奚好?'这都是古汉语的说法,在龙口至今保留下来.更典型的是,你如果问一个龙口人,能不能做某件事,他会回答'能矣'. 我还记得有些龙口的老太太,一个字也不识,吃饭的时候尝一口,说声'甚好',然后问别人:'你啖饭了?'旁边有小孩子哭闹,老太太举起拐棍吓唬小孩:'我打你何如?' 这样的语言让我心醉神迷.命名的规则还体现在地名上,铺开龙口的地图,你会看到每个地名都有故事.有个地方叫'撇羊',几乎可以肯定,当年有过一只羊被忘在那儿了,被撇下了,所以叫'撇羊'.还有'灯影'、'妙果',这些名字慢慢都会消失.村子搬走了,盖上了楼,原来那个地方也许还叫'妙果',不久也会换上更现代化的名字.或者名字留下来,原来的村民搬去新的地方,他们还会说自己是'妙果人'吗? 想想看,这些损失太大了.精神家园不再,没有人替我们的民族文化做点事情,只会搞城市化,像当年的'大跃进'一样.说白了,无非就是看中人家的地了,你爱农民吗,爱农民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自己家里?很多农民家里除了多出一个电视机,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我甚至认为电视机也让农民更痛苦,里面演城市里那些男男女女的生活,你过去不知道,知道了就心理不平衡.还有很多低俗的节目把孩子们教坏了,以前农村的人哪有随便在街上亲吻的?现在都乱七八糟. 这是精神上的痛苦,你可以说物质丰富了,但是人们更加寂寞.那么物质上他们没有痛苦吗?土地被占了,空气和水都遭到了污染,现在去哪里找几条干净的河流?他们的电视和冰箱来得并不容易啊,几乎是用健康作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如果是大多数底层的人不能从中受益,我看这种发展还是需要质疑的. 所以我还是会想念那些行走的日子,想念茂密的丛林.我也许不在高原,我在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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