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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百位将领之(78)--- 俞大猷 (大明名将)

2014-11-15  草庐经略
 

 

                          中国历史上百位将领之(78)--- 俞大猷

 

 
          俞大猷(公元1504年-公元1580年),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汉族,福建泉州北郊濠市濠格头村(今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溪山村)人。明代著名民族英雄、抗倭名将、儒将、武术家、诗人、兵器发明家,他最主要的功绩是领导抗倭战争。他历任明代三朝,一生坎坷。戎马生涯四十七年,“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沦为囚徒”,四为参将,六为总兵,累官都督。本邑好友潘湖黄光升密授俞大猷方略,率部转战于苏、浙、闽、粤之间,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俞家军”威名赫赫,与当时另一位抗倭名将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

 


 

1. 早年

 

    俞大猷 (yóu)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祖籍安徽凤阳府霍邱,始祖俞敏跟从朱元璋打天下,以开国功臣袭泉州卫百户官,至其父俞元赞已历五代。《都督俞公生祠记》 记载“原籍直隶凤阳霍丘县人,世泉州卫前所百户,以魁武科授正千户,累迁都督同知,虚江其别号云。俞大猷大德港歼倭记[1]岁嘉靖甲子冬十月吉,赐进士出身、南京户部、山东清吏司立事、同安南洲许延用撰。”。俞大猷自幼家贫,靠母亲杨氏编发网和亲友资助,寄居清源山水流坑村,勤学不辍。五岁时即在家乡濠市入塾读书,拜几位当地名士习文。十岁随家迁居泉州城内北隅(其遗址即今泉州侨中),与邓城、汤克宽等读书于清源山清源洞。十五岁进文秀才,与李杜、薛南塘、史文斋、史礼斋等十余人继续读书于清源山紫泽书院,并习武于清源洞,人称十才子。清源山至今遗有其练胆石(为练胆量,常登巨石下跳),泉州清源山虎乳泉畔下,旁有其自书“君恩山重”四个大字。

    其时泉州社会的闽学氛围炽盛,俞大猷先后拜王宣及林福、军事家赵本学等人为师,学习《易经》与兵书,皆得三家所长。后又从师精通荆楚长剑的同安南少林高手李良钦学剑(棍)术和骑射,达到了“剑术天下第一”,跨马而骑,引弓飞矢,百发百中的境界。

    练胆石王、林、赵三人均为当时泉中名师,且是明代前期闽学著名代表人物蔡清之弟子,从蔡清学过《易》。王宣以《易》论古今治乱兴衰之迹,林福以《易》明心性忠孝仁义之奥,赵本学以《易》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著有《韬钤内外篇》和《孙子注解》。俞大猷对三师之意均能默契神会,融会贯通,尤能阐其所未论。在师承关系上,俞大猷乃名儒蔡清之二传弟子。正是由于年轻时奠定扎实的儒学理论基础,使俞大猷日后成为明代独树一帜的名将,不仅有杰出军事家的思考领域,而且有杰出政治家的思想远见,故上司谭纶曾称赞他有大将才。


2. 出仕


    嘉靖元年(1522),俞大猷二十岁时,父爱松死,家贫,被迫弃儒就武,袭世职百户,但并没有而中断学习仲尼之道,而是拨冗继续向理学名师虚心请教,或与同心旧友相互切磋,这在他与师友往来的书信中有着记载。即使蒙冤身系诏狱,俞大猷仍与同狱难友相互赋诗,讲理言事,张扬慷慨,一如平时。尽管戎马生涯十分紧张,但俞大猷对当时闽学和王学两大学派的激烈论战一直十分关注,积极直抒己见。

    嘉靖十四年(1535),俞大猷参加全国武举会试,写了一篇名为《安国全军之道》的策论,深受兵部尚书毛伯温的赏识,获第五名武进士,由承袭百户世职,升署正千户,守御金门所,放粮救济饥民,被称为“俞佛”。

    金门是明代海防前哨阵地,洪武年间筑城,取“固若金汤”之义。莅任之后,俞大猷加强练兵与海防整饬,使得金门守备森严,沿海盗匪却步。他在旧城训练部队之暇,常到背城面海的城南对海滨胜地南盘山观海抒怀,在俞大猷像石壁上题刻“虚江啸卧”四个大字。后人作歌曰:“啸于斯,卧于斯,流芳百世肇于斯。”赞美俞公报效国家民族的宏大胸怀。石刻与文台宝塔相距约30米,现列为第二级古迹。“虚江啸卧”又叫“啸卧栖云”,是“金门八景”之一。俞大猷离开金门二十年后,他的门生杨宏继守金门,特借此构石为亭纪念老师,称为“啸卧亭”,并题联于亭柱上曰:“啸喝气雄吞宇宙,卧休神隐静风波。”

    金门因是海岛,向来民风“剽悍嚣张”,难以治理。俞大猷主张文明建设海疆,他到金门后,微服走访乡老,并到泉州聘请名师办好书塾,“导以孝让,申以诗书”。百姓发生诉讼,他都倾心听取,让各方心平气和,讲明事实,然后教诲他们明白是非曲直。俞大猷在金门任职五年,百姓再没有官府诉讼,官府也不曾随意缉拿一人。

    时倭寇为患,俞大猷向监司上书言事,陈述破敌良策,不被采纳。监司曰:“小校安得上书!”将其杖责革职。后来尚书毛伯温欲征安南,俞大猷“复上书陈方略,请从军”,颇为毛伯温赏识。因停止征安南,故也未曾召用。

    金门人为表达对俞大猷的感激之情,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特地为他建造生祠,请金门后浦进士许南洲撰写《都督俞公生祠记》。碑石竖在旧金门城关帝庙侧,现移至金门酒厂路旁。碑高2.48米,宽0.99米。上面列名的还有广州守备杨宏举,掌金门事、泉州卫指挥使王国桂等。碑文如下:


3. 关于祠记

 

    金门所生祠一区,所各官暨耆士为都督俞虚江建也。公昔视师金门所,卑尊长少,举欣欣然,爱若父俞大猷生祠碑记母,相与亭而碑之,假笔于余季父西埔翁,颂德颂公垂不朽。其迁而去也,以指挥佥事备汀、漳,以都指挥佥事署钦、廉,以右参将守琼州,左参将镇温、台、宁、绍,以副总兵督金门,以都督佥事总制直、浙,仍准都督同知。寻调大同,转南赣、漳南、岭东。兵辙马迹,半生戎马,卑尊少长,动辄思公。闻有自公左右回者,相率询问,欣跃如见,累欲卜地构祠而俎豆者矣。适本所视篆千户,今升指挥扬宏举,行都司邵君应魁,相与赞其成,嘱作为之记。

    余昔览太史丰公《定远生祠记》、乡士薛子《虚江官绩录》,知公驭众之道,克敌之勋,与夫学术之大,德履之醇,所以余为致身之干,昭昭在人耳目,复奚庸赘?唯本所之人,所以祀公之意而方曰:凡人相与,在则感,去则忘。故夫豪杰之士,将所去则恢于天下,欲使人知感,不能使人兴去一之思;能使人见思,久而不忘,其必湛思汪想,足鼓人心,而肤功煊赫,足系人望焉者也。

    公为金门御而公廉,孚以恩信。有荆楚剑法以教士卒,有诗书礼乐以育英才,有圣训规条以帅父老子弟行乡约。乃今甲胄之士,人人公侯心,而白皙青衿,间亦崭然露头角。公之教也,斯不亦湛思汪想,足鼓人心乎?至其守汀漳,而山海剧寇一鼓不歼;守钦、廉而复交黎,异在俯首归顺;镇直、浙而积岁倭患指日汛扫;调大同而鞑虏毙歼,矢石至,只轮不远。它若张琏之乱,莆阳之变,惠来之警,亦次第廓清。斯不亦肤功赫,足系人望乎?夫其恩足鼓人心也,是故人知感而碑竖焉。公其功足系人望也,是故人不忘而祠建焉。

    昔羊叔子守襄阳,百姓为建碑,望者罔不出涕。狄梁公为魏州刺史,百姓为之生祠,过者俨然,岂不足颂甘棠之爱?然见碑坠泪,不过一时感触,岂若岁时有祀,致爱致悫之为有常也。过庙肃恭虔,亦其一方一隅。武平、定海等处,在在有碑有祠,吾又不知其孰为感也。以此观之,则世谓古今人不相及,殆未为通论也。

    公名大猷,字逊尧,原籍直隶凤阳霍丘县人,世泉州卫前所百户,以魁武科授正千户,累迁都督同知,虚江其别号云。

  嘉靖甲子冬十月吉 赐进士出身南京户部山东清吏司立事同安南洲许廷用撰。


4. 征战战大同、广西

    嘉靖二十一年(1542),俞大猷提升都指挥佥事。俞大猷石刻冬,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入侵山西北部,朝廷诏谕天下,选举武勇之士。俞大猷报名应选,毛伯温介绍俞大猷给宣大总督翟鹏。俞大猷到大同,率军拒敌。“东路将军欲为马革裹,西路将军欲为铁锄埋”(俞大猷《饮马长城窟》),北边寒冬征战艰辛惨烈,将士视死如归。但翟鹏并未重用俞大猷,俞大猷辞归。毛伯温荐俞大猷任汀漳守备。俞大猷慨叹:“何日扫清俺答尘,复当饮马长城窟”(俞大猷《饮马长城窟》)。

    嘉靖二十六年(1547),俞大猷在汀州府击溃海贼康老等,俘获300人。因功擢广东都司佥事。

    时新兴、阳春、恩平一带侗民屡叛,总督欧阳必进以平定侗民事付俞大猷。俞大猷亲带数人遍诣诸侗民,晓以利害祸福,侗民畏服。侗民中有苏青蛇者,力能格斗猛虎,为叛乱首恶,俞大猷格杀了他,招降渠魁,数邑得以安宁。

    嘉靖二十八年(1549),右副都御史朱纨巡视福建,荐俞大猷为备倭都指挥。适安南都统使莫福海卒,其子宏瀷、正中互相仇杀;其大臣范子仪妄言宏瀷已死,迎正中归国,趁机剽掠钦、廉诸州,岭海骚动。欧阳必进奏留俞大猷讨贼。俞大猷率军“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传檄莫宏瀷杀范子仪函首来献,外患平息。严嵩抑其功不报,仅赏银五十两。

    是年,琼州指山黎民那燕,唆使感恩、昌化诸黎共反,欧阳必进檄俞大猷讨之,朝议以俞大猷任崖州参将,会同广西副将沈希仪诸路军围剿。俞大猷对欧阳必进言:“黎亦人也,率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欧阳必进采纳其议,俞大猷遂单骑入峒寨,与黎民约法,招降3700余人,海南遂定。

 

4.1 浙东抗倭

    元末起至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活动十分猖撅。倭寇源自日本南朝。十四纪末叶,日本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统一了日本。南朝一批失败后的武士流亡海岛。他们勾结一批商人和破产农民,流窜到中国沿海,名义上是做生意,实则走私和掳掠,无恶不作。至明中后期,倭祸严重,江浙首当其冲,受害最烈。倭寇与东南大陆当地不法分子相勾结,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消灭倭寇,明朝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开始委派官吏,加强海防,展开抗倭斗争。

    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大肆侵扰浙东沿海。由兵部推荐,诏移出身贫寒、靠战功擢升为广东都指挥佥俞大猷浙东抗倭事的俞大猷从广东带兵到浙东、苏南平倭,受命为宁(波)台(州)参将。

    当时,倭寇已破宁波昌国卫、绍兴临山卫,转掠松阳,不到一个月,竟连袭浙东大部分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无所不为,根本没有把明军放在眼里。俞大猷到任后,立即派出小分队进行侦察,发现倭寇的流动性非常大,今天在此地,明天又在彼地,其主要接应的方式是战舰随行,每到一处就下舰登陆,抢掠后乘舰而遁。浙东地区地势复杂,水路又多,自然给明军的追剿带来了很多麻烦。在分析敌情后,作为一个智谋出众的军事将领,俞大猷认为明军主要的战术不应该是尾随追击,那样只能在倭寇背后打转转,总也追不上。最好的办法是清理河道上的敌舰,令敌回救,然后以重兵逐之下海,边逐边击,并事先在沿海布下舟师,形成包围之势。有人表示反对,说如断倭退路,必定会使倭寇全力内袭,攻入腹地,为患甚重。俞大猷据理力争。他说:倭寇毕竟是入侵之敌,他们之所以敢来犯我疆土,乃仗着舟舰可载其逃,一入海就无法追赶,所以他们从来都只在沿海骚扰,如果他们深入内地,和海上失去联系,就如丧家之犬,必被我大军全剿。因此,只要灭其战舰,其必返救,一救则正入我彀中,正应兵法攻其必救,如何不胜?俞大猷的方略受到了上司的支持。他被授权调集福建沿海的明军舟师,以福建制造的楼船分布沿海岛屿,伺机率领精锐部队沿河道突袭倭寇战舰。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俞大猷率闽中楼船突击普陀山的倭寇新巢。时徽州人王直勾结倭寇进犯俞大猷纪念馆镇海关,遭到明朝守军的反击,退据金塘岛,集聚于沥港。由于金塘岛形势险要,官兵一时难以攻克。次年三月,浙闽提督王抒缜密地侦察金塘岛地形后,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遣参将俞大猷从沥港正面进攻,参将汤克宽从西堠门堵住倭寇退路,采用两面夹攻的战术,配合戚继光、邓城等将领,以福建楼船战于宁波、绍兴、松阳诸郡,焚舟数十艘,斩俘敌千余人,一显楼船的威力。这场战斗也是舟山抗倭历史上首次大捷,影响深远。为此,俞大猷把沥港改称为“平倭港”。当地百姓为了褒扬俞大猷抗倭的业绩,又在沥港建立了“平倭碑”,以供后人瞻仰。(该碑现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直等余贼逃遁,俞大猷竟遭停俸。

果然,窜入陆上抢掠的倭寇,不得不回军营救战舰,并拼死突围与海上战舰会合。明军按照俞大猷的布置,陆地的张经军队举帆出海追击,与埋伏在海中的俞大猷舟师,在松江一带形成前后夹击的合围圈,聚歼逃窜之倭寇,取得了抗倭史第一次大规模的胜利,俞大猷才予俸如故。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据宁波普陀,俞大猷率将主攻之,寇突出,杀武举火斌等三百人。俞大猷坐戴罪剿贼,不久败贼于吴淞所。诏除俞大猷前罪,代汤克宽为苏松副总兵,击贼于平望,再战于六金坝,皆大捷,斩首三千级。寇犯金山,俞大猷所率将卒不及三百人,征集诸路兵未至,战失利。倭寇2万屯松江柘林,闽浙总督张经促战,俞大猷坚持不可。待永顺、保靖兵至,乃从张经大破贼于王江径,取得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胜利。功为严嵩义子、工部尚书赵文华、浙江巡抚胡宗宪攘为己有,张经反被加“养寇失机”罪名,入狱后被害。俞大猷也受降职处分,“以金山失律加罪之,谪充为事官”。

    嘉靖三十四年(1555),新倭犯苏州陆泾坝,直抵娄门,败南京都督周于德兵。俞大猷在旧职被革除的情况下,以国事为重,以戴罪之身,披肝沥胆,偕副使任环,大败贼于陆泾坝,焚贼舟三十余艘,又拦击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沉其舟七艘。继又破贼于吴江莺脰湖,贼走嘉兴三板沙,掠民舟将遁,俞大猷追击于马迹山,生擒倭寇首领金泾和许浦,白茆港之贼俱逃出海,俞大猷再追击于茶山,焚5舟,击坏及覆没者无数;俞大猷及佥事董邦政分路追击,再获9舟。一月之间,将浙东陆上倭寇打得东逃西窜,令倭寇闻知俞大猷的名字就心惊胆寒。

    余贼三百余,登崖走据华亭陶宅镇,屡败赵文华等大军。贼寇在柘林纠集40余艘船,情势危急,而巡辅曹邦辅劾俞大猷纵贼,帝怒,夺其世荫,责令立功自赎。无何,俞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贼,焚巨舰8艘,斩获无数。

    初以倭患急,朝廷特命都督刘远为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郡,数月间无所作为。廷臣争言俞大猷俞大猷公园军事干才,遂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罢刘远,以俞大猷代浙江总兵官。俞大猷在西庵、沈庄、清水洼、黄浦等战役连获大胜,诏还世荫,加都督佥事。继败盘据舟山之贼。

    浙东平倭之战,应该说是俞大猷战斗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他“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充分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抓住其致命要害的劣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攻其必救”、 “围而歼之”,展示了其出色的指挥才干和杰出的谋略智慧。

    第一,先摸敌情后定计策。他走马上任后,不是急匆匆与倭寇交战,而是设法摸清倭寇的活动规律,了解倭寇的长处与短处,找到敌人的弱点后,再定下“攻其要害”的破敌之策。倭寇的优势是海上泊有的战舰,机动能力强,能迅速帮其从海上逃窜。但是战舰是其优势也是其弱点,没有了战舰,倭寇就无法迅速从海上逃遁。所以,俞大猷制定出先打敌舰、 “剿敌灭巢”的策略,攻打敌舰就如同攻打敌人的巢穴,正是击中了倭寇的弱点,迫使倭寇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第二,海上设伏断敌退路。倭寇的唯一退路,就是从海上逃走。所以倭寇在登陆侵袭时,除了停泊在海边的战舰外,常常在海中留有接应的战舰。这样可以进则袭四面八方,退则入无垠大海。俞大猷考虑到如要大力杀伤倭寇,必须在敌舰背后埋伏一支舟师,在敌寇逃窜时,截住逃敌,与陆上追击逃寇的明军形成合围之势,两面夹击倭寇,当然能重创倭寇。

4.2 再战大同

  嘉靖三十六年(1557),加署俞大猷浙江都督同知。

    俞大猷的顶头上司、由巡抚而总督胡宗宪欲图倭寇首领王直,用卢镗言,将与通市,俞大猷力争不可。胡宗宪将王直的母亲和妻儿弄到杭州,企图劝王投降,王原则上同意,但要求胡派一人来岛作人质。王来见胡,结果被巡按御史王本固逮捕下狱,岛上王的养子毛海峰闻听消息,遂把胡派的人质“支解”,并率列党五百人占领了岑港。俞大猷本来就反对这个作战方案,但事到如此,不得不跟戚继光等人去奉命攻打,直到第二年七月仍攻打不下,将士多死伤,而新倭复入沈家门。

    嘉靖三十八年(1559),贼泛海流劫闽广,占领福建泉州浯屿,御史李瑚一再上奏弹劾胡宗宪纵贼,胡怀疑是俞大猷为其同乡李瑚提供了军情内幕,故奏上一本,委罪俞大猷,说岑港之败,完全是由于俞大猷的作战不力。帝怒,逮俞大猷系诏狱,再夺世荫。锦衣卫陆炳知俞大猷冤,为通关节,送钱于严世蕃,大学士徐阶亦为之担保,才被释放到大同戴“罪”立功。

    嘉靖三十九年(1560),俞大猷至大同。时任川湖滇三省总督、兵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的泉州晋江潘湖人黄光升重其才,经保举授其方略。俞大猷审度地势,匠心独创,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万骑于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文进将袭板升,与俞大猷谋,果获大胜。诏还世荫。

4.3 兴化大捷

    倭寇在苏、浙惨败后,便南窜闽、粤,倭患重心移到福建,“北自福宁,南及漳、泉,沿海千里,尽为贼窟”。

    嘉靖四十年(1561),俞大猷奉命南征。俞大猷回到南方,因平定王直的战功,被除罪录用,任湖南辰州镇军参将(今沅陵县),接连削平云溪等3郡6县叛乱。同年七月,诏移南赣,合闽、广兵,镇压广东饶平张琏暴动,计擒张琏和萧雪峰,斩首1200余级,散其余党2万。擢副总兵,协守南赣、汀、漳、惠、潮诸郡。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月,倭寇侦知戚继光在福建平倭胜利后回师浙江,又凑集兵力1万多人,卷学生祭扫俞大猷陵园土重犯福建,纠合自广东南澳北犯的倭寇,连破邵武、罗源、政和、寿宁、宁德、连江、松溪、大田、古田等地后,乘胜直捣兴化(今莆田)府城,将府城团团围住。时总兵刘显仅率700名疲弱士兵赶来。刘显知道敌人气焰嚣张,断不是对手,因此便在离城30里外隔江驻扎。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攻陷兴化府城,掳掠三千居民,百姓惨遭倭寇屠杀凌辱。倭寇攻陷兴化后又抢掠船只攻占了要冲平海卫(莆田东90里处,洪武年间为御倭建立),敌势猖狂前所罕有。

    福建巡抚游震得上奏朝廷。兴化城的陷落惊动了朝廷,因为这是自倭患以来被攻陷的第一个府城。嘉靖皇帝罢免了福建总兵游震得,起用谭纶任闽浙总督,从赣南调回俞大猷提升为福建总兵官,浙东调回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官,急速回闽,配合福建都督刘显,三人均受谭纶指挥节制,会同剿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一日,俞大猷迅速自赣南驰至兴化的平海卫,驻军秀山,与驻明山的刘显互为犄角;刘显驻扎明山,距倭营三四里;而戚继光招募的义乌军尚在浙东。时敌我兵力已相当,倭寇猖獗,屡来挑战,诸将愤愤难平,纷纷要求应战,但俞大猷却按兵不动,主张星布兵营,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的围而不攻的战术。诸将以为俞大猷也有畏敌之心,俞大猷认为灭倭的时机并未成熟,他呈给福建巡抚谭纶的《兴化灭倭议》:“今贼有二三千,从贼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斗。官兵之数仅与相当,约日列阵以合战,胜负之形相半。若迫城而攻之,彼实我虚,彼饱我饥,彼逸我劳,万一被其挫创,东南大势去矣!”俞大猷认为倭寇突袭攻陷兴化,对我方来说,是“遇异常之变,必设异常之谋,方可成异常之功”。

    首先,倭寇连拔数县,气焰嚣炽,此时不宜与战;我军从江西长驱、日夜兼程至此,军士疲乏,当休整数日;俞大猷根据敌我双方实情,采用“敌以战为守,我以守为攻”的正确的作战策略,“画地凿沟,东西通海,列栅其上”,围困倭寇。其次,根据倭寇是日本武士、浪人和海盗结合的队伍,提出我军招收熟悉地形的当地兵马,以利于进攻。发动长期受倭寇蹂躏,有血海深仇,勇于效命沙场的闽中南人民为民兵。再次,尊重与配合刘、戚抗倭将领和地方官吏。如今倭寇屡次前来挑战就为速战,敌人无论战胜战败都可逃离,因我方未有力量围歼之;戚继光大军即将赶来,时我强敌弱,全歼倭贼有望。“不论在南在北,但得相资相助,必有大建立”。巡抚谭纶以为俞大猷的分析很有道理。 但当时朝廷诸当事人责战急切,海上又有倭寇挑战,俞大猷巍然不动,忍辱负重,从容不迫地进行部署。

    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继光军队到达平海卫。四月二十一日深夜四鼓,根据战斗部署,分三路全面出击:戚继光担任中军主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侧攻,悄悄向敌营迫进,会攻倭寇于平海卫。战局的发展,完全按照俞大猷的战略意图进行,经过5个小时战斗,倭寇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抱头鼠窜,纷纷落进俞大猷预设的壕坑之中。这一仗,歼敌两千两百多人,取得兴化平倭大捷,收复平海卫和兴化府城,解救3000名被虏的百姓。

    兴化平倭是福建抗倭斗争的最大胜利,俞大猷在战前力排众议,做了周密的部署与大量的准备工作,其功劳并不下戚继光。论功行赏时,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听信谗言,奖赏不公,谭纶晋升右副都御史,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惟俞氏“赉币银四十两”而已。有人为他抱不平,但俞大猷却淡然处之。

    兴化大捷班师后,俞大猷偕友人游清源山,在水流坑清源古道石旁刻下《俞大猷兴化平倭崖记》:

    “明嘉靖癸亥岁季春,钦差镇守福建、南赣、惠潮兼郴桂、南韶地方都督俞大猷,提兵往兴化剿陷城倭寇。岁次竣事班师,偕友人游诸洞。”

    俞大猷这方崖记,对自己立大功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字不提,对兴化平倭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的因素也只字不提,仅提到“竣事班师”而已,足见俞大猷不计得失,惟以平倭为重的襟怀。


5. 晚年

 

  嘉靖四十二年(1563),俞大猷徙镇南赣。

    嘉靖四十三年(1564),俞大猷改镇广东潮州。倭寇2万与大盗吴平部众互为犄角,而侗民蓝松三、伍端、叶丹楼等武装日掠潮、惠,福建又有程绍禄作乱延平,梁道辉侵扰汀州,俞大猷逐一平复。吴平降而复叛,掠民舟出海远遁,闽广巡按御史交章论劾,俞大猷坐夺职。李亚元倡乱河源、翁源,总督吴桂芳留俞大猷讨之,俞大猷行反间计,携其党亲捣其巢,生擒李亚元,夺还被掳男女八万余人。乃还俞大猷职,任广西总兵官,授平蛮将军印。继平王世桥叛乱,进署都督同知。

    隆庆二年(1568),海贼曾一本犯广州,寻犯福建,俞大猷合郭成、李锡军擒灭之,录功,进右都督,还镇广西。在广西任上,俞大猷捐俸重建家乡濠市桥

    隆庆五年(1571),俞大猷擒杀广西古田僮(壮族)杀人越货的巨盗黄朝猛、韦银豹等人,朝廷进俞大猷世袭指挥佥事。

    隆庆六年(1572),巡按李良臣参劾俞大猷奸贪,虽兵部力持公论,仍诏还籍候调。事平,起为南京中军右府佥事,未任,以都督佥事为福建总兵官。

    万历元年(1573)秋,俞大猷已七十高龄,因计议进攻澎湖倭寇失利,又被夺职。复以署都督佥事起右府佥书,领车营训练。至是,三疏乞归。

    万历八年(1580)卒于家中,年七十八,直至死前还在领兵训练。赐祭葬,赠左都督,谥武襄。墓在晋江县磁灶镇苏垵村,明刑部尚书潘湖人黄光升为铭其墓(墓志铭上半部珍藏于晋江博物馆)。广东的崖州、饶平,福建的武平、金门,浙江的宁波等地都建祠祀奉。

 
6. 军事论著
    著有《兵法发微》、《剑经》、《洗海近事》、《镇闽议稿》、《广西选锋兵操法》等,编辑其师赵本学《韬铃内外篇》等为《续武经总要》。俞大猷的著作,连同其它诗文杂著,其记室李杜汇编为《正气堂集》十六卷,并撰《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

7. 后世纪念

 
俞大猷墓在晋江市磁灶镇苏垵村北。坐南朝北,砖构,外包三合土。白石墓碑阴刻楷书“皇明都督虚江俞公墓”。墓两侧尚存石将军1对。原有石马、石虎、石羊等均被毁。1986年,发现墓志铭1方,志额篆书:“皇明光禄大夫后军都督府同知赠左都督俞公暨夫人慈肃陈氏墓志铭”,由晋江市博物馆收藏。199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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