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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福龄站在中山公园南门位置，他印象比较深的也是阅兵，“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阅兵，大规模的阅兵。”新中国成立前他一直在北平，并加入了地下党，在学校里参加学生运动，和国民党特务进行过激烈斗争。国民党从北平撤退时，留下了宪兵十九团，那里边特务很多，所以10月1日前后，北京还不是很太平，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还很严密。当时21岁的机要处干部苏维民是北京人，他也讲道：“解放前北平白色恐怖，国民党的特务见了卖报的小孩就打。卖书的书摊，哪本书看不顺眼，特务马上就没收了，有时直接把卖书人带走。” 今年92岁的赵峰，是我们见到的年龄最长的“老中办”，他当时在香山党委担任秘书。耄耋之年，再回想起开国时的往事，他也有了别样的感触：“天安门上这些领导人当时年纪都不小了，包括民主党派人士，这些人能够集中，按时到会，这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不太安全，还有特务，所以是让他们先到东北，又从东北到西柏坡。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此外，他还深情回忆起自己护送领导人家属进北平的经历：“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这个队伍由你来带队，任务艰巨，问我怎么样，我说保证完成任务。我能接到这个任务并顺利完成，是我这辈子非常骄傲的事情。没有什么人能有机会接受这种任务，所以我很感动。” “大典”背后的小故事 采访中，我们多次提出，能不能讲讲当时的一些细节或故事，遗憾的是，多数老同志都记不清了。所以对他们努力回忆起的种种细节，我们倍感珍惜。 “10月1日那天，我们凌晨4点起床，吃过饭后乘车进城参加开国大典。当时我只有一双前后都打了补丁的鞋，怎好穿它去参加庄严的开国大典呢？正发愁时，有位同志借给我一双崭新的球鞋，这让我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临行前，每人发五个烧饼，两个煮鸡蛋，两个鸭梨，作为午餐。”苏维民回忆道，“我的位置在天安门金水桥西侧，受阅部队通过天安门时，我近在咫尺。部队通过天安门后，天色渐暗，群众提灯游行开始，军民两支队伍同样壮观，遗憾的是我们要返回香山提前撤退。” 当年17岁的成正荣是特会室干部，他的回忆最完整：“下午三点开国大典开始，我们大概一点多就到了，在金水桥的位置，队伍陆续都来了，人们就开始唱歌。当时为了保密我们还是叫‘劳大（劳动大学）’。我们机关的人就会唱两个，唱来唱去就是《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时候有个统战部干训班，都是青年学生，非常活跃，后来就由他们代表我们唱。之后大家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那天下了点雨，地有点湿，一人一张报纸垫着。 “两点40分首长都上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不停地欢呼。毛主席一到天安门城楼，林伯渠就宣布开会，大家热烈鼓掌，在下面高喊：‘毛主席万岁！’大会这就开始了，接下来，毛主席讲话，朱老总下来检阅部队，然后队伍游行。大典结束以后，我们特会室有会餐，自己雇的炊事员，手艺还可以，做了木须肉、红烧肉，一共三四个菜。赖祖烈（时任特会室主任）还说，有家属的有亲戚的，把他们叫来，都一起来吃。那天，大家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喝了点酒。晚上那时候也没电视，就听着收音机，听收音机里报道开国大典。” 作为秘书处的速记员，张长行为我们讲述了全程参与政治协商会议速记工作的珍贵记忆。“开国大典我确实很激动，但也没有十分激动。因为大家平时见不到毛主席，而毛主席作报告时，我就在旁边记录，能近距离看到伟大领袖。记得毛主席在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讲得慷慨激昂，振奋人心，很提气。”回忆起当时的速记工作，他说：“当时我都是用速记符号，这样也不能保证全记下来，有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记，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只能速记，漏掉之后，以后就补不上了。所以那时晚饭都吃不好，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紧张得不得了。有的女同志因为记不下来紧张得都哭了。”他还讲述了国徽诞生的过程：“开国大典前那次政协会，讨论国徽的时候发生了分歧。张治中觉得不好，说像前门牌香烟，不够严肃。因为前门和天安门看起来差不多。当时马叙伦在会上很激动，说（张治中）怎么能这样说呢。毛主席认为有争论好，争论体现民主。后来投票表决，李维汉让我监票，我说那么多人怎么监啊，手刚举起来就落下去了。他说，你这小鬼，举手的是大部分，你就数不举手的，再用签到人数减去不举手的就是支持人数。”采访过程中，张长行还向我们展示了他当年用过的工作证、速记本、小胸章等，这些物品他都视若珍宝地收藏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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