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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之山”“《禹贡》碣石”及“大揭石山”辨析
《山海经》载有“碣石之山”；《尚书.禹贡》载有“碣石”；《汉书.地理志》曰有“大揭石”。 古今之论“碣石”者，往往有人认为三者为同一地理实体，尤其是那些“《禹贡》碣石昌黎说”的支持者们，还引经据典的大费周章，以维护“三位一体”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作初步辨析： 一、“碣石之山”，是大河一条支流的发源地。 《山海经.北山经》载：“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显然，这里的“碣石之山”指的是黄河支流上游源头的一座山。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盛璋在《碣石考辨》一文中说：《山海经》说：‘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这是指黄河支流上源的一座山。” 1983年第2期《地名知识》杂志发表的王德恒《北京市燕山区命名的历史渊源》认为《山海经》记载的“碣石之山”就是“现在的燕山和军都山”。 昌黎的董宝瑞先生在《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一文中仍坚持说：“《山海经》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显然，这些记载所记的“碣石之山”，都是指的西汉时的“絫县碣石山”。并说（昌黎北）“东、西馒首山，两山之间300多米的距离为谷地，古代称之为“绳水”的急流河由此冲出群山环抱的盆地”（董文：《碣石门拾趣》）。但此自定义的“绳水”不见经传，引文故意漏掉“东流注于河”。毋庸置论，昌黎的河流，不论哪一条，都不会“东流注于河”，所以“昌黎碣石”与《山海经》里的“碣石之山”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二、《禹贡》碣石，乃禹河入海口之“海畔山”。 《尚书》曰：“夹右碣石,入于河。”孔安国注曰：“碣石,海畔之山也。” 《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臣瓒注：“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碣，特立之石也。东海有碣石山。” 《尔雅·释名》：“碣石者，碣然而立在海旁也”。 晋代人伏琛《齐地记》云：“渤海郡东有碣石，谓之渤碣。” 《水经河.水注》：“河之入海,旧在碣石”。 《旧唐书.天文志》：“平原、渤海（郡），尽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今为德州、棣州、沧州其北界。” 《新唐书.天文志》：“ 得汉北海、千乘、淄川、济南、齐郡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 《史记.夏本纪》“同为逆河，入于海。” [正义]：“播，布也。河至冀州，分布为九河，下至沧州，更同合为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也。”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曰：“碣石，海边山名也。” 经学大师朱熹曰：“故某尝谓禹治水，必当始于碣石九河。” （《朱子类语》第五册 黎靖德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宋史.河渠》：“（黄河）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东北形高敝坏堤,水势不便流溢,夹右碣石入于渤海。” 宋.王应麟说“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困学纪闻》卷十) 《辞海》P4681 ：“碣，古山名，《书.禹贡》：‘冀州……夹右碣石入河。’……有人指出《禹贡》时代黄河不可能在渤海北岸入海，这个山应在渤海西岸古黄河河口。”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中国历史大辞典》P3123：“多数学者认为九河不可能在渤海北岸入海，碣石应在渤海西岸黄河故道入海处。” 《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两河之间曰冀州，晋也”。 顾颉刚也认为：“推定冀州是在两河（东河、西河）之间。”即春秋时“赵、魏二国地”（ 顾颉刚：《〈禹贡〉上的二大问题》《文史》2001年第1辑总54辑）。 历史时期的“大禹治水”，主要是对黄河下游水系即海河流域的治理，这在学术界并无争议。冀、兖二州地处黄河下游，冀州即“赵、魏二国地”，惟赵地滨海，兖州乃齐、鲁二国地，惟齐地滨海。《汉书.地理志》：“赵地……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其中渤海郡之章武即今天津市南部地区及黄骅市东部，滨海；“齐地，……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乐、高成、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皆齐分也”。其中高成、阳信即今山东无棣、河北盐山、海兴、黄骅等市县滨海。 既然“《禹贡》时代黄河不可能在渤海北岸入海”，《禹贡》之碣石“应在渤海西岸黄河故道入海处”，而渤海西岸的冀、兖之域惟今无棣县境内的古碣石突兀特立，则无棣古碣石断为《禹贡》碣石无疑。古今学者论述颇多，此不赘述。 三、“大揭石山”，为右北平之山，与《禹贡》、《山海经》无关。 “大揭石山”一名，始见于班固《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骊成，‘大揭石山’在县西南，莽曰揭石。”即骊成县西南有座山名叫“大揭石”，王莽纂汉后，将骊成县改名叫“揭石县”。 此外，“揭石”二字，还见于《汉书.地理志》“辽西郡：絫县，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宾水，皆南入官，莽曰选武。”即下官水经辽西絫县向南流入海，又有“揭石水”、宾水二河流皆向南流入下官水。王莽纂汉后把“絫县”改名为“选武县”。 本来“大揭石山”、“揭石水”名称平平常常，明明白白。谁知东汉末年有一名叫文颖的文人在给《汉书.武帝纪》中的“碣石”作注时曰：“（碣石）在辽西絫县，絫县今罢，属临榆。此石着海旁。” 这一条十几个字的注释，经后世历代文人学士们的旁征博引、穿凿附会，弄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引发了千余年的“碣石聚讼。” 《汉志》明明说“右北平郡骊成西南有‘大揭石山’”，而“辽西絫县有揭石水”。分明是“山”在右北平，“水”在辽西。二者有无内在联系，无从考证。 不知何故，文颖与班固相左，突然冒出一句“（碣石）在辽西絫县……此石着海旁”。文颖云“此石着海旁”之辽西“碣石”，与班《志》“骊成西南”之“大揭石山”是不是同一个实体，也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著海旁”的那块“碣石”绝不可能“南入官”的“揭石水”的发源地，也不在其“入官”处。此“碣石”与“揭石水”并无内在联系。 可能是急于出成果的学者们等不及了，迫不急待地断定，“碣、揭、楬”三字“通假”，于是就造作出一系列的错误公式： “大揭石”==“大碣石”； “大碣石”==“碣石”； 右北平“大揭石”==辽西“着海旁”碣石； 辽西“著海旁”碣石==《禹贡》碣石。 又进而断定“大揭石”也就是秦皇汉武、魏武登临的“碣石”。也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浚登临后，本朝郦道元写《水经注》却找不到所在“碣石”；而且还是郦道元健在时“沦于海”、死后数十年却又被北齐文宣帝高洋游乐的“碣石”……等等。 学过初中平面几何的初一学生，看了以上的推论也会发现，上述“等式”之间，缺少充分而必要的条件作依据，也缺乏最起码的推理逻辑。 再说“碣、揭、楬”三字“通假”，有谁见过哪一版本的《禹贡》把“夹右‘碣石’”通假为“夹右‘揭石’”或“夹右‘楬石’”；也从未见过把“碣石门”通假为“揭石门”或“楬石门”。更没有人把“揭竿而起”写成“碣竿而起”，既然是“通假”一般都是双向的，为甚么唯独“揭 →楬→ 碣”是单向的。此处的所谓“通假”，有可能是班固之后的文人专为把“揭石”附会为“碣石”而特意制造出来的。 班固是一位严肃认真，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伟大史学家。他编修《汉书》时，排在《地理志》之前的《武帝纪》、《郊祀志》、《天文志》三篇纪志中提到“碣石”不下七八次，无一例外地用“碣”，不用“揭”。在《地理志》之后的《沟洫志》中，也无一例外地用“碣”，不用“揭”。班固在其《西都赋》中也是用“碣”不用“揭”。就是在同一篇《地理志》中前边两处用“碣”，后边两处也用“碣”，惟独中间部分的“右北平郡”就写成“大揭石山”。所以然者何？是写作疲倦了，想省掉两个“笔划”把“碣”写成“揭”。但他却又多出一个“大”字，岂不又多费了笔墨；抑或是班固一时疏忽写了“错别字”，校对时忘了“刮改”？仔细考虑又不像，班固编纂的《地理志》有个“成例”，即凡是他有把握认为是《禹贡》篇中所记载的山川，一律在其名字的前面冠以“禹贡”二字。例如“《禹贡》梁山”、“《禹贡》洛水”、“《禹贡》析城山”、“《禹贡》大陆泽”、“《禹贡》恒水所出”等，计有38处。 清同治进士、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在其《汉书补注》中，“骊成：大揭石山在县西南”〈补注〉：“先谦曰：揭当作碣，依〈志〉例（骊）成下当有〈禹贡〉二字。先谦按，骊成县地说家皆失所在，班〈志〉辽西絫县下但有揭石水，不言有揭石山也。自〈武纪〉文颖注云：碣石在絫县，絫县今罢入临榆，碣石著海旁，始与班异。后言碣石者，不得骊成所在，皆从颖说矣。” 这段“补注”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既然“揭当作碣”，就等于不认为“揭、碣”二字通假； 其二，“大揭石山”一名的前边没有依照班固《地理志》的成例冠以“禹贡”二字，即班固并不将其定性为《禹贡》碣石，不能以后人的理解强加于原编著者； 其三，班固《汉书 .地理志》，“辽西絫县”条目下原本就没有“碣石”的字样，是文颖在《武帝纪》碣石时“始与班异”。但文颖并没有为《地理志》右北平骊成县的“大揭石山”作任何注释。文颖也没有说辽西絫县 “著海旁”的“碣石”与右北平的“骊成大揭石”有任何关联，是后世文人胡乱转注才出现纷纭，完全是由文颖的《武帝纪》注释引起，本来与原著无关。 《汉书.地理志》中的“骊成大揭石山”就是“大揭石山”。名称中的“揭”就是“揭”，班固不可能另出花样，故弄玄虚来个“弯弯绕”，用“揭”字去通假“碣”字，另外再加一个“大”字，特意给后人留下个“悬念”，以造成读者歧义。“大揭石”名前没有冠以“禹贡”二字，也不可能是编修者的疏忽。在编修者的心目中，“大揭石山”与“碣石”肯定是两码事，它与“《禹贡》碣石”更不是一回事。异义是从东汉末文颖的《武纪》注开始的，众说纷纭是后世文人学者武断附会造成的。 无门无派的今人想象力就更丰富了，为达到把“大揭石”变成今昌黎“碣石”的目的，昌黎有一位先生便采取“据碣石以定之”的“倒逼法”去定位“骊成”。即以今昌黎“碣石”为基准，向东北方向去假设一个“骊成”的存在。 他说思路明晰地说：“‘大揭石山在县西南’,也就是说骊城县城在碣石山的东北方向”。“骊城属于右北平郡，而不属于辽西郡，说明其县境比较靠近或接近平刚。因此，骊城县故治应到抚宁县与青龙满族自治县交界一带去寻为宜。” 打开地图一看，这个假设的“骊成”起码应当坐落在今山海关正北、长城以外的山神庙附近比较合适，这岂不成了右北平郡在辽西郡境内的一块“飞地”。在与匈奴对峙的边境地区不可能形成这样不便于军政调度的别扭行政区划。这正是由“大揭石==碣石==昌黎碣石”这一错误公式推导，所必然衍生出来的错误结论。 综上初步辨析，便可得出结论：“碣石之山”、“《禹贡》碣石”、“大揭石山”，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三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在研究这三个不同的地理实体时，应尊重它们的客观存在，不能像小孩玩积木似地随意捭阖，自出新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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