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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小清河下游两岸，一提起抗日战争，人们总要提到“马司令”——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他跨战马、挥战刀率军杀敌的战斗故事，在这片大地上代代流传着。 马千里，山东省博兴县寨韩村人。190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领导了震惊齐鲁大地的1932年“八四”农民暴动。1935年参加红军，曾在延安“抗大”学习。抗日战争初期，被派回山东发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在清河区、渤海区任团长、军分区司令员、周村特别市第一任市长、渤海行署秘书长等职。建国后，到铁路部门工作，任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局长、电气化局副局长、视察室视察员等职。1992年6月因病去世。
参加红军
1932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博兴县委举行农民暴动。当时博兴的革命形势在全省是比较好的，但举行暴动条件还不成熟，马千里当即向省委派来的领导人省委军委主席张鸿礼提出：暴动条件还不成熟，应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但遭到张的批评，说马千里“右倾”，粗暴地拒绝了他的意见。当时马千里是县委军事部部长，以四区联庄会教练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已掌握了这支100多人枪的武装。暴动开始后，马千里首先带领兴福联庄会起义，收缴了联庄会的全部武器。旋即向五区进军，并与北线暴动队伍汇合，队伍发展到300多人，成立“鲁东革命第一大队”，马千里任大队长。其后部队迅速发展到700多人，并在博兴东部及广饶、博兴边界地区发动群众，烧地主的地契，抓土豪游街，开仓济贫，还截击了一辆国民党政府的汽车。群众奔走相告“天亮了，共产主义实现了，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遗憾的是，这次暴动是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在国民党军队的镇压下，不久就失败了。但它却在广大群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撒下了革命的种子。马千里也因此得到了斗争策略和革命实践的锤炼，为他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的那种坚持原则、刚正不阿、顽强不屈的革命品格奠定了基础。 暴动失败后，马千里作为暴动队伍的领导，自然成了国民党军队通缉的要犯，妻子被捕，幼子惨死。具有坚强革命意志的马千里，表现出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他和时任博兴县委书记的张仿一起前往胶东，去找在胶东以教师为掩护的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路上不幸被国民党民团扣押，后经张静源保释，并安排他到莱阳四区联庄会当教练。不久，因开展革命活动引起敌人怀疑，要审查；得到消息后，迅速脱身，经烟台、天津到了北京继续寻找党组织。本以为北京党的基础好，找党的组织比较容易，但到了北京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决定到北伐时的老同事高桂滋部暂时栖身，同时开展兵运工作。就在他一心一意搞兵运而初见成效时，马千里又被怀疑，他一不做二不休，当即决定带领4个士兵携枪到了苏区。 1935年冬，马千里同志等一行五人到达延安。经过红军后防政治部审查，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不久，被委派到韦国清营三连任军事助教，随后又调到总政治部统战部当干事。红军东征胜利后，周恩来副主席批示统战部开展东北军的工作。马千里同志调入由60人组成的南线工作团工作。这时，周恩来同志认为可信，指示南线工委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并派他到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为北线工委成员，做争取国民党部队李仙洲、高桂滋、井岳秀三个师的工作，在工作中他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做出了出色成绩。有一次李仙洲部队一个连到我游击区抢劫，被我游击队缴械。周副主席派马千里同志把枪给他们送回去。他向负责接待的李营长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谈周副主席要我把枪给你们送回来，一是希望你们要抗日，二是不要扰民。这位营长口口称是。完成任务后，他被调到安定县委任统战部长，继续做统战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西北和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迎接全国抗日战争新形势的到来，加强干部准备，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高、中级干部到抗大学习，马千里同志奉调入学。到抗大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党的方针政策和军事知识。马千里同志很快适应了抗大艰苦朴素的校风。他到抗大的第一课就是挖窑洞。他所在的班12个人，睡在一个炕上，挤的没有办法，翻身时得喊口令，大家一块翻。没有被子，每人只有一件大衣。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烧柴要自己到几十里路以外的山上去背。团结友爱也是抗大的好校风。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是相亲相爱的阶级兄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有事大家做，有难大家帮，有缺点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马千里在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锤炼了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坚定的革命理想和顽强的革命斗志，为他以后长期从事艰苦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投身抗日烽火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长驱直入，于12月底占领了济南及胶济铁路西段，并继续向东进犯。山东人民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建立了数万人的武装部队。1938年山东省委负责同志向中央汇报说：山东人民起来了，需要干部去领导。中央决定：凡是山东干部原则上都回山东去工作。马千里被派回山东，分配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七团任副团长。当时团长马晓云经常不在部队，由马千里带部队在邹平、长山一带活动。邹（平）长（山）北部苑城、焦桥、旧口、夏寨住着国民党游杂部队“忠义救国军”，人民称之为土匪。滨县、青城边境一带被土顽杜孝先部所盘踞，他们抢夺民财，残害百姓，人民恨之入骨，纷纷来七团控诉土匪的罪行。马千里同志请示司令部批准，率一个营撵走了“忠义救国军”；接着挥军北上，向胡家柴、田镇、李家、杜家、大李家等村进击，把土顽杜孝先部也打跑了。这一胜利，打出了军威，扩大了我军的影响。八路军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热烈欢迎。1939年3月2日，日伪军出动了2800多人“扫荡”长山六区。当时我三支队司令部驻在南北段，七团驻在爱贤村，发现敌情后，马千里同志立即向马耀南司令员建议：坚决把敌人打回去。经三支队司令部批准，七团迅速作了战斗布置。团政委孙正带一部守爱贤村，马千里带一部隐蔽在村外的树林里。战斗打响不久，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组织多次反扑，都被我军打退。马千里同志随即派骑兵迂回到敌人侧背，打得敌人首尾难顾。正在激战中，有一个兵痞出身的排长动摇了，企图带一个班逃跑。马千里发现后，怒不可遏，大喊：“你火线逃跑，我枪毙你！”马千里站起来时，被敌人发现，腿部受了重伤。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敌人败退。这次战斗给予敌人重大杀伤，提高了我军的威望，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和胜利信心。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纷纷慰劳我军，给养伤的马千里同志送来鱼、肉、蛋慰问，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自动到村头站岗放哨，显示了人民群众对我军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在马千里同志养伤期间，发生了刘家井子战斗，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400多名，取得重大胜利。为了避开敌人集结重兵报复，我部化整为零，暂时隐蔽起来。不久，杨国夫司令员指示马千里同志到长山收容失散的部队，编为独立团，任命马千里为政委，马晓云为团长，而后三支队整编，同时成立第六军分区，马千里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委。 与此同时，马千里同志也非常重视党的地方抗日武装建设。他深知，要开辟抗日根据地，不仅要有主力部队，还要有地方武装。他在努力提高三支队七团政治、军事素质的同时，着力帮助高苑的同志建立了第二梯队，帮助邹（平）长（山）建立了五大队，这些地方部队在清河平原游击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马千里同志曾长期在这一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颇有影响。他又曾在红军中从事过统战工作，因此三支队的领导很注意发挥他在统战工作方面的优势。广饶李寰秋部和我军有些联系，为了进一步争取这支部队，1938年，杨国夫司令让马千里以三支队参谋长的名义去与李寰秋联络，取得较好效果。国民党专员梁建章赞成团结抗日，与我联系较好，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梁建章部驻在青城，有一天被土顽周胜芳、傅象坤等部包围，梁派人来求我军救援。马千里同志接到三支队霍士廉政委的命令后，立即带骑兵营开往青城，土顽周胜芳等部慑于我军威力，狼狈逃窜。随后，他又帮助梁建章部下马洁雄成立一个独立营，从而推动了统战工作的发展，改变了小清河北一带的斗争形势。使邹（平）长（山）、青城一带燃起了熊熊抗日烽火。
战斗在清河抗日根据地
1939年以前，我三支队主要活动在胶济铁路以北、小清河以南的狭长地带，处于日伪顽夹击的被动地位。1940年春，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关于发展和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及“巩固河南，向北发展，开辟新区，整理部队，创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清河地委和三支队决定：坚决向小清河以北黄河两岸发展，打通和冀鲁边区的联系，以扩大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三支队经过各项准备，确立了分东、西、中三路北渡小清河的方案。决定由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负责率军从东路率先渡河，为后续部队开路。1940年2月下旬，他首先带一精锐的先遣小分队从博兴东部渡过小清河，发布了《告博兴同胞书》，积极开展宣传和统战工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胜利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接着马千里又奉命指挥由基干二营和第六军分区特务连组成的东路部队，突破国民党投降派李寰秋、周胜芳、成建基在小清河两岸的堵截，渡过小清河，迅速插到了广饶、博兴北部，与李曼村、韩子衡指挥的西路部队互相配合，在广饶北、博兴、蒲台、利津、高苑一带，与敌伪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3月3日早晨，广饶、博兴、利津等据点的日军500多人突然出动，将我东路指挥机关和特务连包围在博兴县东王文村。发现敌情后，为确保指挥机关安全，马千里率指挥部带特务连三排很快转移出去，留下特务连一、二排掩护群众转移。在指导员朱志明、副连长丁连荣的指挥下，英勇的一、二排70多名战士，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血战，连续打退了敌人8次冲锋。中午时分，气急败坏的敌人使用了催泪毒剂，攻入了村内，将我军分割包围在七八个院子里，我干部、战士与敌人拼搏一天，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黄昏时，敌人丢下70余具尸体狼狈逃窜，我21名战士壮烈殉国。这一仗打出了我军的威风，扩大了我军在新区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全体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心。胜利后，马千里同志为“王文烈士纪念碑”撰写了碑文。 东王文战斗后，国民党顽固派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纠集周胜芳、成建基、薛儒华、张景月等顽固派4000多人，组成“剿共联军”，向博兴、广饶北部地区进犯。马千里带领东路部队立即给顽军以迎头痛击，而后遵照杨国夫司令员的命令，与中路、西路部队会合，共同展开反击，经10余天的激战，打退了顽军的进犯，我军进一步控制了小清河以北、黄河以南的平原地区。 在开创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马千里同志除带领部队作战外，始终不忘做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帮助地方干部发动群众，组织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自卫团等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建立民主政权，并利用当地的社会关系，以司令员的名义，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团结他们一起抗日。蒲台县国民党保安第九团团长王雪亭是个知识分子，赞成团结抗日，马千里派秘书马运吉去做争取工作，建立了统战关系，以后王雪亭率部参加了八路军，编为三支队蒲台独立团。滨县东部兰花团是个道会门组织，赞成抗日，但对我军有疑虑，他们割据一方，不让别人进去。滨县县委负责人阎川对马千里说：做好争取兰花团的工作对开展滨县的工作至关重要，但一般干部去不行，司令员亲自去，兰花团的头头会接见的。于是，马千里同志换上便衣，和阎川同志一同前往，从此和兰花团接上了关系，为打开滨县工作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9月，清河区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旅，马千里同志调任三旅参谋处处长；1941年7月，调任清中军分区司令员。 从1942年10月开始，日本侵略军在清河区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清河区的抗日形势进入最严峻时期。马千里率领部队同敌人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从1943年5月起，日寇推行三光政策，大举“蚕食”我清河抗日根据地。6月，敌六旅300多人配合伪周胜芳、王砚田、李青山等部，由博兴县城及附近据点出动，分三路向小清河以北的抗日根据地进犯，先后在清河区东南部地区的西王文、周家庄、纯化镇、阎家庄、小孙家安设了五个据点。杨国夫、马千里等指挥清河区部队和博兴县县区武装开展反“蚕食”斗争，提出“活捉汉奸刘子岗，驱逐伪军周胜芳”的战斗口号。至1943年8月，不到半年时间五个据点全部被我们打掉，取得了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时已调任清河区清东办事处主任的马千里风趣地说：“一举攻下五据点，东南半壁无忧矣。” 此后，马千里一直参与领导清河平原根据地的建设和一系列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直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1945年8月，我军解放周村，华东局任命马千里同志为周村特别市市长。解放战争时期，马千里回到渤海区任行署秘书长兼剿匪指挥部指挥，从1946年到1947年3月，共歼灭匪特3200多人巩固了地方政权，支援了前线。完成剿匪任务后，又奉命带领骑兵大队支援前线。莱芜战役我军取得重大胜利，全歼国民党7个整编师，俘敌军官8800多人。华东军区决定成立军官总队，以教育改造蒋军军官，任命马千里为军官总队队长，他和军官总队的干部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争取了1300多名蒋军下级军官参加了我解放军。解放后，年近50岁的马千里被分配到铁路部门工作。先后在济南、东北等地负责铁路的保卫和新线修建，1958年调铁道部工作至离休。 马千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原山东省委书记曾这样评价马千里同志：性格豪爽，坦诚待人；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勇挑重担，竭诚尽职；忠诚党的事业，勇敢作战，积极工作，文经武略，屡建功勋。 （载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渤海烽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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