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百草药业有限公司宏仁堂药店，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434号，东四四条的西口北边。其前身是民国十年（1921年）成立的京都宏仁堂药店。
一位叫乐尊育的浙江宁波“走方郎中”，步行到京师摇着串铃走街串巷，为人看病，从此，在北京扎了根。清康熙八年（1669年），乐尊育的儿子乐梧岗在大栅栏开办了京都同仁堂药店，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使同仁堂有了一定的发展。
同仁堂的大发展是从雍正年间为清朝宫廷御药房供应“供奉”(为清御药房供应中药，当时称“供奉”)开始，有了为皇宫“供奉”药品这个靠山，既为同仁堂提高了社会声望，也为同仁堂后来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同仁堂和御药房打交道，都是先领药款，尔后才交货。这种预领官银，加强了同仁堂的经济实力和资金周转，实际上是为同仁堂提供了无息贷款。
清朝末年，乐家第10代是乐平泉有四个儿子：乐孟繁、乐仲繁、乐叔繁、乐季繁，后来繁衍为四大支。同仁堂由这四大支共同管理，规定每支每年从同仁堂领取一万两银子。另外还允许他们在同仁堂寄卖自家所制的丸、散、膏、丹等药品。当时，同仁堂店中的职工，大多数都是非亲即友，所以职工也分派别，不是乐孟繁的人，就是乐仲繁的人，不是乐叔繁的人，就是乐季繁的人。他们在向顾客推销药品时，都争着向进店买药的顾客介绍自己的所依附者所寄卖的药品。这种寄卖制损害了同仁堂的公共利益，而且造成店中的混乱，给同仁堂的经营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后来，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民国十年(1921年)，老大乐孟繁在东四北大街开了乐家老铺“宏仁堂”药店。随后，乐仲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济堂”药店，乐季繁支开了乐家老铺“达仁堂”药店。
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从北京迁至南京，乐孟繁支的乐笃周在南京开设了南京“同仁堂”，破坏了四支“家族协议”，引起其他三支的共同反对，争吵不休。最后，使得乐笃周的哥哥、当时掌握北京同仁堂大权的乐佑申被迫辞职，才算了结。
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乐孟繁支开设了南京同仁堂一个，宏济堂三个，乐仁堂五个，宏仁堂四个；乐仲繁支开设了颐龄堂一个，永仁堂三个，怀仁堂一个，沛仁堂一个；乐叔繁支开设了济仁堂二个，乐舜记一个，宏德堂一个；乐季繁支开设了达仁堂十个，树仁堂一个。这三十多号“乐家老铺”遍及天津、上海、南京、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
现在，同仁堂已经发展成为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乐家老铺的故事也被编为京剧《风雨同仁堂》和电视连续剧《大宅门》。
宏仁堂因祖上是内廷供奉，为宫里供药，因而掌有宫廷御医秘方，自己生产成药，其中有虎骨酒、安宫牛黄丸、乌鸡白凤丸、国公酒、参茸卫生丸、苏和香丸、再造丸、紫雪散、活络丹、女金丹等495种均来自宫廷秘方。
宏仁堂聘的坐堂大夫也是有声望的名中医，宁缺毋滥，开的处方并不要求非在本店抓药。
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北京的同仁堂、宏仁堂、达仁堂等药店分属各区的卫生局管理，独立经营，成为区属国营药店。
东四北大街的宏仁堂药店，在“文革”期间改更名“红日药店”。
红日药店还有家分店，在东四八条西口，叫红日药店八条分店。
九十年代医药体制改革，红日药店一度叫永安大药店连锁店。前几年成立了北京市百草药业有限公司，又恢复了宏仁堂药店老字号。
我是1979年从东北兵团返城的北京知青，那年秋天我被分配到红日药店工作。和我一起分到红日药店的有七八个人，其中只有我和一个姚姓女孩是下乡回来的，其余都是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
当时，红日药店员工大约有三四十人，来源分三部分：五十岁以上的老药工都是解放前就在宏仁堂药店学徒出身，虽文化水平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每味中草药治什么，每种中成药的成分都有什么倒背如流，几个老师傅看起病来真一点不比中医大夫逊色。其次是三四十岁的，是“文革”前后分配来的北京初高中毕业生。再有就是的我们这一拨儿人了。药店的老药工都是河北三河县人，就像解放前三河县出老妈子（保姆）一样，敢情三河县还出药工啊。
红日药店前台门脸儿有丸散组和饮片组两个组，店后有库房，加工制药和代煎中药。没有经过培训和学习，我们全都分到饮片组。饮片就是草药，在草药组由师傅带着边抓药边认药，从干中学学中干，一年年下来，慢慢从学徒熬成师傅，这就是北京中药行业的惯例。
我是独自带着二岁儿子返城的，当时孩子他爸还没调回北京工作，幸亏单位离我居住的北竹竿胡同很近，母亲退休后还能帮我一把。新学员进店工资是每月二十八元钱，我虽然有十年兵团工令，但与应届毕业中学生一样“享受”学徒工待遇。我当时并没觉得心理不平衡，因为百万和我一同返城的知青都是同样的命运，能有国营单位正式工作，我当时就很知足了。
因为我是“文革”前北京女十二中老高中毕业生，一周后，调我到丸散组，直接和顾客打交道，那是要具备“问病吃药”的本事啊！那时候大部分顾客不直接买药，而是告诉你他有什么症状，让你介绍对症的药，因此责任重大，该学的东西太多了！
丸散组刘茂林师傅，七十多岁快八十了，是镇店之宝，店里始终不让他退休，一直留用，是店里的大腕儿。张士仪师傅，五十多岁，但出身不好，不准公开带徒弟。我和两名十七八岁的应届毕业高中生焦吉琴、朱燕云就成了刘茂林的莶约徒弟。
张师傅虽不是我的名正言顺的师傅，但是教我很用心，除了让我记中成药的分类、摆放位置、药价外，还让我没事时把中成药的药方主治病、禁忌等等逐一背下来，并在他卖药时，看他怎么接待顾客的问病吃药的。
刘师傅虽然七十多岁了，可满面红光，身板笔直，思维敏捷。我问他养生的秘诀时，他说，家有父母包办的恩爱小脚贤妻，在家从来没有生过气；二是每天八小时工作，下班回家，生活很有规律；三是每天清晨喝一大兰边碗白糖水，晚饭时喝一杯十全大补酒，多少年没间断过。
刘师傅是位严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批评人不留情面，大家都怕他，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老警察”。他要求我们站柜台，前不准趴后不准靠，更不准坐下。一天八小时下来，累的腿脚都肿了。除此以外，收款不准手心朝上向顾客要钱，不准聊天交头接耳……等待。对待顾客，刘师傅说，那是咱们的衣食父母，不能慢怠……总之，刘师傅的清规戒律特别多。
我们仨徒弟也很争气，不仅学习用心，事事都干在头里。我就不用说了，三十多岁的人了，又在兵团农田里锻炼过，不用师傅发话，处处起模范带头；焦吉琴性格泼辣，手脚麻利，脑子聪明，搞卫生盘库换价莶，不用师付动嘴，全做的妥妥贴贴。朱燕云是那种非常安静、乖巧的女孩，说话慢声细语，特别容易与顾客沟通的人。
这一年的年底，我们四人被评为模范师徒，每人得到一对枕巾作奖励。店里开了表彰会，我写了发言稿，朱燕云代表我们师徒四人发言。实际上，张师傅功不可没，可惜出身不好，没有接受奖励的名分。
药店的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叫刘世贤，有点家长作风，在店里一人说了算，大家都叫他刘头儿，在北京话里“头儿”是个尊称。刘头儿当时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白白胖胖，也是河北三河县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思想活跃，有经济头脑，很能代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渴望冲破国营企业思想禁固、大胆改革的基层单位小领导干部。我们进店时，他己在店里搞了技术革新小组，鼓捣成功了用机器抓药，好像北京市药材公司还拍了电影纪录片放映过，曾产生轰动效应。但是很快就黄瓜菜一般凉了，大约是小药店劳动力充足，机器抓药没什么实际意义吧。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刘头儿脑子很聪明。
刘头儿特别善于抓经验树典型工作，总想让自己经营的药店与众不同。我在兵团的时候干了很长时间团里的宣传报道工作。他知道后，有了新思路就让我给写宣传材料。一开始，不过是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抓阶级斗争、教育青年反修防修之类的内容。以后他又让写些宣传个人典型材料，比如八条分店的部门经理赵莉莉如何如何，还有表彰计划生育先进人物等。
有一次，刘头儿和我一起讨论怎样才能把药店经营出特色来，他说上边管的太紧，想干什么也干不起来。我提议说，你把问题罗列出来，我负责写，然后给人民日报社投个稿怎么样？他说捅漏子咋办？我说咱是想办好药店，又没想干别的。我以职工个人名义写，总公司真怪罪下来，我是个小店员怕什么，你出面抹下稀泥不就得了。刘头儿很兴奋。
于是，我就以“请给基层商店一点经营自主权”为标题，写了一篇稿子，内容是医药总公司统购统销，一家有的药，家家都有，一家没有的药，家家都没有；明明有些药品不紧俏，但因为进货渠道单一，统得过死，所以难以应对市场需求……。落款我还为自己取了笔名“栀子”，中药里的栀子——凉心肾、治疗鼻疟最宜。我对刘头儿说，咱给当头儿的败败火，让他们明白明白。刘头儿听了，乐的前仰后合的。
没过几天，还真有了动静，人民日报社来人了，说准备文章见报，前来核实一下情况。党报来人了，这在我们药店引起了哄动，刘头儿亲自接待。报社编辑说，文章披露的问题，抓的准，抓的好，有针对性，很有现实意义。
文章不但登上了《人民日报》，后来又让我写了一篇反响的文章。虽然，二篇文章都给删成了“小豆付块儿”，但一连在党报登了两次稿，在当时也很不容易的。
药店的同事们都很高兴，跟我逗玩说，“你干嘛不叫全蝎或者僵蚕啊？”我说，“太凉了也不行，公司头儿们该变成呆傻了!”
刘头儿在经营思想经营模式上不断更新，红日药店业务也搞得红红火火。
夏天，为了方便群众，增加营业额，刘头儿又出了新招儿，叫出摊儿。就是每天派出几组人走街串巷去卖暑药卖蚊香，而且出摊的都是我们丸散组的人。我们蹬上平板三轮车、骑上自行车来到了东大桥，专门选在公交车总站人多的地方。大姑娘家家的高声吆喝卖蚊香十滴水，跟卖冰棍老太太卖《晚报》的老头似的。不过效果却意想不到的好，带去的东西很快就卖光了。药店营业额增加了，刘头儿自然非常满意。
为了提高知名度，刘头儿还为药店还请来一位坐堂大夫，姓尉。年纪大约有六十多岁，瘦瘦的，弱弱的，戴一副黑边眼镜，有点像地主家的账房先生。初来几天，没有人挂号，店里人也没人和他说话。我主动搭讪着和他聊天，才略知他有些来历。解放前，他在家挂牌行医，有些名气。解放后北京成立中医院，他没去，说不如干个体户。因为尉大夫医术高，一直被京城各药店请来请去。他说当坐堂大夫凭本事吃饭，挣的是挂号费，只要病人多，养家糊口不成问题。我说，“我给你写个介绍怎么样，放药店门口宣传宣传。”不料，他一口拒绝，说医生不能自吹自擂，要靠医术靠疗效，有了口碑，慢慢病人会不请自来，酒香不怕巷子深。
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不久，刘头儿被公司调到王府井百草药店，当了大头儿。
八六年下半年，我脱产进入东城区药材公司主办的、以学习中医中药为内容的七二一大学去进修学习，离开了工作几年的红日药店。
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刘师傅、张师傅、刘头儿他们当年的模样，还有坐堂的尉大夫他们。
（上文后半部分内容，摘自网友“子蕴”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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