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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小女孩，双亲均死于埃博拉。（资料图） 埃博拉大规模传染的风险极高，全球主要大国尚未就此危机作出协调和有效合作。 军事战略学者| 赵楚 目前非洲埃博拉疫情相当严峻，随着在西班牙和美国发现非洲外感染者，不仅在全球范围暴发大规模传染的风险极高，更大的问题是，与乌克兰和伊拉克等军事政治热点问题相比，埃博拉疫情的控制和防治问题，并未受到各主要大国应有的重视，与过去金融风暴等危机相比，则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地步。这在联合国为控制疫情而执行的筹款计划进展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计划筹款10亿美元，截至目前，仅有哥伦比亚一国的10万美元到位！ 1976年，第一例类似病例在埃博拉河畔确诊，导致这种内出血病症的带状病毒因此被命名为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这种病毒导致的疾病死亡率高达25%-90%，目前并没有有效的人类疫苗。 自病毒被分离，从1976年到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病例为1716宗。2014年，在包括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的西非地区，新一轮疫情暴发开来。本轮疫情来势非常凶猛，截至目前，在已经上报的8376例疑似观察对象中，已证实死亡的为4024例。目前除世卫组织、无国界医生及美军在当地从事疫情控制和救治工作，全球主要大国尚未就这一后果不亚于2003年非典的危机做出协调和有效合作。这种麻木不仁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非洲外感染者已经出现，而且有死亡病例。按照世卫等组织估计，如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到年底最危险的情况可能出现，即全球出现10万数量级的感染者，那就意味着疫情失控！ 对如此严重影响人类整体安全的危机如此忽略和冷漠，这表明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模式出现了重大的问题。相比军事安全或金融等直接标识国际硬权力的领域，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都从未把此类非传统的人类安全威胁作为主要的政策焦点。说到底，现行的国际政治还带着极为浓厚的19世纪和20世纪式的权力政治的根本特征，无论大国的国际政策，还是追随国家的相关思维，国际行为的基本轴心还是国际权力事务，尽管这种权力政治的国际观有时以地缘战略的理论来解释，有时则以意识形态或其他理论来解释。 因此，人们看到，大国会因为核扩散，如朝核危机与伊核危机这样的议题而聚集起来，投入重大资源，展开合作和博弈，也会为金融危机而采取行动，但对于埃博拉这种后果可能同样与核武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一样严重危害人类集体安全的事件，大国则宁愿迟钝地观望，互相推诿，不愿意采取及时、有力和有效的多边政策主动。即使经历像非典这样惨痛的教训之后，人们依然宁愿相信这类危机仅只是局部的、医疗性的和无关大局的事务。美国政府已经下令非洲司令部所属部队投入利比里亚等地的疫情控制，但由于财政资源的限制，目前奥巴马政府的作为也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种荒唐而危险的局面是当代国际政治观落后于人类共同生活现实的一个鲜明的例证。 目前紧急而危险的局面实际上提出了新国际政治观的问题。国际政治应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需要在道德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大国国际行为的目标过去一般都是基于国家冲突的克服，即有利于己方的和平，这都是直接以国家为对手的游戏，问题是，在这种传统的国际政治之上，人类总体和自身的安全利益，特别是生命的集体安全应该成为一个更有指导意义的目标，围绕这一事关所有人生命直接安全的目标，各国应重新界定国际政策的指针，以这一新的导向展开交流和合作，形成新的合作机制。简言之，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新国际政治应该体现一种道德的政治学的品格。时代变了，各国的外交作业再不是神秘的密室中天才外交家的个人游戏，国际政治与全球人类的个人意见和参与更加直接地联系起来，而没有道德和人道的政策标尺与目标，则不会有来自全球公众的支持，因而任何国际政治的构想都是难以落实的。 换言之，对于埃博拉这样的牵涉人类集体生命安全的课题，那些有志于推动全球政治更加规制化和法制化的国家应该看到采取行动，赢得正当国际软权力的机会。特别是对于新兴大国来说，在这些事关人类生命安全的事务上采取更主动和有效的政策倡议，并投入资源，必将实质性构建自己国际软权力的坚实基础，也有助于在全球清晰注视下，以和平与道德的方式塑造自身的国际权力。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百度糯米《博客天下》团购首页，4.8折全年33期杂志特惠订阅。 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博雅天下书店（微信号：boyabookstore）可购买本期《博客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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