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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方的牵挂 这一篇还是写黄永玉与沈从文之间的故事。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沈从文促成黄永玉一九五三年决定举家从香港回到内陆，人生由此大大改变。 走进一九四九年，黄永玉在香港一直牵挂着沈从文的安危。 此时黄永玉俨然已是香港左翼文艺界的一名年轻而生机勃勃的成员。他所参与工作的《大公报》，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放弃以往非党非派的独立性，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的萧乾所说，在《大公报》名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刚的策动下，《大公报》宣布“起义”，成为了革命阵营的报纸。这里，“起义”一词并不准确，因为《大公报》过去并不属于国民党势力，但其一直奉行的“不偏不倚”方针由此终结则是事实。萧乾所述，或许与当年转向左倾的不少人的心绪相符。 年轻的黄永玉投身于革命之中。在香港，他的周围活跃着一批中共文化界领导人和著名左翼人士，如聂绀弩、楼适夷、王任叔、司马文森、张天翼、蒋天佐、臧克家等，而编辑《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的罗孚，本身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这样的文化圈子里，黄永玉为新时代的来临而兴奋，他回忆说，当时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儿。 沈从文则截然不同，他处在历史转折重新选择的关口。左翼文化界对沈从文的批评，多年来，或重或轻一直没有停止过。以前的论争大多局限于文艺观点的分歧，但一九四六年之后，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沈从文发表批评内战的文章，因此被左翼文化界视为“反动文人”，随着新时代的一天天接近，对他的批评就自然而然变得愈加激烈。对沈从文的猛烈讨伐，由香港左翼文化界发动，最有影响的猛烈批判，莫过于郭沫若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沈从文所在的北大校园，学生们将之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 身在香港的黄永玉，当然能够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 黄永玉在《这些忧郁的碎屑》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解放前夕，他写过不少信，给我报告北京的时事以及自己当时的感想。他直率地表示不了解这场战争，要我用一千、一万、十万张画作来反对这场让老百姓流血吃苦受罪的战争。我觉得自己的认识在当时比他水平高一点，能分清什么是“人民战争”和其他不义战争的性质。何况打倒国民党蒋政权反动派是当时有目共睹的好事，除了共产党和解放军，谁有本领做这种事呢？说做，不就成了吗？ 黄永玉凭记忆摘录沈从文写给他的一封信：“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就沈从文往事访问楼适夷，当年他是香港左翼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在谈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情况时，楼适夷告诉我：“当时我和黄永玉都在香港，听说沈从文害怕将来无路可走后，就要黄永玉写信告诉沈从文：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样。”(一九九0年五月十八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 黄永玉当即去信北京宽慰沈从文。但沈从文无法摆脱历史转折之际的困惑与惶恐，他的生存状况一直令远方的亲友担忧，直到他写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的一封长信，寄达香港黄永玉手中。 二、闯过生死关口 发现沈从文七月六日的来信，实属查阅资料过程中的一次意外收获。 一九八八年沈从文去世后不久，黄永玉于八月十六日在香港完成长篇怀念文章《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表叔沈从文》，其中写道： 一九五三年以前，我住在香港，一直跟表叔有书信往来。除我自己的意愿之外，促使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有两位老人，一是雕塑家郑可先生，一个就是从文表叔。由于我对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也由于我对两位老人道德、修养的尊敬和信任。最令我热心沸腾的是，我已了解到从文表叔当时的处境很坏，他的来信却是排除了个人痛苦而赞美共产党和新社会。他相信我比他年轻，因而能摆脱历史的因素，为新社会贡献所长。道理十分通达易懂，真诚得比党员同志的劝谕更令我信服。可惜所有的通信，那些珍贵的蝇头毛笔行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 令人惋惜的烧毁。这就难怪，《沈从文全集》书信卷，除收录一封写给黄永玉夫人梅溪的信之外，写给黄永玉的信却无一封。 几年前，在香港《大公报》资料室里，我用了几个下午与晚上翻阅故纸堆，消磨时光。幸运的是，一页一页地翻阅，竟有了不少收获。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沈从文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写给黄永玉的一封长信。该信以《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为题，发表于同年八月十一日《大公报》副刊。 沈从文写此信之时，距同年三月二十八日自杀获救不到四个月。由沈公子虎雏先生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称，沈从文一九五0年六月十二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我的感想———我的检讨》，“这是他一九四九年后首次发表的文章”。那么，《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一文的发现，无疑填补了一段空白，它应是沈从文一九四九年公开发表的唯一作品，且在他的人生发生巨变之际。它是沈从文在历史转折之际的情绪与生活的特殊记录，同时，对了解黄永玉的人生轨迹变化，也有着特殊意义。 当年突如其来的这种阵势，令沈从文害怕到了极点。一生中他经历过许多磨难，但眼前发生的情况却是他从未见识过的，他不知道他这片被卷起的枯叶，会飘向何处。他显然更加恐惧在解放军进城之后，自己的未来更加难以预料。他逐渐出现汪曾祺所提到的精神失常现象。在家里，站在窗前，望着胡同里来往的人，他会紧张地说：“他们抓我来了。”据《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病情恶化为精神失常。三月二十八日他选择自杀，遇救后送入精神病院。 不幸中之万幸，沈从文遇救后病情好转得很快，情绪渐趋稳定，家庭生活也趋于正常，正是在此情形下，沈从文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给在香港的黄永玉回复了一封长信。 黄永玉告诉我，当时收到沈从文这封长信，看到表叔走出自杀阴影，心情骤然明朗且对工作充满热情，自己为之兴奋，心里一直悬着的石头随之落地。他当即把信交给罗孚等几位朋友传阅，大家都为之高兴。他们商定，全文发表这封信。一方面可以让海内外牵挂沈从文安危的友人和读者放心；另一方面，作为一家已经转向的报纸，更有必要借此呈现新时代的活力与感染力。 三、“这里的人只想做事” 沈从文致黄永玉的信，八月十一日在《大公报》“大公园”副刊发表，距写信之日不到一个月。 此信在“大公园”作为头条发表。收信人“永玉”二字隐去，以×× 代替，标题《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署名“沈从文”，由编者拟定，并加框写一说明：“这是沈从文先生自北平寄给留港的一位木刻家的信。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二十年以笔离群的作家，如何觉今是而昨非，在根本上重造自己。”标题下面配以题花。题花为两条小船，寓漂泊之舟找到栖身港湾之意。题花由黄永玉亲笔所绘。 沈从文在信中强调自己“与群游离”，在新时代中被毁废是不可避免之事。将个人以往完全抛弃，无条件地消融于群体之中，这是沈从文在历史转折之际走出幻灭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且不管他是否真的能做到。他在信中劝说黄永玉离开香港，到北京大干一番事业，并给了不少具体建议： 你要明白的事，说简略些就是这样。(今天我头脑清楚，说得也比较清楚。)我实在盼望见见你，盼望你能来这里，因为还可以和你谈谈旧日家事，应当知道不易知道的。并且说学习，博物馆就有上万图录，颜色形态和线条，从彩陶到晚清，多大一份遗产，待人来花用来消化！但是从学校出身的美术学生，会利用遗产的可太少了，会从一切优秀传统学习再另有翻新体会，实在太少太少了。一个宝库等于搁在井里，你来看看才会明白可学的实在一生都用不尽。如果商量一下，可为天津进步报作木刻，有一定报酬，你来即住在我这里，我还可以和你来为手工艺作新设计，你也可以把木刻扩大，学雕漆及其他，因为这里有个设计机构，可以做种种试验的。如学雕塑，就有数千种参考品，泥石玉铜无所不具，各时代都可以见！(巴比伦埃及专著都有)我离开文学，能转而研究工艺美术史，在目下，我觉得也正是塞翁失马，对个人来说无所谓，对社会来说我相信实在有意义。 沈从文写给黄永玉的信，充满投入新时代的热情，并为新的北京描绘出勃勃生机。他详细描述准备转向工艺美术史研究的计划，鼓励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来，与他一起开始新的生活。表叔的召唤，令黄永玉为之向往。 接到沈从文来信之后的第二年夏天，黄永玉、张梅溪夫妇从香港来京探望。这是他们夫妇第一次来到北京，也是多年后叔侄两人的第一次重逢。他们的目的当然也是要实地感受北京，以便决定是否离开香港移居北京。 北京之行与表叔一家团聚，亲身感受到新时代的兴奋，黄永玉做出以后来北京生活的决定。返回香港后，他们写信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沈从文，沈从文于一九五0年九月十二日给梅溪，写去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这封信有幸被保留下来，收录在《沈从文全集》中。 沈从文在信中说，黄永玉梅溪的来访，为自己一家带来快乐： 你俩小夫妇来，给孩子们真带来一份永久的春天！到现在，我们和石妈总还是把你们的善良和活泼，当成一个“漫谈”说下去的……永玉为孩子们作的画像，看到的朋友都觉得自己如被画一下，十分幸运。因为几个专家也认为是“杰作”。都欢喜的，可惜不为我画一个。 得知他们已有计划到北京来生活，沈从文尤为兴奋。他说，愿意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黄永玉，还为他们两位从文学和艺术两方面设计发展方向，鼓励他们以自己的创造而尽快融入新的社会。半个多世纪后读此信，仍然可以强烈感受到沈从文似乎全然抛弃旧我之后的镇静与从容。他这样写道： 读你们的来信，说到将来会来北京住下去，我是如何高兴！趁我头脑还能得用时来，有些对于工作的本质理解，有些看法，有些未能完成的理想，有些具发展性和延续性的工作经验，一定会对永玉有用处的。 …… 正如毛主席在文件所说，共产党到了都市，一年来有些事都闲下来了，有些事生疏了，有些新事又得重新学习。你们这一代最要加深加强学习的，似乎应该是一种完全新的东西，但其实这个新还是离不了从“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出发，有关这一点，北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国家一切工作的推进，都要从这二点出发，才可见功。 沈从文甚至还向黄永玉提出新的建议： 永玉将来还得到东北去走走，西北走走，看看云冈敦煌，和黑龙江的黑土，鞍山大铁矿，以及蒙古包中的大小蒙古人，这一切对你们都需要，学画和文学全需要。可得先有个准备条件，即把身体弄好。你们两人都得在健康上也努点力。 加强学习，是爱国家一个条件。国家事情多，要一个人抵十个人用。要鼓励永玉多做点事，这也就是你的创作的一部分。我两年来写信能力全丢失了，不知可说得对不对。 收到此信，一年零五个月后，即一九五三年二月，黄永玉带着妻子梅溪和刚刚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离开香港，前往北京。 火车抵达位于前门的北京火车站。年过半百的沈从文，一个人站在月台上迎接他们。沈从文和黄永玉叔侄两人，从此将一起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他们未来的日子，由此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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