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方
琉璃厂地名说故
琉璃厂的得名，始于元代建大都城时。据张涵锐《琉璃厂沿革考》，“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4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士到西山采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这个记载告诉我们：琉璃厂地名起始于元代；当年琉璃厂烧制琉璃瓦件的原材料，出自三家店。今天门头沟琉璃渠尚有遗址，且仍有烧制琉璃瓦器的琉璃厂；在元代，西山曾有河道可以通船运输物料到琉璃厂。
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一书中，有据清乾隆时内府所制京师地图绘制的一幅琉璃厂示意图。该图的说明中说到琉璃厂的四至为：“北至西河沿，南到庄家桥及孙公园；东至延寿寺街及桶子胡同，西到南、北柳巷”。从图中还可见当时东西琉璃厂一带建筑较为密集，其南北则有大片空场。烧制琉璃瓦件，不但要有窑，还需大片空地放置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等，故被称为“厂甸”或“窑甸”，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另外，琉璃厂一带还曾有“厂桥”的“地名”说法。至到民国初年，改明沟为暗沟，石桥废了，厂桥的名称也随之湮灭，但“厂甸”却因了灯市流传下来。
在北京人的观念里，“厂甸”一般特指春节时的灯市，也有称“厂市”的。便是在日常，也时有把“逛琉璃厂”称之为“逛厂甸”的，可见厂甸在北京人心中的地位之高。
琉璃厂——
士子云集的文化街
北京的书市，有文献可考的，当以明代大明门前的为最早。其位置在正阳门内，中华门前偏右。每届科举会试，总有书市并文房四宝、日用百货等摊点列于考场前。
1679年北京大地震后，慈仁寺逐渐衰落，书市和古玩市移往琉璃厂。大约在康熙后期，年初的灯市又从内城迁到琉璃厂的厂甸，琉璃厂渐次发达起来。
乾隆时，各地在北京外城建会馆已成风气。一方面是清初“满汉分城而居”，汉族高官们纷纷在宣南一带安家落户；另一方面，会馆蜂起，又使琉璃厂附近有大批士子云集。他们之间“以文会友”，交往酬酢，更激发、促进了琉璃厂文化商业的发育、发展。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开馆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纂出我国最大一部丛书。这９年间，或为官方征集，或为书商采购，天下典籍潮水般汇聚京城，涌向琉璃厂。翰林院的四库编修们到琉璃厂书店寻检书籍、字画、文物等，成了那时一个特殊的街景。也就在这时，琉璃厂发展成为京城赫赫有名的文化街市。
其后百余年，乃至清末时的京城官员们，仍然不约而同地常到琉璃厂寻书搜宝，竟日方归。甚至还有人寻得好书，却一时囊中羞涩，竟有典当随身衣物买书的。
辛亥革命后，科举废，新学兴，琉璃厂书市也与时俱进。一方面卖旧书和碑帖的，“仍承袭乾嘉以来讲风雅与讲朴学之风气”，与顾客交流、切磋古籍的版本、校读、刻印，抑或碑帖的宋拓还是明拓，是原刻还是翻刻等等。书铺老板、店员的学养识见，往往让顾客惊讶、钦佩，更增添了书店的厚重、深沉。另一方面，随着洋学堂及高等学校的兴起，又有一批书店转营教材及各类新书，包括国外学术领域书籍的译本等。当时北京乃至北方数省学校的书籍，大都出自琉璃厂书店。
不管书店经营方向与内容怎样变化，待客的风格依然如故。正如瞿蜕园《北游录话》中所说，琉璃厂在当时便是一个大的“公共图书馆”，“书店门面虽然不宽，人们在其中，或寻书觅帖，或彼此论书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无慢客举动，虽是买卖中人，而其品格风度，确是高人一等。无形中便养成许多爱读书的人，无形中便养成北京之学术气氛。
即便是到了今天，虽说有了分布北京各处的大书店、书城，也还有不少人到琉璃厂寻书觅宝，还总有人带着晚辈逛琉璃厂，称之为给孩子们传统文化的启蒙、熏陶。
厂甸——
京师春节的文化狂欢
厂甸庙会——起于明嘉靖，兴于清康熙，盛于乾隆，绵延至今４００余年。
明代的灯市，起初在今东城区的灯市口。嘉靖年间，为了皇宫的安全，灯市移到琉璃厂。公元1679年，慈仁寺遭地震破坏后，以书籍文玩为特色的庙市移到琉璃厂。官办的灯市加上寺院的庙会，“逛厂甸”便成了北京人春节生活中一大重要内容。
到了乾隆时，城市的发展变迁，庙渐次地没了，“庙会”却流传下来，“灯市”也被约定俗成为“庙会”，于是，“厂甸庙会”成了北京人岁首一种特殊的聚会、特殊的文化娱乐活动。更添节日情趣的是，厂甸汇聚了北京及近畿著名的民间手工艺品，有２０余种。如“毛猴”，即用中药辛夷、蝉蜕做成的猴子造型；蜡制瓜果梨桃，放在果盘里，几可乱真。还有蜡制的小鸭子、青蛙等，可放在水中赏玩；如琉璃片、玻璃鱼缸等琉璃制品；还有风筝、空竹、面人、泥人、鬃人、剪纸、绒花，竹木制的刀枪剑戟，小腰鼓及微型的镲、锣等铜响器。
在厂甸，各种民间传统小吃大行于市，如艾窝窝、驴打滚、年糕、扒糕、茶汤、豌豆黄、豌豆粥、棉花丝、豆汁、爆肚、煎灌肠等。
在厂甸熙熙攘攘、摩肩擦踵的人流中，火红的大糖葫芦，嘎嘎欢唱的风车，一片喜气洋洋，一片春风得意。也有人夹着刚刚淘到的书籍或纸笔砚墨，匆匆而去，带着悄悄的欢喜。这是一个北京独有的特殊集市，是个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共庆新春的文化大聚会、大联欢。
琉璃厂——
北京曾经的“文化创意产业”地
说琉璃厂是名人、名店、名家、名书、名品“五名荟萃”，一点儿也不为过，但这里不讲“派头”，不以貌取人，讲究求学、治学、治业的虚怀若谷。
很多关于琉璃厂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讲到那里店铺简朴的门面，雅静的环境、气氛。但就在这不显山露水的斋、阁里，那老板、伙计就可能是个古籍版本大王、期刊专家、书画鉴赏专家、古玩鉴定家、制笔世家、制墨名家、镌刻家、书画装裱整修专家，或者是著名的作家、书法家、国画大师、收藏家……就连在这儿卖酸梅汤、豆汁儿的，都是北京有名的“信远斋”、“豆汁张”。
通学斋书店的孙殿起，著有“丛书目录拾遗”、“贩书偶记”、“清代禁毁书目(补遗)”和“清代禁书知见录”等，仅从书名，就能看出其书业“专攻”的特点来。
松筠阁的店主刘际唐与刘殿文父子二人，先后被称为琉璃厂“期刊大王”。刘际唐注意到有人寻找各种杂志，从此便开始搜求别人不屑一顾的旧杂志，再配成整套出售，自己还编纂了一套１２册的《中国杂志知见目录》。积年累月的努力，松筠阁以杂志为专业，在琉璃厂独树一帜。
解放前，吴晓铃、郑振铎、刘半农、刘景超等学者常到松筠阁淘换旧期刊旧报纸。唐弢也经常把所要期刊开出目录交给刘广振。收集全《晨报副刊》是唐弢多年的愿望，在他去世前，刘广振终于影印配全，了却了唐弢的一大心愿。唐弢曾说，“没有琉璃厂，便没有我鲁迅研究的成果”。
尊古斋（后为通古斋）的黄伯川、黄镜涵父子都是青铜器鉴定家、金文考证家。黄伯川著有《衡斋金石识小录》、《衡斋藏见古玉阁》等十数部著作，共112卷。黄镜涵在上世纪50年代曾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聘为考古顾问。
萃文阁的魏长青，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金石篆刻家，曾与弟子徐柏涛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镌刻毛主席题词及周总理撰写的碑文。
琉璃厂这些“术业有专攻”的名人。他们靠着自己的艰苦钻研、严谨治学，把图书、古玩及书画乃至纸笔砚墨等的经营，推演到高超的专业水准。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并与各领域多门类的专家学者直接对话、服务，以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称琉璃厂书摊为“安身立命”之所。
其实，在琉璃厂文化街披沙淘金、攻读钻研，留下足迹的文人学子，何止千万。其中，从清乾隆以来（甚至更早些时候）迄今的学界名人乃至科学、文化巨匠，如纪晓岚、林则徐、王懿荣、吴大瀓，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再及李大钊、朱自清、鲁迅、周作人、胡适、郑振铎、吴承仕、黎锦熙、陈垣、沈钧儒、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邓之诚，著名书画家齐白石、张大千、于右任、陈师曾、林琴南等，还有离我们很近的老舍、邓拓、吴晗、廖沫沙、翦伯赞、启功、白寿彝……数不清学科门类的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就曾经穿过琉璃厂狭小而幽深的街道，在那些古朴的店铺里寻书访宝、披沙淘金。也正是从这里汲取了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精髓血脉而融会贯通，并在与世界广泛的交流中，他们又把祖国文化、科技，推向更新更高更为丰富的境界。
更重要的是，琉璃厂朴实无华，很平民，没有贵族气；它于无形中养成许多爱读书的人，于无形中养成北京的学术气氛，从而影响到一个城市文化个性的形成与发展，且至今依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人们心目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美誉度。
北京最早的琉璃厂--玉阶拾零
清代，宫廷收到“贡品”中，有一类是来自西洋的玻璃制品。
康熙48年（1709）工部奉旨筹建了一个御用玻璃厂，特地从欧洲雇了四名洋匠。洋匠来华，应是我国玻璃工业史上首次官方的人才引进了。这个工厂由“内务府造办处”管辖。
玻璃厂的地址位于皇城的西安门偏南，北距西安门大街约200米，东临今府右街。此厂到了道光、咸丰时期已逐渐败落，但到了清末房屋还在。现在该处成了民居，遗物已无从寻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