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李学勤:疑古思潮为考古学开了路

2014年11月12日 作者：国学新知

当我们现在来总结、回顾20世纪的疑古思潮的时候，对于现今的考古研究来说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首先应该强调，要充分估计疑古思潮所起的进步的、正面的作用，估价它的重要贡献。我出了本书，叫《走出疑古时代》，但并没有意思要抹杀疑古思潮的进步，我在文章里首先就是肯定疑古思潮的进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20世纪，实际上在19世纪末，开始出现一种怀疑和批评中国传统的古史观的情况，这完全是进步的。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冲决网罗、打倒偶像，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

当然也有学者们指出，说这个疑古思潮是不是顾（颉刚）先生受外国的影响？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仔细地读过顾先生的日记，可以说顾先生并非是这样的。顾先生日常不太看国外书，他主要是继承了宋清以来的辨伪思潮，与当时新的思想相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新的想法。

我们的古史辨派曾受到日本的白鸟库吉、法国的马伯乐的影响。是不是这样的呢？当然，他们之间是有共同点的，特别像白鸟库吉，他的著名的说法就是“尧舜禹抹杀论”，这就很像顾先生他们的一些论点了。我认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史学史上来看，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白鸟库吉后来的一些东西，我们是很不敢苟同的，后来他讲满蒙，为当时的日本政治起了相当的服务作用，不管主观上怎么讲，它是起到了作用。可是，“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思想史、学术史上来看，应该说还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那时日本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白鸟库吉的观点提出后，就在当时引起一场争论。站在他的对立面和他争论的，是日本当时最有权威的汉学家，即以林泰辅为代表的那些人。大家知道林泰辅的文集叫做《支那古代之研究》。林泰辅这一家日本发音是特别的，它是念“はやし”，“はやし”这个“林”在日本是研究中国《诗》、《书》的一个世家。林已奈夫也属一家，但他比较远一点，不好说他是不是和林泰辅有直接关系。可是林泰辅是直接的，他们这一派在日本是极有根基的。所以在我看起来，就和我们中国的情况一样，一派是从当时的思想史来看，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一派是对于考证历史史实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看林泰辅的那些书，看他和王国维的讨论，都可以了解一些。

直到今天，疑古思潮对我们整个学术界还具有特别影响。而且我特别要说，不但在今天国内的学术界还有相当的影响，对于海外、国际上的汉学界影响更大。一些外国人，如果你跟他们谈起疑古思潮的论点，他们一定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要是相反呢，他们一定大不高兴，而且最后就提出来了:“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想做文献研究了？”“你们是不是不做text criticism（文献批判）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疑古思潮的产生和欧洲的“text criticism”的产生是类似的。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学术界对过去的传统观点进行了批判，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从而出现了一个学科，叫“text criticism”，“criticism”就是批判，我们因为“文革”批判多了，所以今天听起来太刺耳。“text criticism”就是文献批判，影响实在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些方面，不可不考虑国际学术背景。

冯友兰先生在《古史辨》第六册序言里面，提出的那个三段论说法，叫做“信古、疑古、释古”。冯先生是我的老师，他提的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可是现在大家对信古、疑古、释古的解释，跟冯先生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建议我们还是读读原文。

就此而言，这个“古史辨”、“古史辨派”的说法，就有点不太合适。顾先生本人就不赞成说“古史辨派”。为什么呢？因为《古史辨》是一个讨论集，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派的集子，而是有多种观点的。而且顾先生本人，是不愿意跟人家说是古史辨派的，正如刚才说的《古史辨》是多种观点组成的。

顾先生胸怀极其宽广，特别能够包容，只要有反对他的文章，他都会推荐发表。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是反对康有为一直包括到崔觯甫崔适和顾先生这一派最激烈的。这个稿子送到北京来，当时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便将这个稿子拿到《燕京大学学报》上发表。钱宾四先生之所以能够到北京来当教授，就是因为这个，完全是顾先生的推荐。顾先生的这种气度、海量，我认为是今人不可及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在古史辨派最盛行的时候，王国维先生就有批评。这一点因为过去大家不太清楚，不太清楚的原因，就是由于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个讲义《古史新证》流传太少了，虽然有过赵斐云、赵万里先生影印的一个本子，玻璃版的，可是当时一共印了100本，除了极个别人，没有人看过。现在清华大学已经把这本书重新出版了，人们可以看到他对古史辨的批评，我们也可以印证他的几位学生是怎么转述他对古史辨的批评。

这里已经谈了《古史辨》与《古史新证》，我想还有一个应该提的口号，就是“古史重建”，这是现代考古学最早的奠基人李济先生提出来的。李济先生在美国哈佛是学体质人类学的，可是他回来以后实际上做考古。他是我国第一个真正开始进行科学发掘工作的中国人，那是1926年，在夏县西阴村。我们现在从材料看，他和王国维先生是有合作的。他刚从西阴村发掘出的材料，王国维先生就来看了，然后他们进行了很多讨论。对之，他的弟子，还有当时的材料记载，都非常明确。李济先生，在几年以后这段时间里面，也就是他刚到中央研究院来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们要“重建古史”。

他写了好几篇文章，一直到50年代，他还写了文章，1954年发表了《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他所谓“重建古史”，在今天看来，他的思想就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所以最后，在他的倡议之下，台湾出了一套《中国上古史》，有四大本。《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卷就是李济先生主编的。

关于古史重建，其基本思想就是用考古学来重建历史。这个思想正好是由于疑古思潮的结果，因为疑古思潮对于那些文献的东西已经否定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主要可依据的就是考古学。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和古史辨派、《古史新证》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就想起夏鼐先生在文章里写的一句话，他说疑古这一派，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了路。因为大家以前不觉得考古重要，因为中国的古器太多了，中国的古史文献是现成的，要你们考古干什么？所以是疑古思潮为考古学开了路。

2014.11.12

 

转载自：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