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和德、利和义”的思辨

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一直南北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浙江地处江南，良渚文化曾深刻影响过以后北方的龙山文化。中国传统的阴阳纵横哲学，已在这时形成一个基础的理念。在这基础上，产生了中国第一次思想文化爆炸期∶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以后，中国走进漫长的封建社会，独尊儒术，也就压制了继续的哲学思想。在这个整体中，浙江作为一个个体，虽然一直不可能摆脱整个封建思想的统领和束缚，但一批知识分子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思想，以封建社会十分难得的活跃、真实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坚持和继承了中国传统阴阳纵横哲学的方法论，具体便体现在对“利和义”关系的思辨上，进行哲学认识和探索。这些哲学认识和探索，使浙江的创造性得以全面的光大。这就是浙江自宋明后在文化上强势推出的基础，也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在中国形成重要位置的基础。

一，在形而上学上回归真实

古代浙江的文化核心中，对真实、对科学的追求，一直是一个亮点。而开这种风气之先的，不能不首推王充。王充思想的基础是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然后深入到对“道”和“德”的辩证关系的认识。王充所著《论衡》就其书名而说，应为“对事物如何均衡、和谐的度的探讨” 。“衡” 这一理念与封建儒学的“中庸” 思想有同亦有不同。一种是概念、停滞地看问题，以为没有矛盾、没有斗争，这个结构不发生变化就是中庸。王充关于“衡” 的理念，已具备了许多唯物辩证法的许多朴素思想元素，是从运动的、变化的角度去认识事物和社会，这种区别，就必然重于对“道”的认识和追求，把“衡”看成是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科学的度，在此中实现中庸的理想结构。

至宋时，浙江又在哲学思想上崛起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等，南宋之时，学者辈出，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这个学派很特别，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阐述哲学。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亦是永嘉学派最大的特点，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在这个切入点上，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从而进入哲学层次。这种切入方法，本身就把哲学问题一下子拉到社会现实。南宋时，与永嘉学派一起并肩的，还有一个哲学思想家：陈亮。陈亮是永康人，在哲学上主张经世致用，与朱熹展开激烈的论战。

至明时，浙江又出了一个哲学思想家：王阳明，是余姚人，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提出“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影响很大。这其实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对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的一种批判，明确实事求是的基本哲学理念。

浙江的释道二教，自隋唐后也得到很好的发展，其突出者有天台宗和道教南宗创始张伯端。很有意思的是，浙江的释道二教也与整体人文有着共同的特点∶一为在继续上的创新，开创出新的宗派。二是这种创新，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那便是“真”。天台宗的“一心三观” 和道教南宗经典“悟真篇” ，其本质上，便是一种去繁却虚，回归真实的宗教思想探索。

二、破除“非此即彼” 的思想痼疾

浙江的哲学思想发展的本身，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并没有走上彻底否认儒学的极端，相反，这些哲学思想家大多出自儒门，而且也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的理论进行质疑和批判。

王充《论衡》一书虽然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著有《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学，而是以否定儒学的封建异化而追求返回儒学的本义而自居。这种思想形式，完全摆脱了封建社会精心打造出的“非此即彼” 的思想桎梏，具有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基础。

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虽然在“人欲” 、“利” 等方面对儒学形而上学“道德” 提出明确且毫不留情的批判，但也从不彻底否认儒学，而是以弘扬“内圣外王” 这一理念为正本清源儒学并振兴儒学为自己的旗帜。永嘉学派并不反对“内圣外王” 这一儒学理想目的，只是认为要实现这一理想目的的途径是“经世” ，使国强民富，而不是在“道德”的空谷里打转。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其实也就是把封建儒学的“道德”混合区分出来。

这种以“经世”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这本身不仅是对儒学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光大，以细雨润物的形式深入到浙江的经济社会中。在封建儒教高压下，事实上浙江还有一个真实的商贸文化、市井文化的并存，以勤于生产经营为荣，以“地荒人闲”为耻，以“精工良品”为求。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浙江的沿海和内河码头遍立，崇山峻岭间也是商道纵横，商埠繁荣，以至七山二水一分地的不良自然环境，被经济之力造就成物产丰富，税赋充盈，人民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全国各地的繁华江南。

三，为“人欲” 、“利” 脱罪

王充的哲学贡献，主要便是把理想的社会架构与如何去实现这种理想架构区分开来辨证地去认识。首先，他提出世界的物质观，从而质疑把王权神化并成为“德”的最高代表，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在本质上，王充就是把“德”从形而上学的概念拉回到实际，提出了实现这种理想架构需要面对矛盾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而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王政）的也必须是客观事实。

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永嘉学派继承王充的哲字思想，进一步明确“经世”与“内圣外王” 的关系，也就是提出经济发展与实现理想的社会架构的重要关系，让儒学回归民生，回归社会。永嘉学派的“经世理论”核心便是经济。在这个基础上，永嘉学派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为几千年来一直被儒教认为万恶之源的“人欲”和“利”脱罪。永嘉学派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下认识“人欲”和“利”，形成系统的理论，这是在先秦以后第一次重新构建经济学，对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推动力。

王阳明则是更多从哲学本身来修正儒学的形而上学，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打破了封建儒学“师古守经”的思想禁锢。

明代，浙江还有一个王士性，已开始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注意到我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北向南的转移。王士性的人文地理思想，论证了科学认识“人欲”和“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作用，对明未清初学者有很深的影响。

正如王士性所研究的人文地理学，地理环境条件和人文思想是一个唯物辩证的相互关系。面对并承认“人欲”和“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作用，科学地引导并加以规范，是浙江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文化重要发展地区的基础和动力，在宋明后，浙江工商经贸走向繁荣，农业也通过基础设施改造而成为“鱼米之乡”。

四、兼蓄并容中树立的“诚信”社会理念

浙江的哲学思想发展，在方法论上强调实事求是，为唯物辩证地认识、把握“人欲”和“利”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基础。

王充《论衡》一书之名，本身就是阴阳纵横哲学的体现，探索的便是运动变化中的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度。永嘉学派是将“利” 和“义” 作为矛盾的统一体提出的。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王士性的人文地理学也充分阐述了人文、地理和经济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思想，都是在社会的整体下以发展的眼光去承认“人欲”和“利” ，同时，也提出对“人欲”和“利” 的空间规范和道德要求。

在这种兼蓄并容之中，浙江对经济、社会事实上的道德要求，事实上已是重在“诚信”上。“诚信”不仅是一种外加的道德要求，更是工商贸易自已立身和壮大的内在要求。浙江的工商贸易在顺其“人欲”和“利”的根本规律下，也始终被一种“义”和社会道德力量所制约，使其避免走向制假造劣的歧途。

浙江几千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是继续并发展中国古代阴阳纵横哲学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阴阳纵横哲学与现代的唯物辩证法有许多相近之处，且更为形象，具有明显的东方文化色彩。浙江几千的哲学思想发展，始终贯穿着“强国富民”的理想追求，走向真实，走向实践，走向民生，走向社会，使浙江的哲学思想发展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这同样也是浙江今天和将来发展一笔巨大的思想文化财富，让哲学之光更加明亮地照亮浙江的未来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浙江省临海市广播电视台）

“道和德、利和义”的思辨

——从浙江古代哲学发展史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