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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孜尔171窟《善爱乾闼婆王与眷属》 |
专题采写：记者 江粤军
日前，“古今丝绸之路：跨文明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分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作为今年在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申遗成功的丝绸之路，持续引发人们的关注。而以代表性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新疆克孜尔石窟，此前尽管在业内声名颇显，但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却并不清楚，原来这是中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开掘时间长达五个多世纪的大型石窟群。就此，本报采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近距离聚焦又一处黄沙漫漫中的文化胜景。
壁画屡屡被揭
留下斑斑斧迹
曾经上十次前往克孜尔石窟考察、研究的李崇峰告诉记者，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境内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石窟群，也是联系中亚和中国内陆佛教石窟寺的纽带。
古龟兹位于今天的库车、拜城一带，始建于公元前176年，至公元1001年被回鹘所灭，存在了一千多年。龟兹国和于阗，是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沿，即古丝绸之路（新疆段）南北两道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早在公元一世纪，约东汉明帝时，佛教就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新疆。这里诞生过中国古代有名的高僧——鸩摩罗什。鸠摩罗什的母亲是龟兹王白纯的妹妹，9岁时，他就跟随母亲到了北天竺，在名僧盘土多达多处学习佛经。12岁时，同母亲一起返回龟兹。龟兹王听说他回来了，专门请他升座说法。公元401年，鸩摩罗什到了长安，后秦国王以国师之礼款待他。从此，他就在长安国立译场逍遥园，从事佛经的翻译，和弟子们共译出佛经74部，384卷。
李崇峰表示：“我们一般把中国佛经翻译分为两大段，一段为旧义，一段为新义，旧义指的主要就是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翻译的佛经，新义指的是后来玄奘他们翻译的佛经。旧义佛典对整个中国的佛教思想及传播，包括艺术表现形式，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与中国佛教石窟寺及地面寺院的营造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当时，于阗地区主要传播的是大乘佛教，以建造地面的寺塔为主；古龟兹地区主要宣扬的是小乘佛教，以开凿石窟为主。用土木建筑的寺塔，大部分因为自然侵害和人为破坏，到今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风烟里，而石窟由于开凿在岩壁上，保存下来的比较多。据考证，公元3世纪左右，龟兹王国就开始在雀格达山南崖开凿克孜尔石窟群，延续至8世纪几乎不间断，形成了类型齐备，内容丰富的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目前正式编号的洞窟有236座。
至于克孜尔石窟的被发现，李崇峰指出，这始于一百多年前在当地作业的德国探险队，他们从老百姓口中听到一些传说，之后前往考察。很快，不少西方探险队闻风而来，导致克孜尔石窟遭到大规模破坏，很多壁画被揭走，只留下斑斑斧迹。目前，克孜尔石窟群中，仅有81窟留存精美壁画。而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特别是德国的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陈列着大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但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克孜尔石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克孜尔石窟的窟门得到了修缮，整个崖体也得到加固，并修建了石窟之间的栈道。
石窟壁画再现
商旅活跃情状
除了开凿最早，克孜尔石窟乃至整个龟兹地区的石窟，还形成了自己源发的艺术面貌，甚至辐射到以西、以南、以东地区。同时，石窟壁画中，也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活跃的商旅情状。
李崇峰说，龟兹石窟，流行雕造一种特别大的佛像，被称为大像窟，这种传统，根据历史文献可知，从公元4世纪后期就存在了，而且至少延续到公元7世纪前半叶。“在玄奘游历龟兹地区时，他记载了龟兹城门外有两个高达90尺的立佛，体量很大。由此可知，龟兹地区雕造大立佛和开凿大像窟是有传统的。很多人都知道，阿富汗巴米扬有两尊著名的立佛，其雕造时间其实比龟兹地区的大立佛要晚一到两个世纪；而在佛教发源地印度出现的大立佛，也比龟兹地区要晚；龟兹以东的中原北方，最早开凿大立佛的云冈石窟，仍然比龟兹地区要晚一个多世纪。因此，雕塑大型立佛和开凿大像窟可能是龟兹佛教艺术的一大特征，其对以西、以南和以东地区的影响，可能远比人们想象的更重要。”
从艺术表现手法来讲，龟兹地区的石窟壁画，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天竺遗法，特别强调人体的明暗效果，营造出立体感觉，这在后来的敦煌石窟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毫无疑问，从其名字就可以看出这种艺术手法来自于印度，因此也能看出当时两地之间文化交流的密切。
另外，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还发现了五幅较完整的商旅图：一幅来自114 号窟主室的纵券顶上，画面是一头毛驴驮着一捆货物，一个穿着龟兹服装的人跟在后头，驴和人都站在一只船里；一幅来自8 号窟主室的券顶上，画面为两个人，一个是双手点燃火炬的菩萨，一个是身着龟兹民族服饰的商人，旁边现出一头毛驴的头部与前腿部；一幅来自58 号窟主室纵券顶上，画面是一个双手点燃火炬的菩萨，旁边是一头满驮着货物的毛驴和一头骆驼的前半部分；一幅来自17 号窟，主室纵券顶上，画面上有三个人，一个是双手点燃着火炬的菩萨，两个是头戴毡帽、身穿龟兹民族服装、脚着尖头靴子的商人，旁边有一头满驮着货物的骆驼和一头毛驴的前半部；一幅来自38 号窟主室纵券顶上，画面上有两个人，一个为双手点燃着火炬的菩萨，一个为头戴毡帽、身穿龟兹民族服装的商人，但是只露出上半身，下半身被一头满驮着货物的牛和一头毛驴挡住。
这五幅画都是宗教画，讲的是《贤愚因缘经》卷6 中的“商主本生故事”。但艺术家在创作这些宗教画的时候，除了菩萨形象以外，其它如商人、满驮着货物的骆驼、牛、毛驴等形象，却是当时龟兹社会商旅情况的真实写照。
移植盛唐莫高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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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艾石窟正面壁画上所绘 《西方三圣图》 |
阿艾石窟：
最能体现龟兹地区和中原北方佛教文化之间交流的，是1999年发现的阿艾石窟。
阿艾石窟位于克孜尔大峡谷的山坡上。由于山坡陡，一般人不会前往。据说当时牧羊人阿布来提为了追赶一只山羊，才来到峡谷入口处，抬头望去，赫然发现对面山崖上端是一处凿挖的洞窟。
阿艾石窟壁画主要残存于左侧壁、左券腹、右侧壁和正壁，残存的壁画面积约10平方米。榜题中有“行官”的官职，其中的墨书汉文题记多达26处，多为供养人的姓名，从姓氏看有赵、李、梁、寇等汉姓，也有裴姓（喀什噶尔）和白姓（龟兹）等当地少数民族的姓氏，因此可知是由多姓的群体集资兴建。
从石窟壁画所呈现的内容多元化来看，阿艾石窟建于唐代显庆三年，安西都护府移住龟兹后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安西地区唐朝军民有三万多人，很多内陆僧人和工匠也来到这里，在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这一时期龟兹石窟壁画艺术以唐风为主并杂糅当地的绘画艺术。
阿艾石窟的洞窟形制并没有像大多数克孜尔石窟一样，采用中心柱式形制，而是沿袭了敦煌在唐代时流行的平面方形窟。
阿艾石窟壁画的人物造型，也完全是敦煌莫高窟的翻版。敦煌唐代人物一改北朝时期富于想象和夸张的风格，而是注重写实。人物造型与现实生活非常贴近，以比例适度、面相丰腴、体态健美、庄严沉静为造型风格特点。宋代董逌论唐代绘画时有一段论述：“人物丰浓，肌胜于骨……此固唐世所尚，尝见诸说太真妃丰肌秀骨，今见于画亦肌胜于骨，昔韩公言曲眉丰颊，便知唐人所尚以肥为美。”说的就是盛唐蔚然成风的社会审美风尚。敦煌壁画和出土唐代文物中的人物大抵如此，阿艾石窟的人物造型也并无二致。
除此之外，阿艾石窟壁画与敦煌莫高窟壁画相似之处还有不少。像经变画中的团花纹饰图案是敦煌莫高窟唐代最流行的图案；再如敦煌唐代绘画采用的轮廓线描，产生透明效果，这在阿艾石窟壁画的菩萨头光和药师佛的透明钵上都可以看到；另，唐代佛教壁画采用传统的中原线描法，莫高窟唐代壁画的线有起稿线、定型线、提神线和装饰线等，而阿艾石窟壁画的线描使用的就是敦煌的线描技法，特别是定型线运用的十分流畅。
可见，阿艾石窟的壁画样式、绘画风格、绘画技法等都来源于敦煌。甚至可以说是敦煌莫高窟盛唐佛教艺术的移植，是敦煌佛教艺术西传的重要实例。
不过，李崇峰也指出，整个龟兹石窟，从体系上讲，介于印度本土佛教艺术和中原北方艺术之间，艺术形式也是如此，是中间媒介体。
相关链接
古龟兹境内的石窟遗址：
拜城四个——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耶克埃力克石窟；
库车四个——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
新和一个——托乎拉克埃肯石窟。
如果将这些石窟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标志出来，就会发现，它们都在丝绸之路上。当年，龟兹境内的古道有以下几条：
一、 由长安去乌孙的路线；
二、 法显西行的路线；
三、 玄奘西行的路线；
四、 悟空西行的路线；
五、 继业西行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