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八大山人的书画互渗（上）72.2cm×146.3cm 安徽省博物馆藏 八大山人，名朱耷（1626—1705），江西南昌人，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原为明朝王孙，明灭亡后，国毁家亡，心情悲愤， 落发为僧，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廷合作。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笔墨特点以放任恣纵见长，苍劲圆秀，清逸横生，对后世影响极大。 八大山人不是单纯的书法家，而是一位书画兼长的艺术家，他的绘画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一些，只有少数人(如黄宾虹) 才认识到八大山人书法高于他的绘画。从书法史上看，八大山人的书法是画家书法的杰出代表；从绘画史上看，八大山人是精通书法的一代画家。由于他既精通书法，又精通绘画，分别在书、画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为可贵的是，他将书法和绘画两个系统相互渗透、相互联系，既能以书入画，又能以画入书，使其书法充满了画意，绘画增强了书写的意味。
47cm×1292.5cm 天津博物馆藏
以书入画 后人对八大山人艺术风格的转变看法不尽一致，对其书法和绘画风格发生变化的具体年代也看法不一，但均认为其书风和画风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其书法和绘画风格演进的两个系统联系在一起考察，就会发现两个系统是双轨并进的。八大山人在书法上有着吸纳探索、突破开创和成熟完善三个阶段，他的绘画也同样有着这样的三个阶段，且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的。34岁所绘《传綮写生册》中的书法以临摹前人为主，《传綮写生册》中画西瓜、芋、芙蓉、菊花、蕉石、石榴、水仙、白菜、墨花、梅花、玲珑石、古松，也属于习作，明显模仿明代画家周之冕和徐渭。再如其焚浮屠服前后的书法追求爽劲瘦硬、狂放不羁，突然夸张某些字的结构形成鲜明对比，此时的绘画亦以夸张变形、造型奇古为特点。如57岁画《古梅图》时，正是在书法上临习黄庭坚体和探索狂草的阶段。《古梅图》上题诗：“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诗中自责逃禅有愧于伯夷叔齐的气节，表现了末路王孙的孤独和悲愤的情绪。元代遗民画家郑思肖借梅花写遗民情结，八大亦学郑思肖画梅花，梅根裸露，干顶秃颓，枝叶稀少。构图为斜T型， 梅干偏离视觉中轴，上部梅枝从右上方向左下方斜刺过来，与根部由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形成呼应，造成一种倔强不拔的气势，这正与此时书法追求奇绝是一致的。
八大还俗前和还俗后有两个花卉册传世。还俗前的《花卉册》(上海博物馆藏)用笔单薄、用墨较淡、构图匀称；而还俗后的花卉册《个山人屋花卉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用笔苍辣，墨的浓淡对比加大，构图奇险。这也与书法风格的变化有关，还俗前画《花卉册》时，书法还是淡秀的董体；还俗后画《个山人屋花卉册》时，书法则是奇拗的黄庭坚体和狂放不羁的狂草了。 明显标志其书风、画风转变的是作于59岁(1684)的《个山杂画册》。画幅虽小，然气力弥满。此作书法与绘画对题，在空间上各占一半。书法为草体，特点是某些字骤然放大；画的是花鸟，造型夸张，特别是兔的眼睛，近似方形，圆眼睛用近似方形的手法表现，证明了画法的夸张和构图的奇特。 风格的变化是和创作主体的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末路王孙的特定身世，地破天惊的社会变化，遁入佛门又走出佛门的人生轨迹，八大山人的经历是特殊的，对生活的体验是深刻的，遭受的心理创伤是巨大的。八大山人是遗民画家，但又不是一般的遗民画家。
47cm×1292.5cm 天津博物馆藏
八大山人的特殊性还表现在晚年已从小我中挣脱出来，超越了遗民情结，成为与大化同一的艺术家。从其名字的变化可看出心态的变化： 在佛门里叫“传綮”，是为了借宗教之地保存生命；走出佛门时自称“秃驴”，心中在自嘲；晚年称“八大”，所谓“八大”，是“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 的“大我”，这个“大我’，已将自己的生命与艺术合为一体了。其书画风格，早年的匀称均衡表现了内心的沉寂；第二阶段的夸张变形表现了走出佛门后的激越心情；而晚年风格的成熟完善则是其内心世界升华后的反映。 成熟后的书画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凝重洗练、简朴自然。所谓“八大体”，以简练含蓄为特点，是一种内美。晚年书法虽然保存了原来夸张的成分，但明显的变化是用笔由繁变简、寓方于圆，减弱顿挫，减少提按，达到了人书俱老、浑然天成的境界。绘画也是如此，八大山人早中期的绘画，虽已达到了造型奇古、布局开张的特点，但从笔墨上看，率意有之，凝练不足。到了70岁后，达到了以最凝练的笔墨表现最丰富的内蕴。如同70岁后的书法寓方于圆，70岁后的绘画尽去圭角，凝练含蓄。如72岁的《河上花图卷》，绘画与书法都达到了凝重、洗练、朗润、雄浑、含蓄、空明的境界。
以书入画不是八大山人的独创。由于书画用笔同法的缘故以及书法的笔法成熟早于绘画的史实，八大山人以前的画家已开始将书法的笔法运用于绘画，中国古代的画论也多借鉴书论。尽管不是独创，八大山人却是以书入画的佼佼者。三百年来，八大山人是以画家名世的，但人们往往忽视，他的绘画成就是以其书法的深厚功底为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书法上的“八大体”，也不可能出现风格独特的“八大画”。书画兼通的八大山人十分重视书画的内在联系，他不仅在创作实践上将书法的用笔和字体的空间造型渗透于绘画，而且在理论上明确提出“画法兼之书法”的主张。他在其《书法山水册》之五题识中写道：“昔吴道元 ( 应为‘玄’) 学书于张颠贺老，不成退，回法益工，可知书法兼之画法。”方法上，八大不仅工真、草、隶、篆诸体，而且是最早以篆籀笔法入行草的书家。仅此，八大山人就已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八大山人将篆书的中锋笔法用于行楷草书，避免了唐代以来楷书用笔强调起收两端而中部疲软的“中怯”之不足，探索出一条暗合晋人笔法又适合于行草运笔的路数。这是在书法系统之内进行的，作为画家的八大山人并未仅限于在书法系统之内搞化合，而是将其在书法系统的参悟运用于绘画系统。
47cm×1292.5cm 天津博物馆藏
八大山人的以书入画，不是简单的书画拼加，也不是把绘画变成纯抽象的符号，而是将书法语言因素渗透到绘画中去，使绘画语言更加丰富。书和画虽然都属于视觉艺术，都有意象的因素，但分属两个系统，书法以抽象的文字符号为表现媒介，而绘画则要“应物象形”。 八大山人既深知“书画道殊，不可浑诘”， 又意识到画法可以兼之书法，在创作实践中将书法的笔法和空间构成渗入绘画之中。八大山人的以书入画主要体现在晚年，在其早年的学习阶段，尽管书法和绘画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两个系统的联系不密切还属于各自为战。大约在60岁后，以书入画的迹象日益突出。他的以书入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书法丰富而内敛的中锋行笔运用于绘画的挥写，二是用书法抽象的空间构成处理画面的造型布白。越至晚年，八大山人的绘画笔墨越显得朗润浑厚，这得力于把篆书含蓄有力的笔法融入绘画之中。
清 朱耷 《河上花图卷》之三（局部） 64岁的作品《鱼鸭图卷》笔触趋向圆和，约65岁的《荷塘戏禽图卷》为“圆弧皴”，用中锋表现石壁，66岁的《鸟石杂画册》笔触浑厚，69岁时的作品可以看出有了篆书笔意，到了72岁的《河上花图卷》，更是篆书笔法，荷梗是直接用朗润的篆书笔法写出的。八大山人晚年喜画山水，也多以中锋用笔，画法勾勒多于皴擦，树石圆厚。前面已指出，八大山人在造型上是极尽夸张变形的，画石上大下小、画鸟鼓腹缩颈、画树干上粗下细，给人一种危立不稳的“失重”感，而稳健圆润的中锋用笔又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失重”的压力。奇古造型和稳健用笔的结合，既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又经得住反复品玩。
47cm×1292.5cm 天津博物馆藏
八大山人绘画奇古的造型，也可看出与其书法的空间结构有着许多的相似。石的上大下小，鸟的鼓腹缩颈、弓背露一足，树干的上粗下细等失重造型都能从其书法结体的空间结构中找到渊源关系。从其书法作品草书五言联“采药逢三岛，寻真遇九仙”和《安晚册》中的“安晚”二字及晚年经常书写的“涉事” 等墨迹中，可以看到八大山人在安排字体空间时，常常是上大下小，或中间宽阔上下两端收缩。明白“画法兼之书法”至理的八大山人将这些书法上抽象的空间结构转换到绘画的造型，形成了不同于前人的个性特征。再进一步观察，八大山人绘画构图的图形在指向上往往指向右上方，以小圆弧联结两段基本对称的弧线，其实在他的书法结体中，也有着两段弧线合围的、指向右上方的梭形空间。在笔者看来，这也是八大山人以书入画、将书法的图形运用于绘画的一个方面。 （摘自荣宝斋《艺术品》，文/ 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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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朱耷 《河上花图卷》之一 （局部）
清 朱耷 《河上花图卷》之一 （局部）
清 朱耷 《河上花图卷》之二 （局部）
清 朱耷 《河上花图卷》之二 （局部）
清 朱耷 《河上花图卷》之三（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