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简介
李娥瑛，苏州人，生于1926年11月，刺绣艺术大师。多次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苏州市劳动模范、江苏省科技革新优秀、苏州市优秀共产党员。1978年被任命为苏绣副总工艺师；1985年任中国苏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指导绣制《姑苏繁华图》 阊门片段和复制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帝龙袍等刺绣文物；1987年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1988年被国家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家”（后统一改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07年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娥瑛，不久前将反映自己一生创作历程和艺术成就的109件档案资料，包括刺绣作品46件、各类证书和奖牌17件、书籍9件、照片32件等，无偿捐献给苏州市档案馆，成为苏州第一位向国家综合档案馆捐赠档案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在双面绣等技艺和戳纱绣等针法的继承和发展、丝理与光线折射关系的发现和运用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李娥瑛希望，通过这样的捐赠，能让这些资料在苏绣艺术的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她更希望能有一种苏绣发展基金，助力苏绣前行。
痴情苏绣，一度边哄儿子边干活
苏周刊：您是著名的苏绣艺术大师，能介绍一下您是怎么会从事刺绣工作的吗？
李娥瑛：这主要是从小受了家庭和邻居的影响。
苏周刊：您小时候家住哪里？父母是做什么的？
李娥瑛：我出生在木渎镇西面的石码头，父亲叫李哲卿，是开“石作铺”的，也就是做石头生意的。母亲叫沈金芝，家庭妇女，但会刺绣。那时候我祖母还活着，她也会刺绣；隔壁邻居也做。我经常看她们绣，时间长了，不知不觉就迷上了这个行当。
苏周刊：据说您是背着母亲偷着学的？
李娥瑛：可以这么说吧。记得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天半夜，母亲醒来想看看我被子有没有盖好，结果发现我不在床上，布帐子背后却隐隐露出光线，找过来发现我躲在那里，点着蜡烛在刺绣。看到这一幕，她很是奇怪。
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专门学，就是看别人绣，看得比较仔细，也喜欢问问题，慢慢地自己就可以动手绣了。
苏周刊：您正式学刺绣是什么时候？
李娥瑛：应该是1936年迁居木渎镇之后。我们借住在木渎山塘街蔡少渔故居（今古松园）东隔壁，隔壁人家发放刺绣活，我就去领料加工，不会绣的就跟母亲等人学。
当时我学的主要是套针针法，先根据需要把线劈细，再绣平套的花，主要绣在鞋头、袄子之类的日用品上。到14岁我已经能够绣被面、披风等中高档大件日用品。
迁居木渎后，我父亲做了绣品中间人，专为经销商和绣工牵线搭桥，所以我经常看到别人送来的各色刺绣品，这也开拓了我的眼界。
苏周刊：您学刺绣的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有哪些？
李娥瑛：记得祖母曾经拿了一块底料给我刺绣。但做刺绣要用绣绷，把底料绷紧了绣。家里的绣绷母亲要用，怎么办？母亲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凳子倒过来，四只脚之间扎上细竹竿，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绣绷。
另外，我还曾把过滤中药的药绷上的纱布拆下来，剩下的圆环绷上底料，变成一个小型圆绷，然后在上面绣斜绕花。后来电影《梅花巾》根据我提供的这一情节，拍摄了主人公用药绷作圆绷进行绣花的镜头。
苏周刊：听说您还学过一种叫“活毛套”的针法，这是怎么回事？
李娥瑛：这是一种把动物的毛绣得很蓬松、感觉很逼真的针法。当时有个光福嫁到木渎的妇女，用“活毛套”针法绣梅花鹿，我看了很受启发，就学着用“活毛套”针法刺绣，绣成了《松鼠偷葡萄》的鞋头花。
苏周刊：您是什么时候进单位工作的？
李娥瑛：解放后我曾学过缝纫，做了两三年裁缝，但我还是想着刺绣。1954年，我听说苏州市文联正在招募绣工，准备成立刺绣小组，专门绣制出口的绣品。我就赶到城里考试，当场绣了一只小鸡，结果成为第一批被录取的人员。但回到家中，父母对我说，你儿子才6个月大，你怎么可能离开家里呢？再说做裁缝一个月能赚40多元，刺绣还不到20元，犯不着。
我左右为难，但想来想去，还是要去。好在丈夫尊重我的选择，于是我趁父母去杭州探亲的机会，锁上家门，抱着儿子来到苏州城里，在当时位于调丰巷的市文联刺绣小组驻地报到。上班时，我一边脚蹬摇篮哄儿子一边刺绣。
“无师自通”，双面绣从此推广开去
苏周刊：市文联刺绣小组主要有些什么人？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李娥瑛：这个小组由过云楼后人顾公硕负责组建，我参加考试就是在朱家园顾公硕家进行的。后来这个小组还陆续招收了包括顾文霞在内的一些刺绣艺人。
我进去后主要工作就是刺绣，记得第一幅绣品是复制广绣《百鸟朝凤》。
苏周刊：您最早是因为双面绣而出名的。在您之前，双面绣发展得怎么样？
李娥瑛：解放前双面绣很少。一般的绣品，反面都会有杂乱的线条和线结，但双面绣正反两面都很光滑，绣制难度比较大。历史上只偶尔有这种出类拔萃的作品。苏州地区的民间也偶有双面绣头巾、手帕等服饰小品，乡镇绣女称之为“两面光”，意思是绣品不分正反面，两面都光洁整齐，看不出线头。
苏周刊：您是跟谁学的双面绣？
李娥瑛：这个没有人教。有一次，我为婆婆做寿鞋花，无意中发现正反两面的图案绣得一样。我想到了“两面光”，悟出了双面绣的技巧，就是扎针的时候，反面也必须一针一针按顺序过去，两面针脚一样长，不打结。
苏周刊：您的第一幅双面绣作品是什么时候绣出来的？
李娥瑛：1952年。那是根据木渎镇妇联的要求，在手帕上绣制和平鸽，和其他5个人一起，一共绣了24方，妇联还叫了许多人来看，后来绣品被作为国家礼品送往世界和平理事会。
苏周刊：您到刺绣小组后，怎么会去做双面绣的呢？
李娥瑛：当时刺绣小组的指导老师叫朱凤。在绣《月季百蝶》被罩时，她看到我把透明纸按在画稿上，轻轻用针屁股当笔，勾下一只蝴蝶的轮廓，再试着描画在另一面，绣成彩色双面绣蝴蝶，就留了个心眼。当1955年苏州开始研究绣双面绣时，朱凤就将绣《五彩牡丹》插屏的任务交给我，让我再选合作者，我就和蔡文华、王祖识一起参与了绣制。
苏周刊：《五彩牡丹》绣制难度如何？
李娥瑛：《五彩牡丹》 比之前绣的日用小品大许多，而且牡丹的色彩还有深浅浓淡变化，很难绣。但我们有基础，再发挥集体智慧，克服了用针、跳线、镶色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经过70多天的工作，最终绣成了。
当时故宫虽然陈列有双面绣，但仅仅是单色的。这件作品被认为是运用散套针针法绣制双面绣的首创，获得江苏省手工业联社颁发的一等奖。双面绣从此发展起来，成为苏绣的代表作品，还推广到全国各刺绣产区。
苏周刊：后来您还从事过刺绣指导工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李娥瑛：从1958年起。记得1959年指导绣成了双面绣《十鹤图》、《春江水暖》、《玉兰鲤鱼》，作品被陈列于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十鹤图》是根据陈之佛提供的画稿刺绣的，正式名称为《松龄鹤寿》，宽3.2米、高1.5米，无论在技艺上还是幅面大小上都远超《五彩牡丹》。
不断创新，发展戳纱绣尝试尼龙绡
苏周刊：在绣制双面绣作品后，您又开展了哪些工作？
李娥瑛：主要是继续研究推广和提高双面绣技法，同时在刺绣的底料、针法、绣法、绣品的品种等方面不断尝新。比如1960年试着将一根青线、一根兰线卷在一起，绕成花夹线绣孔雀羽毛眼斑，这样就增加了绣品的艺术效果。1962年又创作了日用品“结子盘金台毯”、“收音机袱”、“钢丝布手提包”等旅游产品新品种。
苏周刊：您还发明了戳纱绣，这是一种什么刺绣技法？
李娥瑛：其实这种针法以前就有，只是未受重视，就是在方格眼的纱上，按眼子的多少直接刺绣，我只是重新拾起来，并设计了一些图案。
一般的刺绣作品都是绣在缎面上的，先画上图案再绣。
苏周刊：您绣成的第一幅戳纱绣作品是什么？后来还绣过哪些同类作品？
李娥瑛：第一幅是《石榴》台屏，1962年绣成的，这次一起捐给了市档案馆。还绣制了“戳纱台毯”、“戳纱书签”等戳纱绣作品。
苏周刊：1963年5月刺绣小组改名为“苏州刺绣研究所”，迁入景德路。到那里后，您主要负责什么？
李娥瑛：此前我已经担任针法研究室副主任，开始搞研究，当然也继续开展指导，重要的作品也亲自绣制。比如跟顾文霞等一起到北京，参与复制故宫博物院藏明代著名刺绣艺术家韩希孟的绣品。我复制了《洗马图》，专家认为达到了韩希孟的水平。
苏周刊：业界评价，绣人物是刺绣中最难的，像与不像一看就清楚了。您绣过人物像吗？
李娥瑛：绣过啊。比如1964年我绣了彩色《纳赛尔肖像》，被当做国礼赠给埃及总统；绣制的《湘君》被送到北京艺人陈列馆收藏；还绣了人物绣《蔡文姬》。1968年还和朱云媛合作在缂丝金底上加绣戳纱《毛主席像》。
苏周刊：在刺绣底料的材质上，您尝试过什么新花样？
李娥瑛：主要是尼龙绡。那是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在好奇心驱使下，想运用刺绣艺术来表现蘑菇云冉冉上升的壮丽景象。但丝绸织物比较厚，绣在上面很难体现效果。因此我1965年尝试在尼龙绡上绣《蘑菇云》。这是一种以尼龙为原料，以平纹或变化平纹织成的轻薄透明织物，绣好后发现画面透明清晰，蘑菇云似有腾空而起的质感，提高了双面绣的艺术欣赏效果。
苏周刊：您还创作过其他尼龙绡作品吗？
李娥瑛：当然。比如1966年绣制的《白毛女》、《红色娘子军》；1971年绣成的第一幅双面绣油画《月季》等等。还指导创作了一大批同类的双面绣作品。
在此基础上，刺绣研究所与丝织厂合作，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制成高经纬密度的真丝绡，既有尼龙绡的透明度和紧密度，又有真丝独有的柔和光泽和纯度，提高了双面绣品的品位和档次。
苏周刊：在绣制工序上您有过创新吗？
李娥瑛：主要是戳纱、细绣的分绷合绣。当时绣绷大的也就2米宽，要绣更大的画面就难了。因此我就尝试分绷合绣，就是把画面分成几个部分，由不同绣工同时绣制，完成后再合起来，要合得看不出接缝，这是需要技巧的。这种方法大大缩短了大型绣品的绣制时间。
苏周刊：最后合起来是由您负责的吗？
李娥瑛：是的。记得1968年赶绣赴法国参展的《开国大典》，绣工们分班轮流绣制，不巧父亲在我家去世，我只能把父亲的遗体送到家门外，连葬礼都没参加，马上回到工场干活。大家很感动，都加班加点，终于赶在规定时间里完成了任务。
苏周刊：此外您还进行了哪些创新或恢复？
李娥瑛：这是很多的。比如1969年挖掘了失传的包梗线绣法；1972年采用丝线与电化铝线缂在一起绣制绣品；1976年设计、指导绣制双面三层绣品《金鱼》；1978年、1984年开发试制戳纱蝴蝶、山茶花、花边、腰带、戳纱绣领带等刺绣旅游产品；1980年运用真珠、翡翠、真金线绣头饰的方法绣制《普贤佛像》……
苏周刊：您对丝理与光线折射关系的发现和运用是怎么回事？
李娥瑛：我在实践中发现，丝的折射光是极强的，不同的丝理会影响折射的效果。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就根据这一原理，选择一种色线和三种角度的丝理，绣制了缂丝作品《井冈山·西江月》的边框，不但改变了历来用绫纸裱边的方法，还产生了不同的明暗反光。这一作品后来陈列于毛主席纪念堂。后来，这一理论也得到了推广。
编写教材，理论联系实际传帮带
苏周刊：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您除研究苏绣技法外，在这一技艺的传承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
李娥瑛：我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是2007年命名的，但传帮带工作早就起步了。早在1958年，刺绣小组举办第一届刺绣专修班时，我就被正式任命为班主任兼刺绣教师，开始培养苏绣人才。
苏周刊：这一届专修班培养了多少人？
李娥瑛：先从市区招考16名初中毕业生，又从木渎、光福、胥口等传统刺绣产区招考10名高小毕业生，课目包括刺绣、国画、素描、艺术欣赏、政治、文体等。其中刺绣技艺方面学习苏绣齐针、接针、抢针等21种主要针法，并结合刺绣实践，承担绣制礼品、展品任务。经4年半学习，这批学员都成了刺绣骨干，后来有的成为研究所领导，有的成为高级工艺美术师，并由她们培养出又一代刺绣人才。
苏周刊：学员们为什么要学国画、素描？
李娥瑛：过去刺绣艺人大都学成了一手绣技，但并不懂画，也不会画画，难以理解画理和色彩层次的变化，因此绣出来的绣品容易呆板。学员们学国画、素描，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培养能画能绣的新一代刺绣技艺人才。
苏周刊：您在培训中主要做了什么工作？
李娥瑛：主要是自编教材，讲授针法、丝理、配色。但理论之外还要实践，所以我还带领学员观察花叶生长规律与动物的姿态，并跟她们解释花叶的正反瓣和阴阳向背，以及色彩深浅过渡与变化；动物的翎毛丝理、各部位羽毛不同的质感等。
苏周刊：您自编的教材叫什么？
李娥瑛：一开始叫《苏绣传统针法讲义》。在这个讲义的基础上，我进一步收集资料，在顾文霞、孙佩兰等人的协助下，主编成《苏绣技法》一书，于1965年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简述苏绣的历史和基本知识开始，重点介绍了苏绣针法和技法。包括各种针法的特点、组织方法和应用范围，再以花、鸟、昆虫、猫、金鱼、人物、山水风景和静物为例，分实用品和欣赏品来说明各种针法的运用。
苏周刊：您归纳的针法、绣法有多少种？
李娥瑛：绣法包括平绣、条纹绣、点绣、编绣、网绣、纱绣、辅助针法、缤纹针（乱针绣）、变体绣9大类，针法共43种。
苏周刊：当年沈寿口述的《雪宧绣谱》，总结的针法只有18种，您怎么会归纳出这么多针法？
李娥瑛：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时代发展了，出现了部分新的针法，如拉尾子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和沈寿的分类方法不一样，这一种原因是主要的。
苏周刊：除第一届培训班外，您还培训过其他学员吗？
李娥瑛：有的，比如1978年举办第二届刺绣培训班，将1970年以后进刺绣研究所的青年工人集中进行基本功训练，为期8个月。我又根据这些绣工的特点编写了《绣法与针法的区别》、《丝理和中心（点）的关系》作为讲课教材。
苏周刊：后来这样的培训还进行下去吗？
李娥瑛：我自己于1989年在阊门饭店租了场地，建立“苏绣艺苑”，将培训工作继续下去。当时收了几名学员，最多时有6个人。我对她们要求很严的，绣得不好的作品，我会立刻拿剪刀剪掉。有的学员绣着绣着绣不下去，我会让她们先停下来，去看实物后再动手。
未了心愿，希望成立苏绣发展基金
苏周刊：在刺绣人生中，您创新无数、获奖无数，是当之无愧的苏绣权威。您对当前的苏绣发展怎么看？
李娥瑛：苏州优秀的刺绣人才很多，我获得了许多荣誉，觉得很惭愧。我只是入行比较早，几十年里坚持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现在苏绣总的来说很红火，但背后也有隐忧，一些绣工粗制滥造，也有的从业人员忙于经营，心思不在质量上，这些都是要避免的。
苏绣是全国“四大名绣”之一，而且名列榜首。我觉得，苏绣从业人员一定要认真刺绣，维护好这块牌子。
苏周刊：您认为如何提高苏绣质量？
李娥瑛：苏绣必须“慢工出细活”。要绣精品，一天至多绣2平方厘米，这还是用不讲究施色的散套针法，否则还要慢。我的徒弟汤慧琴，一幅宽60多厘米、高40多厘米的《宫乐图》，为了绣得平、齐、细、密，每天绣8小时，整整绣了4年才完工。
苏周刊：听说您一直想设立一个“刺绣事业基金”？
李娥瑛：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当时就是为了能达到国务院文件规定的建基金会所需经费——10多万元，我才在工业工合协会扶持下组建“苏绣艺苑”的。1994年9月，我正式打印了筹建《李娥瑛刺绣事业基金会》的请示报告，提出设立基金，用于奖励刺绣优秀作品、技艺成果，选收刺绣名家不同风格、流派的绣品代表作供研究、探索、创新、借鉴，开展研究培训……
但报告打上去三年，最后如石沉大海。1997年底，我解散了“苏绣艺苑”，存放在那里的总价值100万元以上的124幅苏绣精品全部捐献国家。
我现在都快90岁了，个人得失早已无所谓。我只是怀着对苏绣的难舍感情，希望看到有人行动起来，设立苏绣发展基金，完成我没有实现的心愿，促进苏绣更好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