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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 圣 敏 内容提要：西瓯和骆越到底两支不同的越人，还是同一支越人？这个历史悬案长期得不到解决。本文认为，从不同时期来看，两种看法其实并不矛盾。瓯与骆在先秦是两支不同的越人，但后来为了抵抗秦军，两支越人结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一直到汉武帝平南越后才不复存在，又分解为瓯、骆两支越人。所以，在历史文献中，指先秦和汉武帝以后的瓯、骆越人，是分开单提的：而指汉武帝之前的秦汉时期的瓯骆，则是作为同一支越人看待。瓯骆联盟先后有两个活动中心，先是在今武鸣马头，后迁越南河内附近。 关键词：西瓯 骆越 联盟 商周墓群 古都 古螺城
西瓯、骆越是我国南方百越族群中的重要成员，与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有着渊源关 系。但是，在秦汉时期的史籍中，有时单称瓯或西瓯，有时单称骆或骆越，有时又连称瓯骆，致使后人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西瓯和骆越是同族异称；有人则认为，西瓯和骆越是不同的两支越人。这两种意见在历史上长期并存，令人莫衷一是。鄙人思之久矣，如能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许可以破此历史悬案。今试陈愚见，尚望高人有教焉。
一、溯源：西汉以前文献中的瓯与骆 “瓯”，或作“呕”、“欧”、“沤”，“瓯越”。这些名称很早就见于先秦文献中，如《山海经·海内东经》说“瓯居海中。”《逸周书·王会解》说：“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且瓯文蜃。”“越沤，剪发文身。”《战国策·赵策》说：“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这些，指的都是闽浙的瓯人。他们的活动以瓯江流域为中心，但不知是瓯人因瓯江而得名，还是瓯江因瓯人而得名。 今广西境内也有瓯人。《逸周书·王会解》说：“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其中的“瓯邓桂国”，有人主张把瓯、邓断开，认为是瓯国、邓国、桂国，因三者并列，故将前二者的“国”字省略了；也有人认为，“瓯邓”不应该断开，因为几个并列的名称都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但无论是“瓯、邓”还是“瓯邓”，都应是指今广西境内的瓯人。
《淮南子·人间训》云：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寨，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其中的“西呕”，也就是西瓯。之所以称为“西瓯”，大约有如颜师古所说“言西者以别东瓯也”。 “瓯”为何意，古人无解。近人刘师培《古代南方建国考》认为：“瓯以区声。区，为崎岖藏匿之所。从区之字，均有曲义，故凡山林险阻之地，均谓之瓯。南方多林木，故古人谓之区，因名其人为瓯人。” 这虽然不无道理，但也仅是一家之说，似乎未见赞同或反对的意见。 骆，或称“雒”。这个名称在先秦古籍中似乎没有见到，但在《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路人大竹。”朱佑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很多学者都赞成这个意见。还有人认为，《越绝书》、《吴越春秋》中的“莱”也是“骆”。但即使这些意见都正确，也不是“骆”的本字。 真正提到“骆”而且没有争议的最早古籍，大约是《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晋人戴凯之《竹谱》引作“骆越”，不知他是另有别本所据，还是他按自己的意见改。其实，无论“越骆”还是“骆越”，意思都一样，只是词序不同而已。这个词序的不同，可能与越语、汉语的词序正好相反有关，也就是说，“越骆”可能是直接记录的越语，而“骆越”则是经过翻译的汉语。 《史记》似乎没有单独提到过“骆”，提到“骆”时都是与“瓯”相连接成“瓯骆”（至于是“瓯、骆”还是“瓯骆”，且待下面再论）。有人认为，在《史记·东越列传》的开头就提到闽越王、东海王均“姓骆”，但查中华书局标点本是这样说的：“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騶氏。”刘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騶，一作‘骆’。”唐司马贞《索隐》云：“徐广云一作‘骆’，是上云‘瓯骆’，不姓騶。”即使东越有姓骆的，所指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族称。 自东汉往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的史书，才较多单独提到“骆”或“骆越”，如《汉书·贾捐之传》云：“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后汉书· 马援传》：“援??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还，上之。”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在交州一带设置郡县始自秦始皇，既然在未设置郡县之前即有“雒王”、“雒候”，则“雒”（骆）的称谓应在先秦时期已有。又据《史记·南越列传》司马贞《索隐》注曰：“《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寻此骆即瓯骆也。”《交州外域记》和《广州记》约为魏晋时期的著述，应是魏晋人对先秦骆越的追记。 “骆”的来历，除了上引《交州外域记》、《广州记》所说的与“潮水上下”有关之外，今人有的认为与“山麓”或“麓田”有关。《史记》“正义”有云“南方之人，多处山陆”，其中的“山陆”，就是“山麓”的意思。也有人认为“骆”与鸟图腾或鸟崇拜有关，因为“骆”[lo:k]在壮语中就是“鸟”的意思。至于孰是孰非，目前还无从确定。 二、 悬案：历史上两种相左而长期并存的意见 对于西瓯与骆越的关系，在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二者为同一支越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以下简称“同支说”；另一种意见认为二者是不同的两支越人，以下简称“异支说”。 “同支说”最早见于南朝梁人顾野王（519-581年）的《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见《史记·赵世家》“索隐”引。）“交趾”，历史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交趾”，泛指岭南地区；狭义“交趾”，仅指汉武帝平南越后设置的“交趾郡”。这里所说的“交趾”，应是广义，指的是岭南地区，而不是仅指今越南境内的“交趾”郡。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在注引《广州记》的骆人、骆田之后也说：“寻此骆即瓯骆也。”颜师古（581-645）说得更明白：“西瓯即骆越也，言西者以别东瓯也。”（见《汉书·两粤传》颜师古注。）但这种说法在唐代以后，似乎无人再提，直到现代，有些学者才又重申这种观点，如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认为，“骆越亦称瓯越或西瓯。”（商务印书馆，1939年。）原苏联学者伊茨《东亚南部民族史》也认为，“显然，我们应该同意颜师古的意见。”（见冯思刚译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原书由苏联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于1972年出版。）但总的来看，现在同意顾、颜之说的学者并不多。 认真分析起来，顾、颜的“同支说”确实存在一些疑点。按照顾野王的说法，骆越应该是“周时”也就是先秦时期的称谓，西瓯则是秦时的名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末，在先秦的文献中就应该多见“骆越”而在秦汉文献中多见“西瓯”才对。但是，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先秦文献较多提到的是“瓯”，反而很少见到“骆”。《吕氏春秋》提到的“越骆”，即使不是独例，也是是很少见到的。所以，有人又往音近的字上想，把《逸周书》说到的“路人”理解为“骆人”，认为 “路”和“骆”字形相近，读音也差别不大；古人用以表示族称的用字往往不规范，例如“瓯”又写作“呕”；所以把“骆人”写成“路人”并不奇怪。但也有人指出，在古韵中“路”和“骆”属于不同的韵部，“骆”为入声字而“路”为去声字；“路”属暮部而“骆”属铎部。古人用字虽然不很规范，往往互相通假借代，但用于借代的字应是属于同一个韵部或可互通的韵部的，不同韵部或韵部不可通的字是不能用于借代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例如“西呕”、“西瓯”、“西于”，“呕”分属虞部、候部，均为平声；“瓯”分属候部平声、厚部去声；“于”亦为虞部平声，所以“西呕”可以写成“西瓯”，也可以写成“西于”，因为它们的韵部都相同或可相通。由于“路”和“骆”的韵部不同也不可相通，因而把“路人”看成“骆人”不一定可靠，也就是说“路人”可能另有所指，不一定就是“骆人”。 但是，即使“骆”的名称在先秦的文献中确实很少见到，也不足以说明顾野王的说法错了。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没有或者很少提到“骆”或“骆越”，可能与中原文人对“骆”的了解程度有关。也就是说，先秦时人们对“骆”的了解还较少，因而很少有载及之文；而自秦汉用兵岭南以后，人们对“骆”或“骆越”的了解才逐渐多了，故而才较多追述及先秦的“骆”，有如前面所引《交州外域记》和《广州记》之言。根据这种情况推断，先秦应该已有“骆”或“骆越”的名称存在，所以顾野王所说的“周时为骆越”并非妄言。 “异支说”大约始于晋时。晋人郭璞在扬雄《方言》卷一“西瓯”句下注曰：“西瓯，骆越之别种也。音呕。” 这里认为西瓯是从骆越分出来的“别种”，已有将西瓯、骆越视为二支之意。唐人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志·岭南道五》云：贵州（今贵港），“本西瓯、骆越之地”；贵州郁平县，“古西瓯、骆越所居”；党州，“古西瓯所居”；潘州茂名县，“古西瓯、骆越所居”；邕州宣化县，“古骆越地也”。杜佑（735-812）《通典·州郡十四》有“贵州，古西瓯、骆越之地”，但其余各州郡均未见此类说明。五代时后晋人刘昫在《旧唐书·地理志》中，也分别在党州（今玉林市境）、宣化（今南宁、邕宁境）、郁平（今玉林市境）下注云：“古西瓯所居”，“古骆越地也”，“古西瓯、骆越所居”。其它还有许多地方也是如此加注。这种说明，表明李吉甫、刘昫等人已经将西瓯、骆越视为不同的两支越人，因而分别标出他们的不同居地或他们的共居之地。后代学者大多沿袭了这种说法，明确指出“西瓯与骆，本为越之二支”。（见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只是各人在划定西瓯和骆越的居地范围时，又大相径庭。 仔细推敲，“异支说”也存在若干疑点。 首先，关于西瓯、骆越的居地问题。上述各书所言，虽然标出某地为西瓯、骆越居地或二者共居之地，但都没有说明有何根据，只能看出一些倾向性观念。罗香林曾指出，综观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该书“所单言与混言，亦似有相当界说，盖西瓯与骆越，似以今日柳江西岸区域为界，柳江东南则称西瓯，柳江西岸区域以西，则称骆越，而此西岸区域之接连地带则称西瓯骆越。”他这个概括大体符合李吉甫所标示，但他自己却认为，西瓯“其居地似在今柳江以东，湖南衡阳西南，下至今苍梧、封川，北达今黔桂界上”；而骆越居地“殆东自广西南宁西南，下及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以达安南东北部、中部。”（罗香林：《古代 百越分布考》）类似的看法，还有“（西呕君）译吁宋旧址湘漓而南，故西越地也；牂牁西下邕、容、绥、建，故骆越地也。”（〔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自序》）这些看法所划定的骆越居地还可以接受，但所划西瓯居地则与实际相去甚远。 包括罗香林在内的一些人将西瓯居地划在桂江和西江流域，未见说明根据，有可能是根据前引的《淮南子·人间训》：“（秦皇）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这里所说的“渠”，无疑是指位于今广西兴安县的灵渠；而通过灵渠，唯有沿漓江、桂江南下而抵苍梧，再下可抵番禺。由于《淮南子》在说到凿灵渠通粮道之后，紧接着就说“与越人战”，并击杀了西呕君译吁宋，所以许多人都以为西呕居地就在距离灵渠以南不远的地方，于是就把西瓯居地划在桂江和西江流域。但是，桂江和西江流域在秦军到来之前应当属于苍梧古国。苍梧古国的建立很早，在舜的时候就有了。据《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逸周书·王会解》在说及伊尹为商王朝制定东南西北四方属国需要进贡的物品诏令时，规定“仓吾翡翠”，即苍梧国要进贡翡翠鸟羽。（别误会为玉石类的“翡翠”。）据《战国策·楚策》，“楚南有洞庭、苍梧。”在战国时，吴起担任楚国的丞相，他曾经“南平蛮越”，将洞庭、苍梧归入楚国的版图。苍梧古国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被楚国吞并了，但保留了“苍梧王”的称号。这个称号一直保留到汉初南越国。据《史记·南越列传》，南越王曾封其宗族赵光为“苍梧王”；汉武帝平南越后，还设置有苍梧郡，可见苍梧族的势力和影响还在。苍梧古国的范围，大致包括九嶷山、萌渚岭南北和都庞岭东西的桂东北、粤西北以及湘东南一带。所以，将今桂江、西江流域视为西瓯人居地，有失详察。其实，《淮南子》在说到西呕君的时候，只是暗示其地在灵渠之南而已，并没有说明在灵渠之南多远。 有人认为，秦军击杀西呕君的地方应该在今越南北部，甚至认为西呕君被杀后，“越人相置桀骏以为将”的“将”，就是越南的安阳王蜀泮；而且，汉武帝平南越后在今越南北部设置有交趾郡，该郡下有“西于县”；“呕”之与“于”，古音同韵，故“西于”当即“西呕”的另一种异写，所以西呕居地应在今越南北部。由于灵渠的开凿是战略的转折点，击杀西呕君是个重大战役，所以《淮南子》才特别将这两件事记下来了，并非说二地靠得很近。这种说法将“西于”与“西呕”联系起来，这是对的，但却把先秦的瓯与与秦时的西呕混为一谈了，所以并不可取。这点且待下面再论。 其次，《淮南子》没有提到“骆”而仅说及“西呕”；这个名称在“淮南子”之前确实未见，因而可称之为新称。《史记》中有单独提到“瓯”的，如“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人也”，（见《史记·赵世家》）但却没有单独提到过“骆”；在说到“骆”时，都是与“瓯”同时出现，并且都是位于瓯之后。这是为什么呢？颇耐人寻味。 有人认为，这正好印证了顾野王“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的说法：因为骆越是“周时”（西周、春秋、战国）的旧称，西瓯则是“秦时”的新称（现称）；既有现称，就不再单提旧称，而提到新称时，为明确起见，有时又缀以旧称。这大约就是《淮南子》单提“西呕”而《史记》连称“瓯骆”的缘故。 但是，许多人认为，“瓯骆”并非连称，而是并称，应为“瓯、骆”。由于古代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对《史记》中瓯骆同时出现的问题，就有不同的解读。二者的根据都是《史记》，只是解读不同而已。这样，“瓯、骆”与“瓯骆”之争，就成为难解的历史悬案。 在标点本《史记·南越列传》中，有云“（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认为，这句话“不言瓯骆单言西瓯，知西瓯与骆本非联结名词，则所谓‘闽越西瓯骆’实指三地，而非二也。”今《史记》标点本大约亦持此见，因而在断句时将闽越、西瓯、骆三者断开。其实，仔细分析即可知道，“闽越”为一地，此无疑问；而“西瓯骆”则并非二地。且看《史记·南越列传》中赵佗上呈汉文帝的“谢罪书”：“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此中的“其西”，是与上文“其东” 对举而言；“裸”则是形容词，唐人司马贞释其义为“露形也”，与《史记·赵世家》所云“禹袒裸国”的“裸”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其西瓯骆裸国”一语所说，实际上只是“瓯骆国”而已。对照前面的“闽越西瓯骆”，实际上是说闽越和瓯骆二地。但蒙文通在其遗著《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认为，“其西瓯骆裸国”一语，应是西瓯、骆和裸三个“国家”，比别人还多了一个“裸国”，这就有些牵强了。 也有人认为，即使上文“其西”是与“其东”对举而言，“裸”是形容词，也应该是“瓯、骆”二国而不是“瓯骆”一国。他们还将《史记·南越列传》篇末太史公评述中的“瓯骆相攻，南越动摇”一语，理解为瓯与骆互相攻击，并以此作为瓯、骆为两支越人的根据。如果单从“瓯骆相攻”一语来看，这样的理解也许不错；但此语之后紧接着就说“南越动摇”，这就令人费解了：如果是瓯与骆互相攻击，南越就成了第三者，应该坐收渔利才对，怎么会使“南越动摇”呢？那岂不成了“蛤蚌相争，渔翁失利”？毫无道理。所以，攻击的双方，一方应为“瓯骆”，另一方应为“南越”；南越受到瓯骆的攻击，才被动摇了，这样在逻辑上才解释得通。 还有人认为，即使是瓯骆作为一方与南越“相攻”，也可能是瓯与骆联合起来去攻击南越。如果是这样的话，瓯、骆就是并称的两支越人了。再看《汉书·两粤传》引述赵佗的“谢罪书”：“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南面称王。”将这段话与前引《史记》两相对照，可知《史记》的“西瓯骆”，到《汉书》却变成了“西瓯”，省略了“骆”字。如果瓯与骆是并列而不同的两支越族，那么，治学严谨的班固是决不会作这样的省略的。所以，由班固的省略来看，可知西瓯与骆越所指相同。班固之所以省略了“骆”字，也可能与前面说到的新旧名称的交替使用有关。在司马迁时，怕人们对“西瓯”的新称还不熟悉而引起误会，所以缀以旧称“骆”；而到后来的班固时，人们对现称已经习用，没有必要再缀以旧称了，所以就省略了“骆”字。对惜墨如金的班固来说，这样的解释也许更为适当。这也正好印证了唐人颜师古“西瓯即骆越也”的说法。 另外，《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在“下酈侯”下云：黄同“以故瓯骆左将斩西于王功侯。”《汉书·景武宣昭元成功臣表》亦在“下鄜侯左将黄同”下云“以故瓯骆左将斩西于王功侯，七百户。”这是表明瓯骆为联结名词的最有力的证据。将《史记》《汉书》两相对照，除了“下酈”、“下鄜”和“七百户”不同之外，其余完全相同。这段话说明，在汉武帝平定南越时，原来的瓯骆左将黄同，因帮助汉军击杀西于王有功，被封为下酈（或鄜）侯，食邑七百户。这里请注意，黄同是“瓯骆左将”！如果瓯与骆是不同的两支越族，黄同就只能是“西瓯左将”或者“骆越左将”，怎么可能同时为两支越族的“左将”呢？由此看来，“瓯骆”显然是一个联结名词，把它断开是不对的。但蒙文通认为，“此‘故瓯骆左将黄同’，犹如‘越桂林监居翁’，皆南越之命官。‘故’，盖指赵佗南越，‘瓯骆左将’，则官号也；‘黄同’，其姓名也。‘瓯骆左将’犹汉之‘胡骑都尉’、‘越骑都尉’，为主胡、越骑之职官；瓯骆左将则南越所置以主瓯、骆军众之职官也。是此‘瓯骆左将’不得释为‘瓯骆国’之‘左将’也。” （见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最后一句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汉朝中央只设“胡骑都尉”和“越骑都尉”，却没有设“胡越骑都尉”呢？显然是因为胡、越不在一个地方，也不同一个民族。既然蒙先生认为瓯、骆是不同的两支越人，也分处于不同地方，那为什么却将二地二族合为“瓯骆左将”呢？所以，蒙先生的结论并没有说服力。 看来，如果单是从文字上来争论，是永远没有结果的，因为双方所说，都有其理。但是，事情的真相不可能是两种结果，要找出一个结果，应该另寻蹊径。 三、新见：两种岐见其实并不矛盾 对于“瓯、骆”与“瓯骆”之争，本人过去曾经力主“瓯骆”说。后来经过反复思考，觉得如果仅在文字上纠缠，问题可能永远解决不了；而如果换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疑团就有可能冰释了。从瓯骆联盟的起源、发展和消亡三个阶段来看，前述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 以往人们在分析“瓯、骆”或“瓯骆”的问题时，都忽略了一段不显要但却很重要的史事，那就是：在秦始皇用兵岭南之前，瓯、骆原来应该是各自独立的，但到秦始皇用兵岭南时，二者结成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到汉武帝平南越时才最后瓦解了。这个历史过程与瓯、骆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出现形式的情况正相吻合：在先秦时期，瓯、骆是分开单独出现的；汉武帝以前的秦汉时期，瓯骆则往往是同时出现的；汉武帝以后，瓯、骆又往往单独出现了。这种吻合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 根据以上的历史线索来分析，正因为先秦时期瓯、骆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史籍在叙及他们的时候，理所当然就把二者分开单提。这是其一。 其二，瓯、骆两支越人后来结成了一个联盟。结盟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可能是为了共同抵抗秦军的需要。从《淮南子·人间训》在说及西呕君被秦军击杀之后，越人“皆入丛薄中，莫肯为秦虏”，并“相置桀骏以为将”等情况来看，应该是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联盟的情形，那时的军事联盟是常见的。虽然瓯、骆联盟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情况不很清楚，但联盟的结果却很明显，即：使秦军受到重创。《淮南子》所说的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就是生动而具体的描写。如果没有瓯、骆联盟，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力量的。 在联盟的过程中，虽然具体的细节我们不清楚，但可进行合理的推想，其趋势必然是将本来各自独立的瓯、骆，整合变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名称就叫做“瓯骆”，或者新称为“西瓯”。于是，“西呕君”、“瓯骆国”、“瓯骆左将”等名称也就自然在《淮南子》、《史记》中出现了。所以，顾野王说“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并没有错。颜师古是为《汉书·两粤传》作的注，所界定的时间理应是西汉时期，所以他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时的“西瓯即骆越也”，其意思与顾野王所说是互相吻合的，也没有错。 但是，瓯骆联盟最后也抵挡不住秦军的进攻而溃散各地。桂林、南海和象郡三郡的设置，标志着秦军的胜利和岭南战事的结束。但秦王朝在统一岭南后没多久，就在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浪潮中崩溃了，赵佗乘机代理南海郡尉之职，击并了桂林、象郡，割据了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建立南越国后，赵佗为了“和辑百越”，没有取消瓯骆联盟。在南越国时期，瓯骆联盟仍然存在，所以赵佗说“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一直到汉武帝平南越时，还有“瓯骆左将”、“西于王”，这也是瓯骆联盟仍然存在的明证。 其三，瓯骆联盟从南越国建立前就已存在，一直到南越国灭亡时还有。但到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就被分化瓦解了。前引《史记》、《汉书》都说到“以故瓯骆左将斩西于王功侯”，这个“故”字说明，到汉武帝平南越后，所谓“瓯骆左将”已经成为过去，也就是说，瓯骆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当时，汉武帝虽然公开申明对岭南“以其故俗治”（见《史记·平准书》），好像很尊重岭南越人的风俗习惯，但从他在岭南设置的郡县来看，又体现了他没有公开说出来的“分而治之”的方略。他把秦始皇原来在岭南设置的象郡、南海、桂林三郡分解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加上在海南岛上设置的珠崖、儋耳二郡，总共有九郡之多。为什么要把原来的三郡分为九郡？显而易见，就是为了便于“分而治之”。将“以其故俗治”与“分而治之”联系起来看，可知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汉武帝所说的“故俗”，并非是当时（西汉前期）之俗，而是瓯骆联盟以前先秦的故俗。从汉武帝以后的情况看，秦时溃散各地的瓯骆越人，很可能恢复了瓯骆联盟以前的旧称，有的称为西瓯，有的称为骆越，他们杂居之地就称为西瓯、骆越。这也就是汉武帝以后西瓯、骆越之名又多见于史籍之中的缘故。汉武帝的作法，一方面体现他尊从越人的故俗，包括恢复先秦的名称；另一方面又达到其削弱瓯骆联盟力量的目的，便于各个击破。 汉武帝可以让越人恢复先秦的旧称，但却无法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居地。所以，西汉以后各地志所载的“西瓯所居”、“骆越居地”、“西瓯骆越所居”，都不完全是他们在先秦时期的居地，只能是秦以后甚至汉武帝以后所散居的地方。这一点是后人研究西瓯、骆越居地时应该注意的。 由上所述，历史上的“瓯、骆”与“瓯骆”之争，似乎可以结束了。 四、新探：一个新发现的古都 “瓯、骆”与“瓯骆”之争的问题可以结束了，一个新的问题冒出来了：瓯、骆和瓯骆的中心在哪里？ 1974年，武鸣县马头乡全苏村出土了商代晚期的铜卣、铜戈各一件。1985年，又在马头乡元龙坡和安等秧的岭坡上发现了两处先秦时期的古墓群。经发掘，元龙坡的墓葬有350座，安等秧的墓葬有86座，共出土了一批在广西罕见的青铜器、陶器、铁器、玉器、石器和石范等，共计1200多件。发掘报告认为，元龙坡墓群的年代，上限为西周（后修正为商代晚期），下限为春秋时期；安等秧墓群的年代较晚，为战国时期。 后来，在武鸣县陆斡乡覃内村岜马山的6个岩洞中发现了一批岩洞葬，共出土陶器17件，石器9件，石子5 8颗，玉器1件，其年代上限约为商代或西周早期，下限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两江乡三联村伏帮屯独山也发现了一处岩洞葬，出土了铜器、陶器、玉石器共15件，其年代为战国时期或稍早。 除了武鸣县马头墓群外，宾阳县武陵镇疗寨村木荣屯发现过一件西周早期的铜垒；芦圩、新宾镇下河村凉水坪发现过节齿纹铜钟各一件，该县还出土过一件铜甬钟，但具体地点不详，年代为西周中期；甘棠镇上塘村韦坡屯发现了两座战国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计有鼎、剑、矛、甬钟、斧、刮刀等。横县那旭乡那桑村妹儿山路边出土过一件浮雕饰铜钟，为西周中期之物；南乡发现铜甬钟一件，为春秋遗物。南宁市那洪乡苏盘村通蒙田埂中曾出土窃曲纹铜钟一件，也是春秋遗物。忻城县大塘中学后面的小土坡出土过乳钉纹铜钟一件，为西周中期之物。 以上几个县的考古发现，都是环绕着大明山分布。将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的结果，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就是环绕大明山的这几个县。以大明山为中心，可将这几个县分为内外两圈，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可视为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可算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 那么，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居住在马头一带的是什么人呢？按照前人的说法和清代《武缘县图经》，今武鸣河是由东江（今香江）和西江（今两江河）汇合而成，西南流入右江，古称“骆越水”；武鸣县城东北的“陆斡”〔lok wat〕镇，当地人的读音与“骆越”〔lok wat〕的古音非常接近，应是“骆越”的另一种译写。由此看来，环大明山地区为古代骆越分布区当无疑问。 从马头元龙坡、安等秧古墓群的分布情况及出土的文物来看，那里应是古代骆越人的一个活动中心。是什么性质的中心？从全苏、马头出土的铜卣、铜盘和安等秧出土的带“王”字铜矛来看，不是常人所能有，其主人应是身份高贵的上层人物，所以那里应是政治的中心；从出土的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来看，那是当时的先进技术，所以那里同时也是经济的中心；从铸造的器物多为兵器来看，那里又是军事的中心；既然是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那里必然又是文化中心。如此看来，那里应该是骆越人的一个古都了。对这个问题，有人从人口、贫富分化、武装实体和王权政治、巫在王权政治中的作用等四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马头一带已进入“方国”阶段。（见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我们退一步说，当时的骆越即使不是“方国”，起码已经是一个古国，因为方国是由古国发展而来的。这种“古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所以，部落联盟与初级国家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清楚。例如，我国传说时代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夏朝，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在人们的观念中，都把尧、舜、禹当作国王来看待，夏朝就更不必说了。同样，南方的部落虽然不同于北方，但古人也都视之为“国”。例如，《史记》《汉书》都提到“句町王”，《淮南子· 人间训》也提到“西呕（瓯）君”。所谓“王”“君”，也就是国王、国君；又如《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提到“交趾之南有越裳国”。这些都是与骆越相邻或相近，都是南方古国。我国南方由于自然条件比北方优越，因而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其社会发展的进程都比北方落后。当北方发展到商朝的时候，已是真正的国家，而南方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后期，处于国家的萌芽或早期国家的阶段。已故考古学界的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秉琦认为，古国的“背景是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达，社会已有分工。” （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这里提出了判定是否古国的三条标准，还应该加上一条：贫富分化。如以这些标准来衡量，马头一带的情况又如何呢？它具有哪些特点？这里试加综合如下： （一）地理位置优越。大明山为桂中最高峰，巍峨雄伟，壮族先民自古就尊之为神山。马头一带处于大明山南麓，水系发达，共有15条小河流，其中的二级支流分别汇合成香山河与两江河等一级支流，然后再汇合成武鸣河，再汇入右江。马头处于香江河的上游支流旁。循着这些水系，可与外界交通。在陆路方面，大明山南麓山脚下，有一条交通要道，沿着东西方向延伸，往东经思陇、宾阳，可北上中原或东下广州。这些交通条件，今人看来也许会摇头，但对于尚处在原始社会后期、自给自足的骆越人来说，已经相当不错。 另外，从军事四、新探：一个新发现的古都 “瓯、骆”与“瓯骆”之争的问题可以结束了，一个新的问题冒出来了：瓯、骆和瓯骆的中心在哪里？ 1974年，武鸣县马头乡全苏村出土了商代晚期的铜卣、铜戈各一件。1985年，又在马头乡元龙坡和安等秧的岭坡上发现了两处先秦时期的古墓群。经发掘，元龙坡的墓葬有350座，安等秧的墓葬有86座，共出土了一批在广西罕见的青铜器、陶器、铁器、玉器、石器和石范等，共计1200多件。发掘报告认为，元龙坡墓群的年代，上限为西周（后修正为商代晚期），下限为春秋时期；安等秧墓群的年代较晚，为战国时期。 后来，在武鸣县陆斡乡覃内村岜马山的6个岩洞中发现了一批岩洞葬，共出土陶器17件，石器9件，石子5 8颗，玉器1件，其年代上限约为商代或西周早期，下限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两江乡三联村伏帮屯独山也发现了一处岩洞葬，出土了铜器、陶器、玉石器共15件，其年代为战国时期或稍早。 除了武鸣县马头墓群外，宾阳县武陵镇疗寨村木荣屯发现过一件西周早期的铜垒；芦圩、新宾镇下河村凉水坪发现过节齿纹铜钟各一件，该县还出土过一件铜甬钟，但具体地点不详，年代为西周中期；甘棠镇上塘村韦坡屯发现了两座战国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计有鼎、剑、矛、甬钟、斧、刮刀等。横县那旭乡那桑村妹儿山路边出土过一件浮雕饰铜钟，为西周中期之物；南乡发现铜甬钟一件，为春秋遗物。南宁市那洪乡苏盘村通蒙田埂中曾出土窃曲纹铜钟一件，也是春秋遗物。忻城县大塘中学后面的小土坡出土过乳钉纹铜钟一件，为西周中期之物。 以上几个县的考古发现，都是环绕着大明山分布。将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的结果，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就是环绕大明山的这几个县。以大明山为中心，可将这几个县分为内外两圈，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可视为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可算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 那么，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居住在马头一带的是什么人呢？按照前人的说法和清代《武缘县图经》，今武鸣河是由东江（今香江）和西江（今两江河）汇合而成，西南流入右江，古称“骆越水”；武鸣县城东北的“陆斡”〔lok wat〕镇，当地人的读音与“骆越”〔lok wat〕的古音非常接近，应是“骆越”的另一种译写。由此看来，环大明山地区为古代骆越分布区当无疑问。 从马头元龙坡、安等秧古墓群的分布情况及出土的文物来看，那里应是古代骆越人的一个活动中心。是什么性质的中心？从全苏、马头出土的铜卣、铜盘和安等秧出土的带“王”字铜矛来看，不是常人所能有，其主人应是身份高贵的上层人物，所以那里应是政治的中心；从出土的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来看，那是当时的先进技术，所以那里同时也是经济的中心；从铸造的器物多为兵器来看，那里又是军事的中心；既然是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那里必然又是文化中心。如此看来，那里应该是骆越人的一个古都了。对这个问题，有人从人口、贫富分化、武装实体和王权政治、巫在王权政治中的作用等四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马头一带已进入“方国”阶段。（见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我们退一步说，当时的骆越即使不是“方国”，起码已经是一个古国，因为方国是由古国发展而来的。这种“古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所以，部落联盟与初级国家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清楚。例如，我国传说时代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夏朝，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在人们的观念中，都把尧、舜、禹当作国王来看待，夏朝就更不必说了。同样，南方的部落虽然不同于北方，但古人也都视之为“国”。例如，《史记》《汉书》都提到“句町王”，《淮南子· 人间训》也提到“西呕（瓯）君”。所谓“王”“君”，也就是国王、国君；又如《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提到“交趾之南有越裳国”。这些都是与骆越相邻或相近，都是南方古国。我国南方由于自然条件比北方优越，因而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其社会发展的进程都比北方落后。当北方发展到商朝的时候，已是真正的国家，而南方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后期，处于国家的萌芽或早期国家的阶段。已故考古学界的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秉琦认为，古国的“背景是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达，社会已有分工。” （见苏秉琦：《中国文明 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这里提出了判定是否古国的三条标准，还应 该加上一条：贫富分化。如以这些标准来衡量，马头一带的情况又如何呢？它具有哪些特点？这里试加综合如下： （一）地理位置优越。大明山为桂中最高峰，巍峨雄伟，壮族先民自古就尊之为神山。马头一带处于大明山南麓，水系发达，共有15条小河流，其中的二级支流分别汇合成香山河与两江河等一级支流，然后再汇合成武鸣河，再汇入右江。马头处于香江河的上游支流旁。循着这些水系，可与外界交通。在陆路方面，大明山南麓山脚下，有一条交通要道，沿着东西方向延伸，往东经思陇、宾阳，可北上中原或东下广州。这些交通条件，今人看来也许会摇头，但对于尚处在原始社会后期、自给自足的骆越人来说，已经相当不错。另外，从军事方面看，大明山是最好的屏障，可进退自如，利于保存有生力量。加上先进的青铜文化，可铸造大量的箭镞、刀、剑、矛等兵器，有效地杀伤敌人。大明山古称“镆铘山”，就因为人们经常在山坡上发现古代的青铜剑、矛之类兵器二得名。所以，南方民族在大山和大河不可得兼时，大山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因为有山必有水，而小水必汇入大水，这样，有了山也就等于有了水。 （二）人口长期密集。元龙坡和安等秧已经发掘的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墓葬共有436座。如果加上尚未发掘和已被自然或人为毁坏的墓葬，应该更多。由此估计，当时马头一带的常住人口应超过1000人。这样的人口分布，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密集了。 （三）社会经济发达。马头位于大明山南麓，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大明山蕴藏着丰富的植物、动物资源，生活资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人是农业民族，以种植为生。大明山是桂中最高峰，不仅挡住了北方的寒流，也拦住了南海吹来的暖湿气流，使得这里雨水丰沛，利于农作物生长；山下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可供种植，加上当地人又会铸造出先进的斧、锄等农具，以利耕作。把这些条件综合起来，那时的人们不说丰衣足食，也可谓衣食无忧。 （四）社会分工明确。在元龙坡墓群出土的文物中，有6件完整和30多件破碎的浇铸青铜器的石范。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社会已有明确的分工，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浇铸手工业生产。另外，由出土的许多兵器看，当时的人们多是亦农亦兵，即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但也应有一小部分是脱离生产的兵将，要不然，战时是不会有战斗力的。 （五）贫富开始分化，等级差别分明。贫富的分化是从私有制的产生开始的，墓葬中的随葬品，都是墓主的私人财产。在元龙坡的350座墓葬中，无随葬品的54座，占15.4%；有随葬品的296座，占84.6% ，但每个墓的随葬品，数量的差别不是很大，而品位档次的差别却很明显，说明当时的私有制已经相当普遍，贫富的差别还不悬殊，可能正处在刚开始分化的初级阶段。墓坑的形制也反映了墓主社会地位的高低。大部分墓坑是简单的长方形竖穴，少部分墓坑却有二层台，是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的反映。因此，从墓坑的形制、随葬品的有无和随葬品档次的高低，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为三个等级：贫民阶层、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贫民阶层是那些无随葬品者，平民阶层是那些随葬一般器物者，贵族阶层是那些随葬高档次器物者，例如随葬铜卣和石范的147号墓，有可能是君王之墓。正如郑超雄先生指出的：“铜卣是权力的象征”；“石范也和铜卣一样具有权力的象征”，因为“石范在普通工匠的手中是铸铜的模具，但在统治者手中则是权力，是神物，是拥有铸铜的权力者。” （六）有神秘的精神生活和稳固的精神支柱或精神寄托。远古时代，巫术盛行。从元龙坡237号墓和陆斡岜马山岩洞葬均有小石子陪葬的情况看，这些小石子极可能是用于占卜的卜具，说明瓯骆越人的社会也盛行巫术。另外，元龙坡316号墓出土了一件玉雕工艺品，洁白细净，通体磨光，外形不规范，器体有镂空圆形，是抽象难解的艺术品，其中必定包含着某种神秘的意蕴。郑超雄先生认为，其中间带有长尖尾似的椭圆镂空，有如蛇的蜷曲之状。如果此说不误的话，那这件神秘莫测的艺术品就可能与蛇图腾崇拜有关了。此外，全苏勉岭和元龙坡147号墓出土的铜卣上，也都有蛇的纹饰。如把这些与当地民间传说的产生于母系社会蛇图腾崇拜的“特掘”、“乜掘”故事联系起来看，当时人们人的精神信仰很可能就是“特掘”“乜掘”（后来“龙母文化”的前身）。再从元龙坡墓群出土的铜针来看，它不是用于缝衣，而是用于针灸。那时的针灸，必然与巫术相结合。如此看来，龙母文化可能是大明山周围的骆越人的信仰和精神寄托。 由以上几个特点来看，马头一带作为骆越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具备了，因此，完全可以称之为骆越古都。 但是，现在在马头一带还没有发现城墙。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原来有城墙，现在尚未发现；或者原城墙已经被毁掉，再也无法找了。二是本来就没有城墙，那当然就找不着了。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刘安曾给汉武帝上书云：“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这里就明白地说越地是没有城郭的。一般说来，都城的建立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的产物。由于矛盾冲突激烈，战争频仍，因此，为了防御和抵挡敌人的攻击，城市大多建有城墙，特别是在平原地区。但城墙并不是城市的唯一标志。从城墙的历史发展看，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现在的南宁市，就没有城墙围住；就是在古代，当南宁在晋代初次成为晋兴郡的郡治时，也没有砖石或泥土筑成的城墙，而以密集的簕竹来充当。就是北方的夏、商、周，也未必都有城墙，许宏先生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中说得好：城墙并非构成夏商周都邑的必要条件，何况史前的中心聚落在洪水或军事上意识不到什么威胁时，人们大概不会劳民伤财去建筑城垣把自己围起来。所以，判断马头一带是不是骆越古都，应从其是否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活动中心的实质来分析，而不应以有无城墙为标志。即使没有城墙，马头一带仍然是骆越的古都。 武鸣马头的骆越古都，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一直延续下来。它原来只是骆越古都之一，但到瓯骆联盟建立后，特别是西呕君被秦军击杀后，就变成了瓯骆联盟之都。《淮南子》所说的“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从记载的这些情况以及今武鸣马头至宾阳昆仑关一带的地理形势来看，秦军与瓯骆越人的这场战争，很可能就发生在这里。人们曾经在这一带山坡上发现青铜矛、剑、箭镞等战国时期的兵器，有可能就是那时遗落的。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昆仑关一带在宋代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发生过著名的战役，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马头古都到战国以后就不复存在了。这应该是由于秦军的南来，才终止了这个古都的历史。前面说过，瓯骆联盟最后并没有抵挡住秦军的进攻而溃散各地。他们的主力往哪里去了呢？ 五、新思：两个古都的关系 巧合的是，大约与马头骆越古都消失的时间差不多，在今越南北部突然出现了一个“瓯骆国”，其国王称为“安阳王”。这个巧合，是偶然的还是有必然的联系？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把越南的古史略作介绍。 据越南佚名氏《越史略》卷一载：“周庄王时（前696-682），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以淳质为俗，结绳为政，传十八世，皆称碓王。越勾践（？－前465）尝遣使来谕，碓王拒之。周末为蜀王子泮所逐而代之。泮筑城于越裳，号安阳王，竟不与周通。”在更早的我国古籍《水经·叶榆水注》中注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旧唐书·地理志》则引《南越志》云：“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后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 对这些记载中的“碓王”、“雄王”，我国和法国、越南的史学前辈多认为是“雒王”之误，因为在这些引述的古籍中，最早的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其所引《交州外域记》约为魏晋著述，它记的是“雒”，而且可与汉代著作中的“骆越”相对应（“雒”、“骆”可通用）；而《南越志》虽然也是魏晋或南朝著述，但比《交州外域记》稍晚，而《旧唐书》则为五代时刘昫监修，时间比北魏晚了许多；《越史略》就更晚了，撰于明初洪武年间。这些后来的著述作“雄”、“碓”，很可能是因字形相似而致误，故应以《水经注》所引为准。但后来的越南史学界却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越南封建时代的史学家都是学问渊博的人，不可能抄错，因而坚持“雄王”的说法。 这里不想纠缠于“雄王”还是“雒王”的问题，姑且按照后来越南史学界的说法来清理一下越南历史发展的梗概：越南的早期历史，是由“雄王”建立的文郎国开始的。文郎国传到十八世王时，被蜀王子泮取代；蜀泮建立了“瓯骆国”，自称为“安阳王”，并修筑了一座城，越南人称为“螺城”。 这个“蜀王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史书没有说明，学术界曾有过如下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从“蜀王”二字联想到了我国四川的古蜀国，觉得越南的蜀王有可能是从四川迁徙去的。但越南史学界一致否定了这种说法。陈重金在《越南史略》中写道：“我国历史上记载的蜀朝并不是中国的蜀国，因为根据中国历史，当时的巴蜀（四川）已归秦朝统治，哪里还有什么王。而且，史籍还记载，蜀王泮灭文郎国后，改国号为瓯骆，即瓯骆国包括蜀国和文郎国。然而，史书里又未见有蜀国疆土属于瓯骆的记载。况且，就地理方面看，从巴蜀（四川）到文郎（北越）相隔多远，又有多少山河阻碍，蜀军前去灭文郎国，哪里有那么容易？旧史还记载，安阳王姓蜀名泮，那么，蜀朝肯定是文郎国邻近的一个独立家族，而非中国的蜀。《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也是这样写的。”这个问题在越南似乎就这样定案了。 我国已故著名学者蒙文通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越南的安阳王就是先秦蜀国的开明王。据《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国自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而后为开明，开明共传十二世而被秦所灭。“开明之号为十二世所共，世世皆称开明。故其裔孙南迁交趾仍号安阳。”他还对古音古韵进行研究，认为“汉时开、安二字音近字通。明、阳二字古音皆在阳部，本常通用。则开明之与安阳，本为一辞之同音异写，后世不谙其故，遂若为二。且西蜀之与交趾，旧非华夏之域，以异世汉字写之，宜其音读稍殊。故余决安阳之即开明，交趾之安阳即蜀开明氏后裔之南迁者也。”蒙先生还考证了开明王迁徙的路线及其抵达交趾建国的时间。秦灭蜀为惠王二十二年（前316年），南迁应在公元前311年甚至更晚，南迁的路线经由巂州（今四川西昌），南渡金沙江而入姚州（今云南姚安），经今云南礼社江、元江而入越南。抵达越南的时间，蒙先生依据越南旧史所说的安阳王在位五十年来推算，应在公元前230年。另外，蒙先生还从神话传说找到越南古螺城与成都古城的联系。据《太平御览》卷九三一引《华阳国志》佚文曰：“秦惠王（更元十二年），张仪、司马错破蜀克之。仪因筑城，城终颓坏。后有一大龟从硎〔xing〕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龟行筑之，乃成。”这是成都俗称“龟城”的由来。而据陶维英《越南古代史》，越南也有《金龟传》，说安阳王攻克雄王后，在封溪建都时有神龟来助，事与张仪筑成都城略同。所以蒙先生认为：“此显为张仪筑城传说之演变，当为开明子孙南迁后，以蜀地之传说而传之交趾者也。”（见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似乎已经淡薄。但新的考古发现又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古蜀国的辉煌时代。如果把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四川广汉发现的三星堆遗址、本世纪初在成都发现的金沙遗址与越南的“蜀王子”以及越南北方较发达的青铜文化联系起来看，人们也许会得到某种新的启示。当然，具体情况如何，目前还不清楚，尚有待于以后的深入研究。
另一种看法是越南人提出的，认为蜀王子泮不可能是古蜀国的王子，而是本地越人。他建立的“瓯骆国”，北部疆域包括今广西左江流域。越南史学家文新在《雄王时代》第五部分中甚至把蜀泮与《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联系起来：“根据最近许多人的看法，所谓‘相置桀骏以为将’的‘将’，不是别人，正是蜀泮。他领导了对秦军的抵抗，从带领越人入丛薄中到消灭数十万秦军，至击败秦朝军队。??因此，蜀泮的威信到了顶点，他指挥抗战的才能得到瓯越人和雒越人的赞扬、佩服，最后得到人们的推崇，接替了雄王而当君主（这时雄王已失去人民的信服）。” 这些分析，有些过于牵强附会。如果把《淮南子》所描写的凿通灵渠以后的战事都说成发生在今越南北部，则秦军在今广西境内就没有什么战事了。这可能吗？在我们看来，与其说使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的战事发生在今越南境内，不如说发生在今广西境内更合适，具体地点很有可能就在离武鸣马头古都不远的昆仑关一带。这在前面已说过，此不赘述。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在这里提出第三种看法，即：越南“瓯骆国”的建立和“古螺城”的建造，可能与原在武鸣马头的瓯骆古都的南迁有关。也就是说，瓯骆联盟被秦军打败后，瓯骆联盟的主力有可能沿着今左江南迁进抵今越南河内附近，在那里建立了“瓯骆国”并建造了“古螺城”。这是从如下几个问题来分析的： 其一，瓯骆国的名称问题。蜀泮建立的国家，为什么称为“瓯骆国”？其中隐含着一个前人没有点明的历史背景。尽管学术界对瓯与骆的分布看法不一，但对今越南北部和广西左江流域乃至南宁、武鸣等地为骆越人居地则无异见。如果真的像文新所说蜀泮为本地越人的话，那末，他应即骆越人，他建立的国家就应该叫“骆国”而不应该叫“瓯骆国”，因为这里并没有瓯越人。既然事实上叫做“瓯骆国”，显然是其中包括有“瓯”的成分，而且“瓯”还被放在“骆”之前，可见其地位的重要。《雄王时代》写道：“现在许多意见认为，瓯骆国的成立是为了适应瓯、骆越人联合抵抗秦军侵略的需要。”这点说得很对，所以“瓯骆国”的建立应与瓯骆联盟有关。瓯骆联盟在广西被秦军击溃后，向南边瓯骆阵营的纵深撤退，这是不难理解的。所以，这个蜀泮有可能是南迁的瓯骆联盟的首领，他原来所属的部落有可能是瓯，所以联盟后就称为瓯骆，瓯在前而骆在后。 其二，文郎国和瓯骆国的都城问题。在瓯骆国建立之前的“文郎国”，传了十八世王，其首都在今越溪，为山岭地区，地形险要；而取代文郎国而建立的瓯骆国，其首都则在今河内西北约20公里处，那里一马平川，二者相距颇远；“雄王”建立的文郎国都城，未见有城墙；而安阳王的瓯骆国，却建造了“螺城”（该城因有里、中、外三层城墙构成，形似螺蛳，故名）。这是规模庞大、结构独特的军事防御工程。安阳王为什么不以雄王原来的都城为首都而在平川上筑城为都？他建城的理念从何而来？这首先可能与血的教训有密切关系。由于原来在武鸣马头的古都（原来是骆越古都，瓯骆联盟建立后又变成了瓯骆古都）没有城墙，致使瓯骆联盟吃了大亏。其次，雄王据以为都的山岭，地形虽然险要，但却不像原来的大明山那样有回旋余地。既然大明山都挡不住秦军，雄王据以为都的山岭也是靠不住的。再次，今河内和古螺城一带是平原地区，是重要的“粮仓”，如果让秦军占据，无异于让秦军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在平原地区站住脚，没有城墙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有效地抵御秦军，安阳王才不得不建造了古螺城。但是，这个古螺城是在仓促中建筑的，可能还没有完全建好就被秦军攻破了。 其三，瓯骆国建立和破灭的时间问题。瓯骆国建于何时？既然“瓯骆国的成立是为了适应瓯、骆越人联合抵抗秦军侵略的需要”，那末，其建立的时间应该在秦始皇开始用兵岭南之后和战事结束之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在岭南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表明秦军已经结束在岭南的战事。由此倒推，秦始皇开始用兵岭南的时间，应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秋冬，此后，秦军有三年“不解甲弛弩”；在这三年中，监御史禄凿通了灵渠以运粮饷，然后秦军才能继续南进。所以秦军击杀西呕君译呼宋、越人“相置桀骏以为将”和建立瓯骆国的时间，应在公元前216~215年之间。因此，《越史略》认为瓯骆国的建立在“周末”，也就是战国末期，这是比较接近事实的；而蒙文通认为在公元前230年似可排除，因为当时秦还没有统一中国，不可能用兵岭南。文新《雄王时代》认为，“瓯骆国存在于公元前208年至公元前180年，共计28年。”但推算一下就会发现，文新推断的时间与史实相抵牾。因为公元前208年，已是秦二世二年，其时不仅秦军在岭南的战事早已结束，就连秦始皇也已经死去。文新既然认为“相置桀骏以为将”的“将”就是蜀泮，那就只有在公元前216-215之间了，怎么会推迟到公元前208年才建立瓯骆国？这是互相矛盾的。 文新认为，秦军在今越南境内被安阳王打败了，所以秦始皇在岭南设置的三郡不包括今越南的境域。我国一些学者也这么认为。秦军在岭南确实遭受过重创，以至“伏尸流血数十万”，但这仅是秦军在用兵岭南过程中的一幕，而不是最后的结局。从当时秦朝的情况和秦始皇的性格来看，不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不会甘休的。最后的结局是岭南三郡的设置。三郡中南海郡的郡治在今广州，桂林郡郡治在今贵港，而象郡的郡治，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在今崇左，其主要根据之一是《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引的《茂陵书》：“象郡治临尘，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而临尘即今崇左。但这条记载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象郡治于临尘，距离长安就不可能有万七千五百里；如果有万七千五百里，就不当治于临尘。二者必有一误。谭其骧认为是距离长安的里数有误，所以将象郡的郡治划在今崇左。但是，如果今崇左确为象郡郡治，在其周围就应该发现墓葬群，在贵港和广州就都发现有许多秦汉时期的墓葬。但是，迄今为止，崇左周围却没有发现过一座秦汉时期的墓葬，更不要说墓葬群了。这是不好解释的。所以，象郡的郡治不应该在今崇左，在秦始皇设置象郡的时候，今崇左县虽然也属于象郡的范围，但可能还是荒凉之地。据我国历代地志的记载和后来的研究，秦朝设立的象郡，应在今越南境内。（见拙作《秦代象郡考》，载《历史地理》第三辑，1984年。）所以，安阳王的瓯骆国曾被秦军攻灭过，其破灭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14年，即秦始皇设置岭南三郡的那一年。 其四，瓯骆国的复国问题。秦王朝在岭南设置三郡后不久，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就死去了，秦王朝岌岌可危，到公元前209年时，就爆发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到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就崩溃了。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原来秦朝派驻岭南的南海郡尉任嚣和龙川县令赵佗就图谋乘机割据岭南，难道原来的安阳王或其子孙就不会利用这个机会恢复瓯骆国？安阳王及其子孙自然不会那么傻，因为他们复国比赵佗建国要容易得多，只要把原来秦朝派驻今越南的官员废掉或者杀掉就可以了。所以，瓯骆国复国的时间实际上还在赵佗称南越王之前。如果把文新所说的公元前208年看作瓯骆国复国的时间，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公元前209年爆发陈胜吴广起义后，秦王朝对岭南三郡实际上已经没有控制力。瓯骆复国后，进一步完善了对古螺城的建筑。因为该城原来是在仓促中建筑的，大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短时间内被秦军攻破。 但是，瓯骆国复国后也没多久，就又被赵佗攻破了。因为赵佗是要“击并桂林、象郡”以便自立为南越王的，这样，安阳王的复国就必然与赵佗的建国发生矛盾。 其五，赵佗再次攻破安阳王的问题。据《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曰：“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太康〔地〕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眉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这段记载虽然有一些难得的细节，但赵佗攻破安阳王的具体时间却没有交代。那么，赵佗于何时攻破安阳王呢？ 据《史记·南越列传》，有两个时间点可以参考。一是赵佗称南越王之前：“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二是赵佗建立南越国后：〔曾与吕后交战，罢兵之后，〕“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法国人马司帛洛和越南人文新认为是公元前180年，即指此时。 从第一个时间点看，秦“破灭”的时间是公元前206年，而赵佗“击并桂林、象郡”的时间应在前206年之后，但具体何年则不详。据《史记》，南越国“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南越国亡于元鼎六年（前111年），这有明确记载。由此年倒推93年，即为公元前204年，可知赵佗称王是在秦亡后2年；而赵佗是在“击并桂林、象郡”之后才称王的，所以击并象郡之事应在公元前204年之前，最晚也是在公元前204年，而不应在此年之后。从第二个时间点看，已是吕后掌权的最后一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后，得到汉高祖的承认，并互“通使物”；但高祖死后，吕后改变了汉高祖的政策，“别异蛮夷，隔绝器物”，结果引发了一场战争，直到“高后崩”才罢兵。“高后崩”是在公元前180年，但据《史记》，这一年赵佗虽然“以兵威边”，但却是“以财物赂遗西瓯骆”的，并未发生战争；而据《交州外域记》，赵佗则是用武力攻破瓯骆国的。如此看来，我们认为第一个时间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也有可能是赵佗攻破瓯骆国后，又以财物来贿赂拉拢瓯骆上层，其攻城的战事包含在“以兵威边”一语之中了，因为从《交州外域记》的记载来看，战事并不激烈。 其六，瓯骆国被赵佗攻破之后的存亡问题。从一般常理而言，一个国家被攻破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但是，赵佗攻破瓯骆国后，瓯骆国并没有灭亡，只是臣服于赵佗的南越国而已，因为赵佗取得胜利后，为了“合辑百越”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影响，还允许瓯骆联盟存在。直到元鼎六年（-111年）汉武帝平南越时，还有“瓯骆左将”、“西于王”。而汉武帝平南越后，瓯骆国才彻底灭亡了。所以，瓯骆国的历史，从公元前216-215年建国，到公元前111年彻底灭亡，前后共计105年，其间曾经两次被秦军和赵佗攻破过。 至此，我们可以把瓯骆国的始末时间表约略简列如下： 公元前216-215年，原在今广西武鸣的瓯骆联盟仓促南迁，在今越南北部建立了瓯骆国； 公元前214年，秦军攻破瓯骆国，并在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 公元前208年，瓯骆国的王族乘陈胜、吴广起义，中原动乱之机复国； 公元前204年，复国后的瓯骆国又被赵佗攻破，但没有灭亡，而是臣服于南越国；？？ 公元前111年，南越国、瓯骆国同亡于汉武帝。 六、结语：有望了结的悬案和新的问题 以上我们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瓯、骆和瓯骆的历史悬案问题；二是关于广西马头古都和越南螺城古都的关系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来看。在先秦时期，瓯与骆原来应是不同的两支越人。尽管在先秦的文献中很少出现“骆”，但后人的追述应当不是空穴来风。这两支越人的分布界线虽然不很清楚，但其地望的相对位置应是西瓯在北而骆越在南，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地下发现的先秦考古材料说明，广西北部和广西南部确实有所区别，表明二地的文化不尽相同；而今壮族又分为南壮和北壮，南、北壮之间在语言以及传统文化方面也有许多不同。将古今材料综合起来看，与西瓯在北边、骆越在南边的分布正遥相吻合。在秦朝时，这两支越人为了为了共同抵抗秦军而结成了一个联盟，这样，“瓯骆”就变成了联结名词，或统称为“西瓯”，所以，顾野王和颜师古的说法是符合结盟后的情况的。而到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瓯骆联盟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分化瓯骆联盟而让他们恢复先秦的旧称，所以，西瓯、骆越的分别单称又逐渐见于史籍之中。许多人根据汉以后的文献，划分出瓯、骆的不同居地，是可供参考的。但瓯、骆在秦汉以后的分布，并不等同于他们在先秦时期的分布，不能将两个不同时期的分布混为一谈。从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来看，历史上的两种看来相互矛盾的说法，其实并不矛盾。这样，一千多年来的历史悬案就有望画上句号了。 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但学术界还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发现，两个古都兴衰的时间涵接得如此紧密，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把瓯骆的两个活动中心联系起来。我们觉得，在今武鸣马头一带，原先仅是骆越的活动中心；瓯骆联盟建立后，马头一带又变成了瓯骆联盟的中心。瓯骆联盟虽然曾经使秦军遭受过重创，以至“伏尸流血几十万”，但从当时总体的国力而言，瓯骆联盟是无法与统一了山东六国的秦王朝相匹敌的，所以其主力最后不得不败退南迁。南迁的路线应该是沿着左江南进。在抵达今河内附近后，瓯骆联盟的主力就在那里建立了瓯骆国，还建造了古螺城。也许古螺城还没有完全建好就被紧追不舍的秦军攻破了。但此后没多久，秦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崩溃了。在秦王朝崩溃的过程中，瓯骆王族肯定会乘机复国；只是复国后也没多久，就又被割据岭南的赵佗攻破了。但赵佗并没有灭掉瓯骆国，只是使之臣服于自己而已，直到汉武帝平南越时，瓯骆国才和南越国一起彻底灭亡了。这个思路，仅仅是我们目前初步的看法，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们也就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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