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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 孟子在齐国，只管推销他的仁政学说，不买齐威王的账。 齐威王曾馈赠他黄金(1165.60, -4.20, -0.36%)百镒，他不受，弟子不理解，跑去问他，他说：齐国不用我，却馈赠于我，这是贿赂，君子能被贿赂吗？此言虽然过激，却高扬了思想者的权利。孟子懂得，与王权打交道，要“行己有耻”，“知耻近乎勇”。 思想者都是勇者，思想的巨人，哪能是行动的矮子？既然想到了仁政，就应该去实行。孟子要行仁政，可是去是留，他一时也难以决断，还记得那位曾经“三迁”的孟母吧？ 见儿子面有忧色，她问儿何忧？孟子禀告老母：君子志在行道，不贪荣禄，我与齐王道不同想走啊，可母亲年迈，所以忧。母亲说：儿呀，按你的想法去做吧，我们妇人有“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儿已成人，而我已老，你行你的义，我行我的礼，勿为我忧虑。 孟母“从子”，这一“从”，造就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大丈夫精神。 仁政是做长线 孟子听说宋国将行仁政，便带了母亲匆匆奔去。他在宋国呆了两年，称宋王偃为仁义之君（而《史记》却说宋王偃是暴君，这便是“成王败寇”吧）。孟子在宋行王道，期以“成王”，故称宋君偃为“宋王”。行了王道，称王就名正言顺了，宋君偃果然称王，结果却成“败寇”。 齐灭“桀宋”，那是在孟子去世以后，灭了“桀宋”的齐也成了“桀齐”，差点被六国所灭，这些都是后话，与孟子那时的期望无关。孟子期望，以仁政行王道，不杀人而统一。 王道是期权，要做长线，利润在未来兑现；霸道是短线，如日常经营，要流水不断。而孟子行王道，用历史经验，为王权做预算。他常说，先王都是从小国做起的，只要行王道，就不仅能做大，还能得天下。王道不是给人民开空头支票，而是应该投资到位的仁政主张，期权要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例如，行什一税、去关市之征等都是仁政措施，行之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有人说，既然是做长线，那就慢慢来，一点一点改。但事可以那么做，道理却不一定那么说。宋君偃跟他商量，说什一税和去关市之征眼下都不能全面实行，可不可以先一点点减轻，以待来年条件成熟了再全面实行？孟子说，错了就要立即改正，为什么要等待来年？这就好比有人每天都要抢邻人的鸡，有人告诉他说，这不是君子之道，他跟人商量，我从现在起减少，每月抢一只鸡，给我一些时间，让我一点点改正过来，这样行吗？如果已经知道了自己做得不对，那就应该马上改正，为什么还要等待来年呢？孟子的主张里，总有那么一种说理的偏激，而不太考虑事该怎么做。 说起来宋君偃的要求并不过分，作为国策当然要商量，没想到孟子拿了道德的棒子，当头一棒就打来，被他打懵了，再细想，征税和抢劫怎会一样？不管怎么说，征税总是合法的，即使是横征暴敛好似抢劫，但两者的性质毕竟不一样，孟子将两者混为一谈，使仁政以最激进的方式退场。 于是，孟子离开宋国，回到老家邹国。不久，滕文公派人来问丧礼，孟子教以三年之丧，滕国文武百官皆不欲。于是又来问，孟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吹两边倒。滕文公听了孟子这么一说，就说：我拿定主意了。请孟子到滕国。 有恒产才有恒心 到了滕国，滕文公问孟子如何治国，孟子说：民事不可缓。 人民最需要什么？恒产！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人民无恒心，什么都敢做，拿犯罪不当事，再用刑罚来对付，这就是欺骗人民，哪有仁人当政，却欺骗人民呢！所以啊，仁义的君主，取于民，要有节制，要让人民有积累。 三代之王，虽然做法不同，但实质上都一样，都是行什一税，将国民收入分成十份，让人民留下九份，国家只征收一份，这样人民才会有恒产。恒产，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物权”，但它不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因为那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国家要允许人民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所有权。 那恒心是什么呢？是价值观念——“仁义礼智”，乃“四端”之心也。在这里，“为富不仁”，是针对君主而言的，君主为富，人民就会穷。 因此，他强调君主要为仁，不要为富，要让人民富起来。为仁，就是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规划土地，实行井田制，一“井”为九百亩，中间一百亩为公田，由八家助耕，《诗·小雅·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助耕中，萌芽了公民意识。先富之，而后教之，故有井田，还要有学校，不仅要在助耕的生产方式中自发地形成公民意识，还要在学校中学习做公民。这样的公民，只是《周礼》中具有国家观念的人，还不是民主制下拥有个人权利的个体。 滕文公听了孟子的话，还真的决定马上就行仁政，由此感召了很多人。许行从楚国来，对滕文公说：听说您行仁政，请让我这个远方来的人，在您的治下为民。陈相也扛着农具从宋国来，对滕文公说：我听说您行圣人之政，那您亦一定是圣人了，我愿意在圣人的治下为民。 受了许行的影响，陈相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来见孟子，对孟子说：滕文公虽然算得上是一位贤君，但他还是不懂得与民并耕而食的道理。于是，孟子问道：你那位许先生一定是自己种粮食吃，对吗？陈相回答，是的；那他穿的衣服呢，也是自己织的吗？他不穿衣，披褐；他头上戴帽子吗？戴；那帽子是他织的吗？不是，是用粮食换的；他种田用锄头吗？用；锄头是他自己做的吗？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他吃饭用餐具吗？用；餐具是他自己做的吗？不是，也是用粮食换来的；你看，满足他一人的需求，都需要百工之事，为什么治理国家反而就只有种田一种需求呢？孟子这样提问题的方式，到真有点像苏格拉底。 但孟子没有将提问进行到底，他作了总结：人的需求，都要通过社会分工去解决，而多样化的社会分工中，最根本的分工，是劳心与劳力的分工。劳心是大人之事，劳力是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言外之意，他在问许行等人，你们究竟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是劳心者，就不要以耕田骄人，就应该去承担治理国家的使命；是劳力者，就应该致力于公田，做一个好公民。道德可以人人平等，但这并不妨碍社会分工。治理国家，首先就要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不能依赖单一性。 对此，陈相反驳道：“市贾不贰”，则“国中无伪”；“布帛长短同”、“麻缕丝絮轻重同”、“五谷多寡同”、“屦大小同”，价钱都一样。孟子说：万物本来就不同，人对不同之物会差别对待，不同的产品价钱也不一样。你要一刀切，搞统一价格，这哪是治天下，分明是乱天下呀！大鞋和小鞋都一样价，谁还来做大鞋呢？人民的真实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那就会变得越来越虚伪。 孟子批判了农家许行的农本社会主义，虽然回到井田制，但他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对于那种利用国家权力来统一人民需求和市场价格的想法，坚决驳斥，坚信以公田为中心的公有制和以市场为前提的社会分工，可以并行之。这样的仁政思想，很有一点农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味道。 孟子划清了仁政与农家社会主义的理论界限，可井田制本来就有空想成分，它是王权主义下理想化的经济模型，对市场经济的容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孟子对此从未有过什么反省。 仁义统一天下 诸侯兼并，要求所有理论都要首先回答能否富国强兵。 可不，滕文公就来问：齐人在修筑薛城，我害怕齐国来侵略。孟子不好回答，就讲了一段历史：先王公刘居邠，狄人来侵，送了皮币、犬马、珠玉给他们，还是要来。公刘说：看来狄人是想要我的土地，那我就走吧。说走就走，离开邠地，迁到岐山下。邠人说：那是仁人啊，跟他走吧。公刘失去了一切，只留下狄人不要的仁义，还有人民。 孟子告诉滕文公，一切都可以失去，唯有仁义要留着，哪怕你亡国了，只要仁义还在，后世子孙还会兴旺起来。但问题是，公刘还有地可以迁徙，滕文公能往哪儿去？大道理说完了，问题还摆在那里，滕文公又问：滕，小国也，处在齐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之间，是投靠齐国好呢，还是亲近楚国好呢？孟子答：这样谋划，非我所能及。但有一点，我可以做到，挖深护城河，修高城墙，与人民一起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会誓死而不离去。 孟子没能回答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好国际关系，尤其是小国应该如何看大国的眼色行事。他连“齐桓、晋文之事”都认为不值一提，更何况还要在齐、楚之间摇头摆尾。他见滕文公一天到晚为这样的事情烦恼，便觉得很无聊，他是仁政问题研究专家，不是纵横家，于是就想走。 刚好魏国招贤纳士，孟子就带着他的学生，一行好几百人，离开滕国到魏国去。魏亦称梁，孟子称魏惠王为梁惠王。梁惠王见了孟子就说：先生千里而来，何以利我国？ 孟子一听，立马就应答：王啊，何必言利？我有仁义。王带头说何以利吾国，大夫就会接着说何以利吾家，士人和庶人则跟着说何以利吾身，上下之人都来说利，国将危矣！他接着说：王啊，你看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你再看那“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千取百，利还少吗？真是不少呀！可为什么还要窃国呢？那就是言利的必然结果啊！利之所在，不能不夺。所以，王啊，我要对你说，讲仁义就可以了，何必还要言利！ 惠王在水池旁，看鸿飞鹿奔，见孟子来，就说：贤者也乐吧，我很快乐。孟子对惠王说：你知道文王的快乐吗？人民快乐，他就快乐，人民先乐，他后乐。他也有台，他也有沼，可那是快乐的人民自愿为他造的。快乐的人民啊，希望他们的王也快乐。所以呀，文王有台，那是灵台，文王有沼，那是灵沼，文王也快乐，如同鸢飞鱼跃，那是与民同乐。而桀纣之乐，是独乐，他们一快乐，人民就遭殃。所以《汤誓》说，造孽的太阳啊，为什么还呆在天上？快掉下来吧，我宁愿同你一道灭亡。 惠王说：我对于我的国家和人民，真是尽心了！河内陆区遭灾了，我就移民到河东去，送粮食到河内去。河东地区遭了灾，我也是同样办理。我考察了一下我周围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国君，对于人民都不如我尽心，可他们的人民没有减少，我国的人民也没有增加，这是为什么？ 孟子说：王啊，那我就用打仗来比喻吧。战鼓一擂响，战士就要冲上去，可有人却逃跑了。有人逃了一百步，有人逃了五十步，逃了五十步的，回过头来嘲笑逃一百步的，这样可以吗？惠王说：当然不可以。不管逃了五十步还是一百步，那都是逃跑！于是，孟子道：王啊，你懂得了这个道理，怎么还会希望你的人民会多于邻国呢？你们对人民的关心，就如同这五十步和一百步。天地造物，应有尽有，人取之不尽，但要有时。种田不违农时，才会有吃不完的粮食；让鱼生息，就会有鱼吃；伐木不忘种植，木材就够用；为人民养生送死，此为王道之始。 孟子谈政治，谈的是民生，不论国计，而一国之君最关心的还是国计。惠王说：晋国，本来最强，这您也知道，可我一继位，就东败于齐，连长子都战死了，西丧地七百里于秦，南辱于楚，我怎么办？孟子说：那你就行仁政吧！行仁政，人民就会支持你，人民支持你，用木棍都能打败秦、楚两国之兵，你要信啊，仁者无敌！不行仁政，你的人民都会成为敌人，没有人会为你打仗。 孟子在魏国呆了一年多，该说的话都说了，惠王去世，襄王即位，刚好齐宣王派人来请他前去，行前，与襄王见了一面。两人一见，襄王就问，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孟子说，统一就会安定。谁能统一呢？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谁让他来统一呢？孟子说，那是所有人的愿望啊！恰似七八月的旱苗，遇到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而勃然兴焉。其如是，孰能御之！当今，如有不好杀人者，则民归之，如水就下，沛然无御。说完这番话，孟子就出来了，对人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 一切为了人民 孟子回到了齐国，稷下人气更旺了，齐宣王授孟子卿职。 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孟子说：仲尼之徒，没有人提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后世没有流传，我也没有听说过。王又问：怎样为王？孟子答：保民而王，势不可挡。 问：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算是保民的吗？答：当然可以算。 问：您根据什么知我能保民呢？答：有人跟我讲了一件事。那一天，王啊，你坐在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看见了，问牵牛者，将牛牵往哪里？牵牛者答：我要去把牛杀了，用牛血来祭钟。王说：留下牠吧！我不忍心看牠战战兢兢，无辜而死的样子。牵牛者说：那么就不祭钟了吗？王说：钟还是要祭的，请换一头羊吧。我想这事是真的，对吧？王说：是的，一点都不错。孟子接着说，有这样一番用心，就可以为王了，别人都以为你是爱惜那头牛，才要换羊，而我却知道，你那是不忍心啦，不忍心就是恻隐，而恻隐就是仁的觉醒。 不知是几番仁政历练，使孟子变得有了经验，还是他与宣王之间自有一番相契的因缘，本来牵牛过堂，没有那么深的含义，经他这样一提示，居然就变成了行仁政的一个契机。 有一天，他见了宣王，说：王啊，听说你喜欢音乐，对吗？宣王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喜欢的，不是古代先王之乐，而是流行音乐。孟子说：王啊，你喜欢音乐，仁政就有希望。王说：你能将其中的道理，给我讲一讲吗？孟子说：一个人听音乐快乐，与他人一起听也快乐，哪一种更快乐呢？王说：与人一起听更快乐。和少数人听快乐，同很多人听也快乐，哪一种更快乐呢？王说：很多人一起更快乐。孟子说：这就是与民同乐呀！能与民同乐，那就是仁政。 宣王对自己行仁政没有信心，说自己喜欢钱财。孟子就说，先王公刘也喜爱钱财，但他没有“为富”，而是“为仁”，同人民一起发财，让人民先富起来。宣王还是没有信心，说自己好美色。孟子又告诉他，先王公刘也好美色，可他知道，这是人之常情，但不能顾了自己，忘了人民，所以呀，他带着妻子姜氏去为人民做媒，使人民“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都能成家立业，这就是仁者。 孟子喜欢宣王，决定在齐国久居，就回老家将母亲接来奉养。不久，滕文公逝，他去吊唁，回来时，母亲也去世了。他将母亲遗体送回老家安葬，守孝三年才回到齐国。 回来以后，他发现宣王变了，就去问宣王，说：王啊，你有一个臣子到楚国去了，把妻子儿女都托付给了朋友，请他照顾，可他回来以后，发现一切都变了，他的妻子儿女在挨饿受冻，那情形啊，很悲惨，你说，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样办？王说：同他绝交。王啊，如果你的属下不尽职，该怎样办呢？王说：撤职！王啊，如果国家没有行仁政，那该怎么办呢？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还发现，宣王身边的老臣都消失了，他很感慨，说：王啊，“故国”不是有老树的意思，而是要有老臣。王问：那我应该怎样来确认取舍呢？孟子说：不要听你身边的人怎样说，要到人民中去，听人民说。人民都说好，你就用他，都说不好，就罢免他，这样才是为民父母啊！ 面对王权，孟子不仅强调了人民的正当性，而且还强调了革命的合法性。比如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吗？孟子说，据史传记载，有这么回事。王问：臣弑君，行吗？他说，以不仁害人为“贼”，以不义害人为“残”，残贼之人为“独夫”，我只听说武王诛了“独夫”纣，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叫做“弑君”。孟子旗帜鲜明，捍卫汤武革命的合法性。人民性和革命性，为儒家之本，孟子希望他看好的宣王，也能行仁政，成为一个圣人。 可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令孟子大失所望。就在孟子服丧期满返回齐国那一年，燕国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宣王听了孟子的话，就派人一举攻入。这时，宣王问孟子，是取了燕国好呢，还是不取为好？他想取，以为天予。而孟子却说，这取决于燕民，燕民悦，则取之，不悦，则勿取。可宣王不听，还是“取之”。结果，诸侯震动，燕民反抗，宣王惶恐，对孟子说：各国诸侯正打算联合起来对付我，我怎么来应付他们？ 孟子说，汤以七十里地取天下，我还没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而害怕的。汤征伐时，东征，西方人就怨；南征，北方人就怨，都说，为什么不早点征伐我们这儿？人民盼望他，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燕国人民都以为你来拯救他们于水火，箪食壶浆来迎接你的军队，可你的军队却杀死他们的父兄，俘虏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国宝，这能不招致他们反抗吗？各国诸侯，本来就怕齐国强大，齐国的土地扩大了一倍，可你还不行仁政，这岂不是招来天下诸侯对你用兵吗？现在改正还来得及，马上遣返俘虏，停止抢劫，征求燕国人民的意见，择立国君，然后撤兵。宣王还是不听。 后来，燕国人起来反抗，将齐军赶走。宣王叹曰“吾甚惭于孟子”，而此时的孟子却有了归意。他辞了职，准备动身，宣王来见他，说：以前，我想见您，见不着；后来，我们在一起，我很高兴；现在您要离我而去，不知我们还可以相见吗？孟子说：这正是我的愿望，但我不敢请求。 孟子的言下之意是，只要宣王行仁政，他随时都可以回来，不行仁政，他决不留在齐国当摆设。宣王又派人转告他，愿以万钟粟、大房屋，请他留下，他答复来者：我非为富贵而来。其实，孟子的离开也是不得已，他认为，国有三宝，土地和人民，齐国都有了，可叹就少了一样仁政，他原本是想跟齐王在仁政事业上大干一番的，可最终还是不得不失望离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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