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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成在建唐中的历史作用（贺润坤） 李建成以皇太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秦王李世民射杀于是史书对其颇多微词，当今史学界也认为他无才无功，仅以嫡长子而居太子之位，是个纨绔无赖子;李世民与李渊、建成等人的斗争，是当时社会进步倾向的代表者与腐朽倾向的代表者之间的斗争。对李建成的这种历史结论是极不公允的。 对李建成的贬责，主要来之两唐书和《通鉴》。究其原因，无非是因建成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失利，故遭到唐代史臣的贬斥。唐太宗既被后代奉为帝王楷模，两唐书等官史必然要因循唐代史臣的观点，对建成的历史活动，或埋没不载，或曲载其事，夸大太宗的历史作用。 据《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李渊是太原起兵的主谋者和西攻长安的军事指挥者。由于作者温大雅是李渊太原起兵时大将军府之记室参军，所载亲历之事，较为客观，又因其是秦王世民的亲信，在书中未免有夸大世民、贬抑建成之处。即使如此，因该书成书于玄武门之变以前，故其对建成的记载较两唐书和《通鉴》为可信。笔者试图参照几种史载，对建成的历史活动予以分析。 (一)建成参预太原起兵密谋 太原起兵的主谋者，两唐书及《通鉴》都归于世民。认为建成时在河东，并未参预起兵密谋。据《起居注》卷一所载，李渊早有代隋之志，任太原留守后，即“命皇太子(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收罗人才以备起兵。建成奉父命在河东独当一面，其参预太原起兵密谋是毋庸置疑的。 (二)建成建唐军功大于世民 隋场帝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杀隋太原副留守高君雅和王威，起兵太原。六月，建成奉命从河东到太原，参与起兵的战略制订和组织领导工作。从太原起兵到攻占长安，沿途唐军进行的主要战役有:破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县)，破霍邑(今山西霍县)，围攻河东和攻占长安。那么，建成在这些战役中的作用如何呢? 在李渊宣布起兵之后，西河郡垂高德儒不从。李渊遂遣建成、世民兄弟将兵攻西河郡。建成等与士卒同甘苦，深得军心，很快俘斩高德儒，平定西河郡。<起居注》虽未叙及建成、世民何人为帅，但军无二帅，建成时年二十九岁，世民年方十八岁，以处世经验和长幼次序而论，此役统帅理应是建成，世民仅是副将而已。<旧唐书.高祖本纪》和两《唐书。太宗本纪》皆将攻西河郡之功独归世民，不提建成之名。司马光虽认为唐高祖与太宗《实录》所载失实，故<通鉴》所载此役情况，多依《起居注》，但又载:“执德儒至军门，世民数之曰”云云，从责斩高德儒之事中抹去建成之名，仍然是指明世民为此没之统帅。一可见司马光仍脱不开唐代史臣的羁绊。 平定西河郡后，李渊建大将军府，组建三军，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焉。二郎为敦惶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筑军等求焉”。七月，李渊率军三万离太原西攻长安，隋西京留守代王俏遣兽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守霍邑，又遣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守河东，使之互相呼应，并授从二人指挥临汾川，尔诸郡的守城事宜。李渊兵到距雀邑五十里的贾胡堡时，因大雨连日，车浪缺乏，被迫拄军于此。李渊派军去太原运粮，当时又传来突厥与刘武周合兵南袭太原沟、汽占。一沂渊集众商议军情，多数人主张还兵太原，以观形势。建成兄弟力排众议，认为唐军的处境是有进无退，若谋退兵，无异于“畏溺先沉”。李渊采纳了二子的建议，雨停即令近军霍邑。由上述记载可知，李渊处变不惊，冷静地处理军机重事，建成兄弟在协助乃父进仃战略决策时都有贡献。但《旧唐书·太宗本纪》却载此事为李州主张回军太原，世民坚决反对并继之哭谏，李渊才停止退军。又将建成与世民的共问建议记为世民独功。司马光虽说世民所谏，“李建成亦以为然”，但其与《新唐书·太宗本记》相同，社撰了左军先退一节，而且世民还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还，请白追之。”于犯“世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此载绝非虚笔，因为左军先退，身为左军统帅的建成难逃约束不严和怯敌之责，右军“严而未发”，则证明右军统帅世氏临敌不乱，御军有方。但是建成既同意世民之议，试问军情紧急之时，建成身为左军统帅，如何能脱离军队了建成既反对退军，左军又何能先退《通鉴》虽力图自圆共说，但仍不免露出议绽。此正是封建史家有意贬低建成之此笔。 攻霍邑之前，李渊担心守将宋老生固守。建成兄弟认为，宋老生男而无谋，若以径骑挑战，其必然出战，否则可用离间计破之，李渊遂亲临霍邑城下指挥。宋老生采然从东、南二门引兵杀出，李渊“乃部勒所将骑兵马左右军，大郎领左军，拟屯共东门，二郎领右军，拟断其南门之路。仍令小缩，伪若避之”。老生中计穷追，“未及战，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驰而向门”，唐、隋之军一场恶战。 正当激战之时，李渊诈传言:已斩宋老生，致使宋老生“所部众闻而大乱，舍仗而走，争奔所出之门，门已被大郎、二郎先所屯守”。隋军溃败，老生被杀，唐军遂下霍邑。可见李渊是此役的军事指挥者，建成、世民亦有汗马之劳。 可是两《唐书·太宗本纪及《通鉴》都将世民作为此役的前敌指挥，并且还载有:“高祖与建成合阵于城东，太宗及柴绍阵于城南。老上靡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高祖与建成军咸却。”幸有世民，才使唐军获胜。偷梁换柱，把仅作为部将参战的世民写成主将，编造其挽救危局的情节。 唐军攻下霍邑后，西向连克数城，进逼河尔。李渊遣建戍、一世民及裴寂等围攻河东城，失利后，遂对河东围而不攻，率大军西入渔关，占永丰仓。接着又令建成率司马刘文静等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扼守渔关，防备河东之敌。令世民率军渡渭河北略，对一长安进行迁回包围。世民军至周至时，李渊认为河东之敌已无威胁，即令建成率精兵进屯长乐离宫，令世民兵屯长安故城。李渊随后率大军西进，与二子合兵一处。当隋代王拒绝投降后，李渊即令建成、世民指挥攻城，“京城东面、南面，陇西公主之，西而、北面，敦隍公主之，。破城后，李渊又遣二子统本部军马“依城外部分，封府库，收图籍，禁虏掠”。建成又奉命斩隋西京留守阳世师等人于朱雀街道。李渊以隋代王俏为傀儡，自任大垂相以掌军政实权。以建成为世子，封世民为秦国公。义宁二年(618年)正月，李渊任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率十余万大军东向洛阳，因东都隋军与瓦岗军共同与唐军为敌，使唐军无功而返。此年五月，李渊以“禅位”的形式废代王自立为帝，正式建立唐王朝。立建成为皇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大封功臣，接着便筹划统一全国的战争。 从《起居注》的记载可知，建成参预了太原起兵的密谋，在河东从事起兵的秘密组织工作;太原起兵之后，他参与唐军的指挥，统帅左军，曾与世民平西河郡、破霍邑、围攻河东。入关后，又被委以屯守永丰仓和扼守渔关的重任，随之又率军与世民攻破长安城，为逮立唐王朝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显示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温大雅既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自然知晓军中机密，又作为起兵建唐之参与者，所叙即所见所闻，尽管不免对李渊有溢美之处，但其所载远较经唐代史臣篡改后的《国史>、《实录》可信。由于作者的立场所致，书中难免有夸大世民和贬抑建成之处，而且此书能得传世，必然要经过贞观史臣的认可。即使如此，从此书之记载中仍然看不出世民的军事才能和战功有高于建成之处。实际上，建成身为左军统帅，亲冒矢石，屡败强敌。入关之后，受命屯守永丰仓和扼守淹关，既防河东之敌西来，又当西攻长安的要道，如此重任，世民北略显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以建成的年龄和社会经历而论，其在起兵中之军功无疑大于世民，温大雅不专载建成的活动，常将建成、世民之事混为一谈，正是借此混淆后人视听，夸大世民之功。 两唐书和《通鉴》为何要篡改这一段历史呢?很明显，世民虽然终登帝位，但其杀兄夺位的罪名并不能自消自灭。为一了除此恶各，贞观史臣们才颇费苦心，把世民派作太原起兵的主谋者和唐王朝的创立者，贬李渊为庸人，把参预起兵密谋并卓著勋劳的建成诬为既未参预密谋，又无军事才能的碌碌之辈。这样一来，世民杀兄夺位就有了借口。太宗本人一也不借违反常规，亲阅本朝《实录》，并为编撰定调。后代之官史修撰者或不妍真伪，或有意为太宗隐恶扬善，故多因循唐代史臣的记载，遂使建成建唐大功隐没无闻。 (三)武德年间建成以太子佐理政务、参与决策之功无可否定 建成被立为皇太子，高祖“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又遣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俱为宫官，与参谋议”。建成在武德年间之主要活动，是佐理高祖处分军国大政，参与决策，决断军国庶务;在高祖外出之时，则要居守监国。已非昔日动辄率军出征，只是当军情紧急之时，也间或奉诏统兵，并且皆获成功。如其曾镇压祝山海军，镇压稽胡酋帅刘仙成的起兵和刘黑闼，高祖“诏太子建成将兵讨刘黑阔，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建成又奉诏出旗浦州、并州、幽州等边州，以指挥抵御突厥的军事活动。可见建成在武德时期的军事活功也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武德年间，建成以皇太子地位，作为唐统治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共协助高祖佐理政务、参与决策以及统军作战之功绩，就是两唐书与《通鉴》也未能予以否定。鉴于这几部封建官史在记载建成太原起兵等问题上歪曲史实，经常漏载或曲载建成之事，那么在词载建成武德时期之活动时必然要故态复萌，致使建成的许多重要史实遭到贬没，可借已无《起居注》这样较为可靠的史载为之辩证，实为一大憾事。 人认为，建成虽对武德时期唐王朝的巩固有一定贡献，作为皇太子亦未失职，但其战功毕竟不如世民，故其太子之位应由世民取代。此沦失之中肯，如前所述，建成身为皇太子，主要职责是协助高祖统筹全局，而世民身为亲王，统军出征，责无旁贷。但无论世民如何官尊爵显，与皇太子地位是无法相比的。若论其战功，因其所统帅者乃唐军主力，且有齐王元吉屡为之副，宿将屈突通常辅其行，取得一些大的战功本自然之事。但其所进行的战役，不过是实施全局战略的局部战役而已，如当时还有李靖等人指挥的统一南方等重要战役。世民不过是唐军一个重要方面军的统帅，而高祖、建成才是制订全局战略并指挥全国统一战争的主要人物。若视世民有安天下之功，显系言过其实。而且作为大臣，有功赏以官爵，世民当然不能例外，又从何说其可以取代建成的太子地位呢? 武门之变封建史书归罪建成，以其忌世民功大，因而勾结元吉等人陷害世民，世民出于自卫才将建成杀死。其实建成以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倘非世民威胁到白己地位，其又何必忌世民功大?建成出于固位的目的，才被动地采取相应措施对付世民。所谓“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的史载，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高祖并不昏庸，对于建成这样一位才能出众又无过失的皇太子，岂能无故废之?隋文帝覆车之鉴，高祖又岂能视而不见?实质上，高祖为了保持统治集团内部的平衡，对建成、世民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如武德七年(624年)庆州总管杨文干造反，事连建成，世民奉诏讨平叛乱。事后高祖“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二人的僚属。 建成与世民的斗争，最终导致了玄武门之变，总算结束了武德时期的宫廷之争，客观上有利于唐王朝的巩固和发展。世民在此政变前已经羽翼丰满，又先下手，攻其不备，处于被动的建成未能逃脱厄运。有人认为，倘若建成获胜，以其之为人，又辅之以元吉，必然导致统治昏暗，甚至亡国。这种假设是缺少根据的。建成既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又有佐理政务的经验，并能任用魏征、王珪等名臣，在其周围，据史载并未任用奸侯之人，又如何能得出其必然昏庸的臆断呢?因此，过分夸大玄武门之变对唐代历史的积极作用是欠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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