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西门庆的家在县前街，山东清河县没有县前街，绍兴的县前街自古到今一直存在。排比小说的情节发现，从西门庆家到其祖坟有这样一条路线：县前街→东街口→沿东街西行→大街东口→过牌坊、沿大街南行→南门，从西门庆家到灯市去玩的路线是：县前街→大街→大街口→狮子街，狮子街是很多情节的发生地。“巧”得很，不仅县前街，东街、东街口、大街、大街口、狮子街、南门等，都为明代绍兴府城所有。
潘承玉 (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越文化研究，在明清小说名著、明清之际爱国文学、越地文化史研究等方面用力尤多）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至少创造了几个第一
好多人一提《金瓶梅》，就会说那不就是部色情小说吗？在这里，我必须给大家进行一点最基本的学术普及。简单说来，《金瓶梅》的基本定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这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中国先进学术界的共识。
1903年，佛学大师苏曼殊就提出，“《金瓶梅》之身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一起是中国三部最伟大的小说。1914年，上海的一个学术杂志又发表文章说，“中国小说最佳者，曰《金瓶梅》，曰《水浒传》，曰《红楼梦》”。
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学者也大概是从上个世纪初就开始对《金瓶梅》价值进行发掘。日文、德文、法文、英文、韩文等多种外文译本陆续出现，各国《大百科全书》有关中国文学的辞条也都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正是出于中外学界的共识，《金瓶梅》的研究才成为“金学”，近年更日渐取代“红学”，变成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显学”。举个数字来说明，迄今召开的全国《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和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均达到10届之多。
在我看来，把《金瓶梅》看作伟大的小说至少有几大理由。第一，它是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独创性的长篇小说。在《金瓶梅》之前，我们的小说都不是个人独创的。比如说《三国演义》，从魏晋就开始酝酿，南北朝以来很多有关的传说被人搜罗、记载下来，唐宋开始的说唱艺术、元代的戏曲，都在演绎三国兴衰故事；一直到元末明初，才有人根据一千多年来的历史材料、民间传说、戏曲和话本小说，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写成了一部《三国演义》。第二，它是第一部以家庭生活和世态人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此之前的小说都写帝王将相和神仙妖魔的故事，没有人想到要写身边的事情，把眼前的生活、身边的朋友、邻居等都纳入小说表现的范围。《金瓶梅》开创了表现普通人生活和庶民世界的小说新天地。第三，它是第一部具有细腻写实主义创作特色的长篇小说。十六世纪问世的《金瓶梅》对市井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达到前所未有的细腻逼真程度。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西方基本可算现实主义创作的长篇小说是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它既比《金瓶梅》晚出约一代人时间，实际也并未达到它的细腻写实主义表现水平，只是粗线条的现实主义；西方普遍达到《金瓶梅》的细腻写实主义还要等到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由此足见《金瓶梅》的细腻写实主义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小说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第四，《金瓶梅》是第一部通过审丑来实现审美的长篇小说。就像法国伟大的雕塑家罗丹，他没有创作断臂维纳斯那样的极美典型，他喜欢通过表现丑来实现审美。比如说他有一件有名的雕塑作品《老妓女》，塑造了一个衰老干瘪、丑陋不堪的暮年妓女，让人一睹之下不免想到这个妓女一生该经历多少肮脏，遭受过多少侮辱和蹂躏，多少男性曾经在她身体上挥洒过情欲，这些挥洒又形成了怎样的罪恶。这件雕塑作品由此会唤起人们对丑恶的唾弃和对维纳斯那样美好形象的遐想和缅怀。《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部小说。第五，它是第一部深刻表现了人性的复杂性，特别是两性关系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人类性爱真理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的人性圣经。第六，《金瓶梅》是第一部实现人物立体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小说。过去的小说基本都是扁平化、单一化、类型化的形象，《金瓶梅》第一次做到了性格塑造的立体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等等。
《金瓶梅》是绍兴人写的，证据多得不得了
要证明《金瓶梅》是绍兴人写的，证据简直“罄竹难书”。我把它归结为五类。第一类，明代大文学家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的《游居杮录》提出，《金瓶梅》这部“极佳”小说，“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致”——这和今天见到的文本完全一致，是一位“绍兴老儒”“慧人”所作。
第二类证据，《金瓶梅》所写的地理原型是在绍兴。这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一些重要、特殊地名在绍兴。比如小说主体故事之前写到刘邦和戚夫人、项羽与虞姬的故事，有两句诗，“戚姬葬出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虞姬墓田也就是虞姬庙。《康熙会稽县志》卷十四载：“虞姬庙，在平水。”作品中还反复写到一个报恩寺。报恩寺是西门庆一生罪与罚的见证，“报恩寺”真正的寓意就是“报应事”。我们查绍兴的地方志，宋、元、明各代绍兴府城及其属县有多处报恩寺。第二，小说写到的官府衙署和行政建制其原型都在绍兴。比如小说写到西门庆所在的山东清河县有察院、盐运司、工部、提刑院、都监、帅府、钞关、盐场等。小小的县城怎么会有府级以上城市才有的建制，内陆的清河又怎么会有盐场呢？原来这些衙署机关在绍兴都有。小说还写到西门庆在家请客，来了山东“两司八府”官员。“两司八府”无论和宋代还是明代的山东都对不上号，和全国其他任何地方的行政建制也对不上号；唯一能对上号的只有明朝绍兴府的“两分司八县”，它是明朝绍兴府两分司八县行政架构的递升一级放大。第三，小说写到的城池内部格局与周围景观，与明朝绍兴府城的格局完全吻合。小说中西门庆的家在县前街，山东清河县没有县前街，绍兴的县前街自古到今一直存在。排比小说的情节发现，从西门庆家到其祖坟有这样一条路线：县前街→东街口→沿东街西行→大街东口→过牌坊、沿大街南行→南门；从西门庆家到灯市去玩的路线是：县前街→大街→大街口→狮子街，狮子街是很多情节的发生地。“巧”得很，不仅县前街，东街、东街口、大街、大街口、狮子街、南门等，都为明代绍兴府城所有。其中的“大街”就是我们今天的解放路，也就是古代绍兴府城内的山阴大街和会稽大街，它确实既和县前街、东街相连，又和狮子街相连。古代绍兴府城以中间的府河为界，西边的傍河大路叫山阴大街，东边的傍河大路叫会稽大街，后来合到一起，就成了今天的解放路。狮子街在哪？就是今天的鲁迅西路。10多年前那里还有个狮子街居委会。我第一次看到狮子街居委会的牌匾激动得很，发现原来狮子街就在这个地方。还有小说写到西门庆家的祖坟在南门外，绍兴自古以来很多城里人的祖坟也都在南门以外的地方。
第三类证据，大量特色物产都在绍兴。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绍兴酒的描写。写到几个市井小人物给别人送礼，送了几瓶“老酒”；又两次写到西门庆在家吃同僚送来豆酒，“碧靛般清，其味深长”，当为上等佳品。查明代地方志，豆酒和老酒是明代绍兴人喝的两种代表性的酒，在底层社会比较流行的是老酒，达官贵人家里喝的是豆酒。小说还出现大量绍兴饮酒名目，如看灯酒、上坟酒、会亲酒、寄名酒、满月酒，大量与酒相关的绍兴菜如糟鲥鱼、糟蹄筋、糟笋、糟鸭，特别还写到绍兴人标志性的服饰毡帽。
第四类证据，主要民俗属绍兴，如岁时习俗中的元宵习俗、清明习俗、端午习俗，丧葬习俗中的“摔盆”“跨坟烟堆”，文化习俗中的宣卷、唱莲花落等。
第五类证据，关键方言属于绍兴，如存在绍兴方言的人称系统，如舅母有“吴大妗”“大妗子”，接生婆有“蔡老娘”“邓老娘”“屈老娘”，买卖的中介人称“中人”，市井骂人的叫法有“小娘养的”；表层方言中一再出现标志性的绍兴方言“伊”，如“跟伊家人苗青共谋”“不料伊又娶临清娼妇”等。
此外，还有很多从其情节发生地山东清河县来看无法理解的情节，如“杭州刘学官”“杭州赵霆知府”一再出入西门庆家，西门庆家里女性打扮都流行杭州女性发型，如“拖着一窝子杭州攒”“挽着杭州攒”“头上挽着一窝丝杭州攒”等。杭州的官员怎么会轻松频繁地跑到一两千里外的清河县门前土财主家，清河县门前土财主家的女子又怎么会总以杭州流行的发型为时髦？这些情节如果看作绍兴作者无意识地暴露了自己惯常的空间观念，就容易理解了。情节可以虚构，生活不能创造。作家要替情节中的人物安排生活，他们衣、食、住、行如何如何，这些都无法完全虚构，都有意无意要根据自己身边的生活状况去设计去下笔。
绍兴谁可能写《金瓶梅》呢？实际上只有徐渭最吻合
既然这部作品一定是绍兴人写的。那么，这是绍兴的哪位先贤呢？找来找去，实际上只有徐渭才最吻合。这也有五大理由。
第一，早期抄本所有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徐渭。万历年间《金瓶梅》的传播存在三条重大线索。几大线索指向万历十七年探花及第的绍兴人陶望龄才是问题的关键。但陶望龄自己不喜欢小说创作，所以由他再往前追，就只有徐渭，找不到其他人了。陶望龄是徐渭晚年的忘年知己，他是徐渭文学才华的最早推崇者。陶望龄的外祖父家、岳父家和自己家都与徐渭有很深的交情；在徐渭去世前后3年，陶望龄一直乡居在家，参与了徐渭丧事的办理和遗作清理，我们今天读到的《徐文长三集》也确实是由陶望龄整理、刊刻行世的。
第二，只有徐渭具备《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一是籍贯条件，这不言自明。二是时代条件，《金瓶梅》这部作品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讽刺明朝嘉靖年间的奸相严嵩的，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的定稿时间是在万历十七年以后，徐渭一生的主要生活时代正在嘉靖晚期到万历二十一年。三是才华条件。比如小说写到大量宋元乃至明代当代的戏曲，而且多处地方写着写着就写成戏曲剧本了，完全不像小说，如果不是研究戏曲的学者和剧作家，不可能有这样的戏曲积累和戏曲创作趣味。
第三，只有徐渭具备创作《金瓶梅》的动机。《金瓶梅》表面上接受《水浒传》的框架，讲的是北宋末年的事件，实际上是借宋喻明，以北宋的奸臣蔡京来影射嘉靖年间的一代权臣奸相严嵩。作家为什么要骂严嵩，种种措辞显示对严嵩十分憎恶？原来，在严嵩左右嘉靖政坛达20余年期间，一直存在一个正直士人不断前赴后继、怒斥其奸的反对阵营，其中又以“越中四谏”“上虞四谏”等相当一批绍兴知识分子为最持久坚韧的力量，当然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重，贬官、撤职、监禁、斩首，均颇有其人。“越中四谏”中最卓越也最不幸的是沈炼，他以最彻底而顽强的抗争而一遭贬官，二遭流放，三遭以判国罪斩首，两子也被活活杖杀。沈炼和徐渭是什么关系？两人是当时绍兴府越中十子社志趣相投的好友，也是至亲。徐渭一再为沈炼的不幸遭遇愤懑不平。徐渭完全具有借创作《金瓶梅》替沈炼鸣不平的动机。
第四，《金瓶梅》的文本与徐渭的文字相关性最大。把《金瓶梅》小说和徐渭写过的文字对照一下，发现大量的人名在徐渭的作品里都写到了，诸多生活细节、游戏笔法、形容惯例都如出一辙，甚至小说写西门庆的外表，都基本上是照徐渭自己的样子去写的。
第五，《金瓶梅》女性观的正反两面与徐渭的女性观与“祟”疾，也就是确实存在的精神分裂，也最吻合。
讲堂
绍兴
（以上内容来自潘承玉教授在绍兴图书馆“越州讲坛”上所作的主题演讲，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文有删节）
（记者 徐霞鸿 根据讲座现场录音资料撰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