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奥登

隐秘的奥登

文：爱德华·门德尔松 译：彭颖

“我们——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双重的自己，所以我们不相信自己相信的，我们也不能避免自己所谴责的行为。”

——蒙田


一


W.H.奥登的生活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连他最亲近的朋友也知之甚少。而他这秘密的一面是慷慨而令人尊敬的。奥登隐瞒这一切不让人知道，是因为他不想因此而受到称赞。

我得知这一切纯属偶然，所以事情可能比我或任何人了解得要更加宽泛。在一次聚会上我遇到一个女人，她属于纽约包里街圣马克教堂圣公会教会，奥登在1950年代也参加了这个教会。她告诉我，当时奥登听说同教会的一个老妇为噩梦所扰不能成眠，他就带了一条毯子睡在老妇公寓外的门廊上，直到她再次感到安全才离开。

也有人回忆说奥登曾得知一位朋友需要做手术而无力负担。奥登就请这朋友来吃饭，绝口不提手术的事，但当朋友要离开时他说道：“我想把这个给你。”他递给朋友一个大笔记本，其中是《焦虑的时代》（The Age of Anxiety）的手稿。德克萨斯大学买下了这本笔记本，而那个朋友也拿钱顺利做了手术。

在奥登的手稿中我发现几封信件，从中得知在二战结束几年后他通过一个欧洲救援机构为两个孤儿支付中小学和大学的费用，而这项安排一直延续了下去，后来又与新的孤儿结对，直到他1973年66岁时去世为止。

有时他办事的方式看似自私，而其实做的是无私之事。当他和切斯特·卡尔曼一起为NBC电台正在制作的《魔笛》广播剧翻译歌词时，他冲进制片人办公室要求立即付钱，而不是按合同中的指定日期支付。他就这么令人难堪地一直等在那儿，直到拿到支票。几个星期之后，取消的支票返回到NBC, 有人注意到后面的签字，“支付多萝西·黛（Dorothy Day）的订单。”纽约市消防局最近命令黛为其管理的天主教工人运动的收容所支付昂贵的维修费用，而如果她拿不出钱，收容所就将被关闭。

在文学聚会上他避开“荒凉与伟大，与名流的对话”（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述），去关注房间中最不重要的人物。去年一位伦敦《泰晤士报》的专业写信人回想起这样一件事：

六十年前我的英语老师把我从省级文法学校带到伦敦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我们到达后她自然就去找朋友们了，留下我一个人。我笨嘴笨舌又不善交际，完全不知所措。奥登肯定感觉到了，因为他靠近我并对我说：“这儿的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紧张，但他们只是虚张声势罢了，你也必须学会虚张声势。”

晚年时，奥登写的自我揭示的诗歌和散文，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孤立怀旧的形象，似乎仍然活在想象中爱德华时代的童年。他的“老者打油诗”（“Doggerel by a Senior Citizen”）这样开头，“1969年我们的地球 / 不是我能称作自己的星球，”然后继续对现代社会不满的抱怨：“我无法确定哪个更糟，反小说或是自由诗。”他完成这首诗一年后，我偶然看到一位年轻诗人N.J Loftis的第一本书《流放与航行》（Exiles and Voyages）。这本书的一部分是自由诗的形式；很大一部分提到了哈莱姆和非洲；作者的族裔忠诚也从其出版商“黑市出版社”的名字可见一斑。而这本书是献给：“我的第一个朋友，W.H.奥登。”

几年以后，我接到一个加拿大窃贼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在一个监狱图书馆读到奥登的诗，并开始与奥登长时间的信件往来。在这些信件中，奥登给他上了一个非正式的文学课程。尤其高兴的是，奥登让他从卡夫卡开始阅读。奥登同样帮助一些无名的年轻诗人，对这些诗人寄给他的诗，他在技巧上如形容词和跨行连续等方面提供详细的帮助。

当他不得不坚守一些文学或道德原则时，他并非是为了引人注目，他对像罗伯特·洛威尔这样的作家颇不耐烦，因为他们的政治抗议在他看来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成效甚微。当他在1967年获得国家文学奖章时，他既不愿意在处于越战中的林登·约翰逊的白宫领奖，也不像卡尔·洛威尔一样当众拒绝，他把仪式安排在史密森尼博物馆，并在那做了一场关于政治与宣传中腐蚀性语言的受奖演讲。

奥登总是很专业地处理与编辑和出版商之间的事务，毫无怨言地重写整篇文章——除了至少两次，他宁可默默牺牲名利，也不愿扭曲自己的信仰。1964年，他为达格.哈马舍尔德死后出版的作品《标记》的翻译写了一篇序言，提到作者的“自恋式的自我陶醉”并无形地影射作者是同性恋，奥登把这完全视为作者内心世界而并不有所行动：

“肉中刺”说明他从不希望亲身体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的所谓平凡生活的两大乐趣，要么激情投入得到回报，要么一生幸福的婚姻。

他还提到哈马舍尔德内心救世主般的牺牲使命，这似乎是因为他年少成名，而革命左翼诗人的名声诱使他陷入自认为的救世主幻想。

在哈尔社马德之后，奥登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公众预期他将在1964年获奖。哈尔社马德的遗嘱执行人和朋友看到奥登手稿不久之后，一位瑞典外交官来拜访他并暗示如果手稿以当前形式出版，瑞典文学院将不会满意，他建议奥登修改手稿。奥登无视了这次暗示，也似乎只有在同一天和他朋友林肯·科斯腾吃晚餐时提了一下这件事：“诺贝尔奖要溜走了。”那年诺贝尔奖颁给了让-保罗·萨特，而萨特拒绝了这个奖项。

两年后，《生活》杂志以一万美元向他邀稿一篇关于罗马衰落的文章，这是由许多作者创作的一个系列《罗马人》的最后一篇。奥登的手稿以他对两个帝国衰落的反思作结：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我们并不单指美国或欧洲，包括全世界的科技文明，不论官方声称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被一种感觉困扰着，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将被分崩离析，或者可以说应该分崩离析。

编辑拒绝在美式和平的时代用这样的文字折磨他们爱国主义的大众读者市场，于是要求奥登重写。明知文章会被弃用，自己也将分文不得，他还是拒绝修改。学者们多年前就知道他曾写过这篇文章——一位编辑将它从一堆将要丢弃的资料中拯救回来——但似乎没人知道为什么文章从未面世。奥登可能只告诉过他的一个朋友泰可拉·克拉克, 这朋友在一部纪录片中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纪录片的名字是《威斯坦：生命，爱与诗人之死》,由迈克·伯格梅斯特执导，去年在牛津首映。

出于种种原因，奥登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死板或冷漠的人，而同时他又在无条件地付出时间、金钱和同情心。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反抗自己早期作为英国左翼文学英雄的声名。1937年，他还未满30岁的时候，一家伦敦报纸在头版刊登新闻，声称他去了马德里，计划为西班牙内战中处于困境的共和国驾驶救护车（他其实是被要求为广播宣传服务的，但目睹前线状况之后，他悄然离开了，对自己国家一方的某些行为感到心灰意冷）。

1939年他离开英国来到美国，部分原因是为逃离自己的公众地位。过了六个月，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表演讲之后，他写信给一个朋友：

我突然发现自己真的能做到这一点，我可以做蛊惑人心的激越演讲并使观众热血沸腾……如此令人兴奋但又是绝对可耻的；在那之后我只感到自己满身污垢。

他很反感自己的早年成名，因为他看到了藏在自己公共道德形象背后的复杂动机，以及被崇拜和偶像化之后油然而生的满足感。当被问及政治和道德问题时，他觉得有辱身份，因为他提醒自己，艺术家并没有特别的洞察力。他远未将艺术家想象得高人一等，相反从自己身上看到艺术家受到权力和残酷行为的特殊诱惑，以及掩盖自己真实冲动的特殊技能。

1939年，32岁的奥登爱上了切尔斯特·卡尔曼，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视为婚姻。两年后卡尔曼结束了这段关系，因为他无法忍受奥登对忠诚的愿望。奥登对此满腔怒火，可能是针对卡尔曼，也可能是针对使卡尔曼不忠的人。几个月后他写了一封诗信给卡尔曼，其中写道：“一想到你，我就已经意图、并且几乎快要动手杀人了。”

写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是自己造成他们之间的决裂，因为他试图把卡尔曼重塑为一个理想人物，一个想象中的爱人，而他对这个想象中的爱人比真实的更加重视。奥登所想的对这个年轻人的爱只是一种控制欲，一种想要改变他人的欲望。这种诱惑每个人都经历过，但他认为艺术家更易如此。几年后，在一次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演讲中他说道：“艺术可能会从创造一个语言世界发展成试图创造人这样危险而禁忌的任务。”

早在他二十几岁时，他努力当一个政治诗人，试图给一个读者群写作——一组或一类有相似兴趣的观众。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更喜欢针对个人读者进行写作。他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个人读者，但他写作时好像只在对一个人诉说。“我所有的诗都是为爱而作，”他说，“自然，我写完一首后，就会试图推向市场，但是市场的前景对我的写作并无影响。”

一个为读者群写作的作家声称自己应该获得他们的集体关注。他必须把自己呈现出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者形象——叶芝，乔伊斯，艾略特，庞德——或多或少严肃地表现自己，作为有远见的先驱者和文化权威，艺术英雄们为他们的时代和国家设置了章程。与此相对，一个为个人读者写作的作家把自己定位为他这个领域内的专家，但在其他任何方面与他的读者平等，没有道德权威或超出了他艺术范围的特别见解。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奥登想法很相似，斥责她的读者接受与作者不平等的关系：

你似乎谦虚地认为作家有着和你们不一样的血液和骨骼；他们比你对布朗夫人知道更多，从没什么错误比这个更致命了。正是这种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分歧，你们身上的这种谦卑，我们身上的这些专业的装腔作势，腐蚀和阉割这本应该作为我们之间的亲密和平等联盟共同产出的健康的成果的书籍。

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不同作家如海明威和艾略特鼓励公众佩服他们英雄式的探索者思想和精神，奥登宁愿选择相反的方向走上歧途，呈现一个不圆满的自己。

二


通过拒绝成为道德或个人权威，奥登对于现代知识分子中盛行的争论，他坚定地立足于一方论点，这争论很少被明确指出，就是关于罪恶以及那些犯罪之人的本质。

在争论这一方，那些像奥登一样的人感受到了自己隐藏的愤怒，希望永远不要释放的罪恶，但他们有时会意识到这让他们平常的愤怒和怨恨加剧，尤其是那些他们更愿意认为是出于正义的愤怒。另一方的那些人能够不带讽刺地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好人”，这些人只在其他人身上看到罪恶，觉得他们的动机和行动与自己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观点存在危险的后果，一个政党或国家若是确定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善，就会认为其行动是合理的，而即使在其他所有人眼里，他们似乎充满杀气和压迫。

这种争论的许多形式中的一种，是20世纪关于极权主义罪恶的含义争论：他们是否透露出全人类的罪恶或只是受文化和国家承诺的唯一领袖的罪恶。对于奥登来说，那些罪恶表明每个人都有作恶的可能性。从安静的奥地利农村阁楼的房间看出去，他创作了他的诗，他写道（在“制造的洞”）：


比以往更甚

外面的生命是友好的，奇迹般的，可爱的

但我们不应该，自从斯大林和希特勒之后

再信任自己：我们知道，在主观上

一切都是可能的


“我们”，也就是说，集体性地知道什么是每个人的心灵中可能的“主观”。

“1939年9月1日，”他不再抱有这种幻想：任何人的私生活可能是清白无邪，不沾染明显驱动公共生活的罪恶。个人主观地知道——仿佛在看一个镜面——他们对待他人就像使用的物品，正如国家一样：


他们盯着镜子

帝国主义的脸

和国际问题


他跟朋友谈到，有些专注的反法西斯者将自己的情欲生活当作入侵波兰一样，这种人又是多么常见。

正如每个或多或少怀着同样想法的人一样，奥登并不是指情欲贪念在道德上等同于大规模谋杀，也并不是说他自己和希特勒之间别无二致。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和一个邪恶的独裁者之间的明显区别他并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公民和独裁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公民的道德和心理的故障如何帮助独裁者成功？

那些持相反观点人，认为公民和独裁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往往还持有许多推论的意见。一种必然的推论是，对于纳粹种族屠杀这种巨大邪恶合适的回应是无言的——因为公民和独裁者是不同的物种，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另一种推论是汉娜·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文章（1963），对“平庸的罪恶”完全错了，因为罪恶是可怕的、外来的而且不人道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良好公民的行为和思想，可以是平庸的，而那些独裁者和他的代理人的行为思想绝非平常。

奥登早在1939年就表述了与阿伦特类似观点，在他的诗《赫尔曼·梅尔维尔》中写道：


罪恶通常都不引人注意，而又总是人性，

和我们同床共枕，同桌而食。


后来，他引述西蒙娜·薇依关于同一主题写在大约在同一时间的思想：“虚邪是浪漫多变；真恶是阴沉，单调，贫瘠，乏味。”

这种认为公民与独裁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观点还有一个推论：认为独裁者的受害者本质上是无辜的，不只是无辜受害，而是在一切方面都是无辜的，所以即使凶残的独裁者已被消灭，他们自己的行为，无论多么有压迫性或不公正，都不应按照与独裁者行为一样的标准来判断。作为非理性仇恨的受害者，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出于类似的仇恨行动。奥登反对这种本性无辜的幻想，他承认受害者无论在自己受害过程中多么清白，都禁不住要成为害人者。正如他在一首轻快的歌中所写，“很多屁股生疼的人想要 / 找个人更狠地踢上一脚。”

奥登将人们分为各种类型和反类型，并从中获取思想的愉悦。他的作品大部分戏剧化地展示两者之间的差别，一个是温柔的阿卡迪亚人，缅怀纯真无辜的过去，每个人都可以做所想之事而又不伤害他人，一个是严厉的空想主义者，幻想有时尝试建立一个理想的未来，在那里一切都将是本来面目。奥登认定自己是一个阿卡迪亚人，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空想主义者——无论他多么不喜欢被他们围绕——只是纯粹地谴责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不公，并且他总是提醒自己，阿卡狄亚人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纯真无辜。

在《哪架七弦琴之下》，这篇他1946年获得美国大学优等生的诗歌中，他换了不同的说法，进行了类似的区别。他不再用阿卡迪亚和空想主义，而是将人心中无休止的战争描述为发生在赫尔墨斯魔术式的嬉闹儿童与法定的阿波罗式的专横儿童之间，他敦促自己不负责任的同胞们抵抗阿波罗的阵营。但他后来告诉一个朋友，“我身上也有一点阿波罗。”他后来告诉另一位朋友，他自己也有独裁的冲动，他鄙视这种冲动但又无法完全将其消除。

在他的散文诗“晚祷”中，一个阿卡迪亚人和一个乌托邦人不情愿地感觉到各自对文明的一份愧疚，意识到每个人对“血液的混凝土”都有责任，没有它就“没有世俗的城墙安全屹立”。两者在十字路口相遇时，无需多言每个人都知道对方的想法，同时认出对方的反类型：我是一个阿卡迪亚人，他是一个乌托邦者。他鄙夷地注意到我的水瓶座肚子，我警觉地注意到他的天蝎座嘴巴。他想看我打扫厕所，我想看他被扔到另一星球。

奥登绝非以无言敬畏来回应纳粹的种族大屠杀，而是把它理解成一个极端的容易理解的例子，也就是流行的在现实世界建设一个新耶路撒冷的幻想：

即使是希特勒，我想，会把他的新耶路撒冷定义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百万犹太人被毒气天天炙烤的世界。但他是一个乌托邦者，所以烤箱不得不被登场。

1954年，当奥登审查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刺猬和狐狸》（The Hedgehogs and the Fox）时，他给柏林的对仗提供了另一选择，刺猬只知道一件事，知道很多事的狐狸就是对立面。他由仙境中的爱丽丝即兴想到，把有主见有道德正义信心的爱丽丝与缺乏主见随大流的Mabels对比。他的对仗更多的是道德的自我认识，而非对世界的认识。

伯林是奥登终生的朋友，奥登对于他在伯林书中感受到的爱丽丝式的气质提出了温和的异议。伯林一段特别令人难忘的论述出现在他后来评论屠格涅夫的文章当中，表达就是奥登所不信任的那种爱丽丝式的观点（在此书中其它地方也出现过）。伯林写道：“在屠格涅夫时代之后，那些道德上敏感、诚实和理性负责的人们由于激烈的两极化观点而不时陷入两难困境，而这种困境日益加剧，遍布世界。”无论伯林的本意如何，像这样的句子，会鼓励读者将自己归为敏感、诚实、负责的人，当然因此无可避免地被自身的麻木、欺骗与不负责任遮住双眼，也无视他们所支持的群体、政党或国家犯下的罪恶。一旦想到自身优点作为安慰，他们的“两难境地”也有所缓解了。

奥登写过一首诗，关于自满和随之而来的愉悦，他也享受到这种愉悦，但他明白那些只是虚幻。这首诗是《湖》（1952）：


只有一个非常邪恶或者自负的人

将要沉入大西洋中部的某个地方

还能想到波塞冬的皱眉仅仅是为他个人

但只有人类会相信

冰川湖的女神会爱上

她吞没的罕见的游泳者


在诗歌的最后一节，奥登想知道他会选择哪种湖——“冰碛，锅，牛轭，闪光，水槽，火山口，山前，酒窝”——如果他能拥有一个的话，最后结尾处讽刺了自满带来的快感：“只要流利地说出他们的名字就那么舒服。”他首次出版这首诗时，并没有题献者；评论《刺猬与狐狸》几个月后，他重印这首诗时，他将其献给“以赛亚·伯林。”

奥登这些分裂的动机与他独特的基督教义密不可分。他没有在字面上相信奇迹或神灵，并认为有关上帝的所有宗教言论在字面上都是虚假的，但可能在隐喻上是真实的。他觉得自己受制于一种绝对责任——他知道自己将永远做不到——去爱他人如己，后期的俳句中他提过这一诫命：“他从来没有见过上帝 / 但是，一次或两次，他认为 / 他听到了上帝。”他每个星期天去做礼拜，重视圣餐仪式，并非因为它的神奇或美，而是因为它永恒的语言和礼仪是“死者与未出生者之间的联系”，是对当今充满我们自身的自满利己主义的一种反抗。

1940年，当返回到童年时代的英国圣公会时，他写了一本书名为《双重人》。其中一段题词引自蒙田（Montaigne）：“我们——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双重的自己，所以我们不相信自己相信的，我们也不能避免自己所谴责的行为。”他觉得有责任告诉邻居他对自己的谴责。


本文选自《单读06》，单向空间。购买请点击“阅读原文”

这是｛单读thinker｝推荐系列的第 1 篇文章

本雅明阅读街道，发现城市被幽灵般的漫游者占领。

卡夫卡阅读极权，发现生活是一条悬在地狱上空的细钢丝。

席勒阅读妓女，发现皮肤有1000种灰，画笔能画出神经末梢的跳动。

霍金阅读黑洞，发现上帝不仅掷骰子，还爱将骰子掷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以迷惑我们。

山本耀司阅读布料，发现服装可以制造风的流动感。

这个世界上，有业余的作家，却从不存在业余的阅读者。

「单读thinker」系列，邀请来自多个领域的思考着的阅读者，每周三次，在此推荐他们热爱的优质文字。

谁是「单读thinker」

一个阅读智囊团，由超越各自专业领域的思考者组成。他们是：爱思考的建筑师、爱思考的厨子、爱思考的设计师、爱思考的导演、爱思考的作家、爱思考的创业者……

他们阅读品位绝佳，也是不错的“社会观察家”，而且往往是利用阅读进行自我教育的高手。

你将通过「单读thinker」读到什么？

包含但不限于：科幻，都市转型，新技术革命，性别流动，8000年前的蒙古，心理学医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微妙关联，宇宙文明与黑暗丛林理论……

透过他们的双眼，用一种smart的方式重新理解世界。

「单读thinker」，开始宽阔无边、聪明性感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