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创始人，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兰克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作“兰克史学”，对后来东西方史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著述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英国史》、《法国史》、《教皇史》等。 生平介绍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于1795年出生在德意志图林根州基夫豪塞尔县一个叫维尔的小镇上，生长在信仰路德教的家庭环境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他在邓恩多夫和舒尔普福塔接受了初等教育,学习古典文学的知识。由于他刻苦学习,在初学阶段就为其以后成为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此终身受益。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他主要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并没有把历史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课程，但学习掌握了中世史讲读法。1818年，兰克从莱比锡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到法兰克福的一所高级中学里教授古典文学。 在法兰克福担任中学教师的7年间，兰克的学术兴趣从文学转向了历史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了前辈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年）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讲授荷马、维吉尔、贺拉斯等古典作家的作品时不得不涉及到相关的历史知识，结果使他养成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在这期间，兰克写下了第一部历史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亦译作《1494年至1535年罗曼与日耳曼各族史》），并于1824年出版。这部书使他一举成名，因而于1825年被柏林大学聘为“非常额”历史学副教授，从此他一直在柏林大学任教，直到1871年退休，时间长达46年。 到柏林大学任教，是兰克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柏林大学里浓厚的学术气氛、不少著名学者的思想和方法等等，都对兰克史学观点的形成和史学成就的取得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另外，来到柏林大学之后不久，兰克就幸运地在柏林档案馆里发现了多达47卷的16和17世纪威尼斯外交大使的报告，于是他就利用这批资料很快写成了《奥斯曼人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王国》（被列为《南欧君主和人民》丛书的第一部）一书。与兰克的第1部著作相比，无论是在史料运用方面还是在整体结构安排方面，这部著作都大有进步，他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笔酬金。 从1827年至1831年，兰克靠着这第2部著作的酬金前往欧洲各地做了一次他自称为“科学旅行”的环欧学术访游。他先走遍了德意志境内的各诸侯国，访问过魏玛、德累斯顿等收藏官方文书的地方，又在法兰克福查到了1414年至1613年期间的文献资料96卷。后来他开始周游西欧各国，先后到过维也纳、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伦敦、海牙、都柏林等名都大邑，无论是在国家档案馆还是在私人藏书楼，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其中在维也纳滞留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收获最多。他不仅在这里的档案馆里找到了更多威尼斯大使的外交报告（内容涉及到近300年来欧洲的重大政治、外交活动），而且还结识了首相梅特涅及其助手根茨。总之，兰克在这4年中收集到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他以后的研究著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1832年，他成为柏林普鲁士科学院成员。1834年，兰克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教皇史》的第1卷（其第2卷和第3卷于1836年出版）。此书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史料丰富，而且还在于他那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同年，兰克被柏林大学聘为正式史学教授；1841年，他被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为普鲁士国家的史官，这一钦定职务一直保留到他退休。1886年，兰克与世长辞。 史料观兰克成名极早，在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时即一鸣惊人，但此书中他所依赖的史料多为已出版的资料，后来他 一改其行，大量使用档案等原始史料，还大叹“资料无限而人生苦短”（the material is unlimited,the man smail in comparison,and time short）。《奥图曼与西班牙王国史》即是他利用柏林图书馆中的十六世纪南欧诸国史料编汇而成，《教皇史》则是使用意大利档案库的教会资料。依兰克而言，只有使用经过严格批判后而认定的史料才是言而有征的史书，不过因其在《拉丁与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曾写道：“历史要写得像过去发生之事一样真实。”此后来成为学界的名言，但此言系经由德文译成英文，之后再转译成中文时，因语言的隔阂，而产生的不同的解读，原本重视原始史料的良法美意反被曲解成“史学即史料学”。兰克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重现历史，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正如后人所说：“19世纪是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即‘据事直书’——引者）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象念咒文似地高唱这个有魔力的短句。”（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第3页）在这一学派中，涌现出大批硕果累累的著名史学家，使兰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而兰克本人则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 叙史法兰克继承了修昔提底斯（Thucydides）的传统，讲究求真与叙事，他曾言：“历史事艺术亦是科学”（history is at once art and science）。认为历史乃是真实呈现具体的人事，须掌握历史人物才能说明完整的故事，他的写作从容流畅，可见他虽强调求真，却未尝抛弃叙事，说兰克重分析抛叙事，乃又是一大误解。 理论主张美国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概括了兰克科学史学的理论主张是，“第一，历史（通史或断代史）作为客观或系列的客观，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的……第二，历史学家可以面对和认识并且如实直书它们。第三，历史学家至少可以为了研究和写作，去消除自己宗教、政治、哲学、社会、性别、经济、伦理和美学等兴趣的局限，……第四，众多的历史事件，通过内在的（也许是原始的）联结，成为一些结构性的组织；而这种内在的联系，史学家如果是不偏不倚的，他就能够通过调研和观察而获得，并在史书中再现出来。第五，历史本体是可以通过纯理性的或思想作用而获得的，它们是不用任何超验的东西——上帝、理念或者唯物主义来伴随的。” 总之，在科学史学那里，“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到如实直书，历史学家持之以恒的工作就是观察和记录确切发生的事情。” 主要思想兰克接受了浪漫主义史学中的历史主义思想，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家那种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一致性”的 观点，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特点、历史传统及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和撰写个别民族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不应该侈谈空洞的普遍性历史，认为人类历史应该是由个体性的民族史共同构成的多样性结合体，认为历史学应该是一门采取叙述体方式的独特的科学。 兰克是一个“西欧中心论者”，他曾断言道：“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在他看来，所谓的“伟大民族”就是由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斯堪的纳维亚等6个民族组成的“罗马─日耳曼世界”，自从“希腊─罗马时代”以来，这6大民族就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国家或民族则仅仅是这一主流上无足轻重的“附加物”。兰克晚年口授《世界通史》的时候，尽管在序言中表示要从历史叙述中“消灭自我”，但实际上却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其“西欧中心主义”立场。从已经完成的7卷内容来看，除了在首卷中对西亚和北非的历史作了简略的该书之外，东方各国的历史在他的世界史体系中没有任何地位；在叙述中世纪历史的时候，甚至连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广泛建立国家的斯拉夫民族，都没有被写进他的《世界通史》的资格。他的这部《世界通史》虽然只叙述到1453年，但是加上他以前撰写的西欧各国的专史，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通史。 主要贡献兰克从以下3个方面对启蒙运动以来不断得到强化的历史进化思想提出了异议：⑴所谓“进步”的涵义是很难把握的， 不仅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可能都被归在相同的“进步”模式之中，而且每个民族本身的历史进程并不是总在“进步”的。⑵所谓“进步”的观念并不能用来概括人类的知识积累过程，古代的艺术和诗歌往往能够与现代的相媲美，有的甚至还超过了现代的水平，因而即使人们能够在物质方面找出某种“进步”的趋势，但是在文化知识方面或者道德意识方面却很难找出这样的“进步”来。⑶人类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因为“每一时代都直接与上帝沟通，它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能够留给后人多少东西，而是在于它的存在、它的自身”。在他看来，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特殊趋向和独自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代人都是平等的；历史学家能够对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从中找出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是却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高低。 影响
美国在美国、英国、法国，许多史学家都顺着客观史学的道路走下去，从而形成了后世所谓的“兰克学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由于兰克的前述主张，使得这一派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等。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 兰克史学也是美国科学史学的重要内容。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批美国青年学者留学德国，接受了客观主义史学的观念，并在美国加以传播，赫尔曼·冯·霍尔斯特（Hermann Eduard von Holst）从德国来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开办讲座，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于187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他的史学。几乎同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开始在哈佛大学，查尔斯·肯德尔·亚当斯（Charles Kendall Adams）在密执安大学教授历史等等。这与兰克史学美国本土的史学科学性的追求暗中吻合。因而不难理解“兰克的名字被世纪之交的美国史学家作为精神偶像去乞灵。” 他们把科学史学理解为学者可以通过近乎完善的考证方法，发现历史事实，获得关于历史的客观性，但是其眼中的兰克形象，“只不过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构想塑造的结果。”
中国 兰克学派代表的是追求历史上客观的事实，他说：“What really had happened？”表示历史家不应有主观的判断，这个说法提出来了，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后来都成了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的宣传者。中国史学家傅斯年、陈寅恪、黄现璠和日本众多史学家亦受到兰克史学的重大影响。“黄现璠史学”的启蒙导师即为兰克。 在近代中国，很快引进了兰克的方法，其因如下：其一，中国有乾嘉的底子。其二，中国确实需要客观的史学，因为在中国以前的史学是一种褒贬式（praise and blame）的史学，孔夫子的《春秋》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典范。由此，中国史学就以科学史学作为一个模范，最典型的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的英文是History and Philology，明显是受到兰克的影响，这是因为傅斯年曾在德国留学，受了当时把历史和语言打成一片的风气感染。基本上这样应是不错，但很多人批评他，因为走到了极端，太重视小问题，反而忽略的大问题。不过就兰克来说，他本人并没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好比人说柏拉图不是柏拉图主义者一样。大致上，因为傅斯年推广的结果，有了几个重要的影响：第一点、历史和语言有了密切的关系。第二点、历史研 究开始重视材料，材料完备就能得到完善的历史，这个观念是从历史主义里面衍生出来的。第三点、诚如上述，材料越多越理想，所以讲史学一定要渊博，渊博就是对史料的掌握度，这就与乾嘉考据有关，考证时如果学问不好就无法把材料集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陈寅恪，他的学问是大家都佩服的，他也受到兰克的影响，认为历史要越全越好，一生准备材料就是要写一篇最后的历史 (ultimate history)，所以他的著作都自谦为“稿”，表示未成最后的定论。按当时的想法，最后的历史是可以成立的，当时的观念认为把材料都收集完了，对每一个小问题作极深极细的研究，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结论，没有主观的成见。到最后全部的问题都研究完了，就可以综合出一部最后的历史。 欠点兰克史学具有这些特点虽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它过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家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研究范围较狭窄，方法较单一，故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到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质疑，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彻底摈弃，取而代之者是缤彩纷呈的“新史学”诸流派。 误解因兰克治史强调客观与材料，以致他的史学被简约为史学方法论，但强调的客观不是指撰写历史时不加裁断与解释，以免有主观的意识掺于其中，而是不以今人偏见来衡量史事，即历史不为道德、宗教、哲学等学作嫁衣裳，虽他本人也未能达到此标准，不过亦可得知历史家系因先有主观才会有客观与公心。其史学会被简约成史学方法论的原因大致有三点： 首先是因伯伦汉（Ernst Bernheim）于1889年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内容提倡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史料的批判等，他自称其方法是受到兰克的启发，更甚于兰克的是他对历史学科学化表现出乐观的态度，认为经由考证与原始史料，历史便能达到高度的客观，兰克的史学经由伯伦汉的发扬后，就被简约成方法论了。 第二点，在兰克之后，科学实证主义发展日益蓬勃，“兰克学派”的成员如英国著名史家阿克顿勋爵等人，亦不免刻 意淡化兰克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宗教色彩，而仅强调兰克的科学性。可是兰克并非科学实证派，实证仅是其史学的一部分，他本人的信念深扎于基督教义中，相信历史是由神创造，历史背后有一精神力量，他称之为“理念”（Ideanlehre），“理念”是源自于上帝意志，而历史家是在神的旨意下而客观，故他自言：“神在人心，人在神中，知识不过是道出存在我心之神。”无怪乎荷兰史家吉尔（Piter Gey）直言：“假如阿克顿在兰克的著作中找不到兰克的影子，那他一定没读懂兰克。” 最后一个原因是“历史主义”的式微，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文化性格，历史经验会依文化性格而由所改变，换言之，所有人类的组织都来自于历史过程，故必须从此过程中去理解历史的本质，在科学思潮的冲击下，重视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兰克原本强调的特性，随着历史主义的式微也被淡化了。 批判美国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在批评兰克史学时说：“兰克，一个德国的保守主义者，在法国革命的风暴和压力之后写 作，那些为了革命而写的历史著作或者充满革命宣传内容的历史书，他是厌烦的······兰克所属于的德国统治阶级，在1815年安定中获得喘息，希望得到和平以巩固其地位。而写出冷酷、真实和不被时代激情所扰乱的历史，最能有助于不愿被扰乱的人们的事业。后来这一套话语被固定在自然科学的伟大概念中——冷酷中立胜过物理世界的材料和力量。······但是人们的思想和兴趣在不断运动着，保守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奴役受到了批评，也被形势的发展打破了。” 比尔德还批评兰克在历史可知性问题上的首鼠两端，他说：“尽管兰克对史学理论做出了有力的贡献，并要求如实直书，然而他没有顺着内在逻辑而得出经验主义的结论。他反对黑格尔的哲学方法……同时，兰克又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把历史学设想为‘上帝的启示’。但是，在如实‘客观’地选择和组织历史事实中，他又不公开采纳这一信仰。他认为历史中的上帝是不可知的，但是他想象，人可以在历史事件中看到‘上帝的指头’和模糊地得到上帝在历史中的手工作品。……他反对哲学，公开赞扬实证的历史学，受到一种泛神论的控制。” 比尔德以讥讽的口吻指出，甚至像兰克这样揭橥客观主义的史学家同样没有做到客观公正。首先，兰克所写的教会史是不客观的，“兰克当然能带着庄严的不偏不倚的派头写历史，并且说他如实直书。例如，他写牧师的历史，让天主教徒的上层和新教徒满意。无疑，他如实讲出了牧师的历史，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了吗？问题在于，关于教皇，是存在着有效性问题的，兰克回避了历史中的主要事实：教皇世系，实际上是他们断言的‘上帝之子造人的机构’，还是谬见、职业和人造权力的混合？兰克怎么可以回避这个问题，甚至声称如实直书呢？” 其次，兰克在德国革命中，显然偏向普鲁士王朝，根本不是不偏不倚的，“在1848年3月的大动荡之后，兰克 有力地支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反抗基于民主精神的对宪法的普遍要求。事实证明，这一场合下的这位‘不偏不倚’的史学家，是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堡垒……兰克还高兴于1870-1871年的‘作为保守的欧洲对革命的胜利’的事件，同样表明他不能完全把他的政治观念同历史观念分开。一直忽视历史中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成功地避免了冒犯其时代欧洲中最保守者的利益的任何一种历史写作。兰克的特征可以正确地概括为十九世纪产生的最‘偏执的’史学家之一。” 比尔德又指出，德国同样有人批评兰克，美国也没完全接受兰克，安德鲁.A.怀特（Andrew D. White）没迷信兰克，亨利·亚当斯一样讲史学的功能，奥斯古德（H.L.Osgood）也不是如实直书，美国没有多少人具有高贵的梦想。换言之，“兰克的原则和作为历史主义的扩展，从来也没有成为美国历史学会的官方信条。”比尔德还指出，德国同样有人批评兰克，美国也没完全接受兰克，安德鲁A.怀特（Andrew D. White）没迷信兰克，亨利·亚当斯一样讲史学的功能，奥斯古德（H.L.Osgood）也不是如实直书，美国没有多少人具有高贵的梦想。换言之，“兰克的原则和作为历史主义的扩展，从来也没有成为美国历史学会的官方信条。” 反驳詹姆斯·哈威·鲁滨逊和查尔斯·比尔德的批评遭到旧的保守主义者的攻击。例如史密斯（Theodore Clarke Smith）就把美国对科学史学的破坏归之于鲁滨逊和比尔德等人所提倡的历史学的实际用途和对主体的强调。他说：“有两个对历史学‘不偏不倚’观念的远程攻击。第一来自我们的前主席——詹姆斯· 哈维·鲁滨逊，1926年他公开宣布，完全放弃他曾经接受的游戏性的历史学原则，主张只要历史学能成为有用的，不偏不倚是可以废除的。……后来也是我们的主席，比尔德先生，以他的历史学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事实上，他认为不偏不倚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在史密斯看来，鲁滨逊希望历史知识被用于烛照现实生活的困境和促进调整与改革，曾经断言所谓的“客观历史学”绝对没有客观可言，而比尔德使用经济学解释历史，成就了偏执和不公正的历史学。他以为，鲁滨逊和比尔德毁灭了不偏不倚的观念与梦想，毁灭了美国的历史学会。在史密斯看来，鲁滨逊希望历史知识被用于烛照现实生活的困境和促进调整与改革，曾经断言所谓的“客观历史学”绝对没有客观可言，而比尔德使用经济学解释历史，成就了偏执和不公正的历史学。他以为，鲁滨逊和比尔德毁灭了不偏不倚的观念与梦想，毁灭了美国历史学会。 回击对史密斯的反驳，比尔德进行了毫不客气的回击。他认为鲁滨逊是探求真理的，“旧史学的守卫者，首先要求探讨 ‘客观真实’。那些被斯密斯先生放到敌对一方的人，真是反对这种探求真理的思想的吗？追求知识，对当代在同‘我们今天生活质量’斗争中有用，就是不关心知识的真实性吗？……不能说试图识破政治背后的经济，就一定是与追求真理的观念相对立的。可以想见，它可能会比忽视或蔑视历史的经济方面更对真实感兴趣。”而且，比尔德直揭科学史学误区的关键，“人们使自己摆脱所有的种族、性别、阶级、政治、社会和宗教的偏见，如实说明历史真相，这可能吗？史密斯先生的高贵的梦想、他的辉煌的希望，事实上能实现吗？” 而且，比尔德直揭科学史学误区的关键，“人们使自己摆脱所有的种族、性别、阶级、政治、社会和宗教的偏见，如实说明历史真相，这可能吗？史密斯先生的高贵的梦想、他的辉煌的希望，事实上能实现吗？” 主要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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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出生地 - 德国图林根州基夫豪塞尔县维尔镇
利奥波德·冯·兰克
兰克就读的德国萨克森州的莱比锡大学（1900年主楼）
利奥波德·冯·兰克（1887）
兰克任教46年的德国柏林大学（1850年）
兰克史学的美国传播者-美国名史家赫伯特·亚当斯
兰克史学的美国传播者-美国名史家亨利·亚当斯
兰克史学的中国传播者 - 史学家傅斯年
晚年兰克
纪念兰克邮票
兰克史学的美国传播者 - 美国名史家查尔斯·亚当斯
兰克家乡德国维尔镇耸立的兰克纪念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