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星限薪令”的多重公平期待
王传涛
近日，微信公共账号“娱乐oncall”爆料称广电总局或将于12月出台“明星限薪令”，对演员片酬进行限制，此政策在总局已进入内部征求意见阶段。现下，一线明星拍一部剧拿到几千万片酬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比如《青春期撞上更年期2》的男主角杜淳拿到了1600万元，女主角马伊?拿到了1800万元；而随着《红高粱》的热播，男主角朱亚文的片酬也已达到一集90万元；《古剑奇谭》后李易峰每集片酬也有55万元。（11月12日《佛山日报》）
在政府不断提倡“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的当下，广电总局仍然出台“明星限薪令”，很容易被质疑为权力过度干预市场。一方面，演艺明星的身价，是由市场形成的，名气大者，自然出场费或片酬也便就高；名气小者，则只能是打酱油以糊口。另一方面，演艺明星的身价，不需要由纳税人和政府买单，权力对明星进行限薪，难免被质疑为将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
笔者向来支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之于市场化的东西，权力插手越少越好。另外，演艺市场也有其发展规律，权力干预过多必然不合适。但是，在“明星限薪令”这件事上，笔者却认为非常有必要。不是说政府可以随便干预市场，而是说，明星片酬无限上涨、上不封顶的现下，权力也应该就明星身价问题规范一下了。这不仅仅会规范影视剧制作乱象，还能够促进演艺圈、影视圈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更会有先向富人开刀以遏制或缩小贫富差距的公平意义。
窃以为，“明星限薪令”至少能够还原两种公平。一者，让影视剧产业内的收入分配，达到一个更加合理的格局，从而提高编剧和导演的权力与地位，激发其创作与思考热情，提高影视作品质量。一部戏的投资，如果大部分用在了请演员身上，难免粗制滥造。在演艺圈内，许多人的收入如跑龙套者是非常低的，这或许很正常，可是，更可怕的是，连编剧和导演的收入也被演员瓜分了，演员就容易变成“戏霸”，演员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即便是无脑演出，违背了导演的真实意图，大大偏离编剧与原著的创作本义，仍然我行我素。以至大量无脑或脑残的影视剧作品，一部又一部的欺侮着广大观众的智商，也摧毁着中国影视剧的公信力。让导演和编剧的收入高一点，让演员的收入低一点，可以让影视剧制作的重心由“演员”到“剧本”、由数量向质量转移。
二者，降低所谓大明星、影帝的收入，能平抑贫富差距。当下，一些明星演一集电视剧的收入就可以达到一些普通白领几十年的收入，而演一部电影的收入有时能超过千万元，更是相当于许多中产家庭一辈子的收入，如此现状只能会拉大收入差距，造成社会不公。这并非是仇富、仇明星的思维，而是任何社会，任何政府，只要出台限制少数富人的收入之举，在某种意义上能拉近公平。这种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向富人征巨额税包括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都是要让所谓的精英群众与平民百姓之间缩小收入差距，力求社会公平。
在国民收入这件事上，我国迄今为止并没有发布一个明确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国人之于分配改革的意愿与期待，却基本达到共识。比如，缩小行业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如，在同一行业内部，也要缩小不同工种、不同岗位的收入差距；再比如，要让中产阶级在国民收入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形成“橄榄型社会”，而不是形成少数富人位于顶端却占据绝大部分财富的“金字塔型社会”。而限制明星的收入，显然有这方面的公平期待。
宏观调控，有时候是把“双刃剑”，稍有不慎可就能会出现权力胡乱干预市场的现象，这也是新一届政府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改为“更科学的宏观调控”的最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明星限薪令”，当属“更科学的宏观调控”范畴。至少，它能够寄托观众之于影视行业、公众之于这个社会的多重公平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