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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出版之际

 文山书院 2014-11-24

在“马王堆学”园地中耕耘

——写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出版之际

刘钊 《 光明日报 》( 2014年11月24日   15 版)
3号墓签牌
拼缀后的马王堆帛书

    今年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四十周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近日出版了。该书共七册,其中整理图版和原始图版三册,释文和注释四册。这是马王堆汉墓简帛资料第一次全部集中公开面世,也是马王堆汉墓简帛资料的图版第一次全部以高清全彩的形式示人。

 

    20世纪70年代初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三座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为世界展现了一幅汉初社会全方位的真实图景,其价值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简牍帛书,是马王堆出土文物中的重中之重。这些书除了少部分有传本或近似内容流传下来外,大部分都不曾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从3号墓的简牍帛书出土之日起,学术界就开始了对这些简牍帛书多角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是这一研究的集大成者。即使用今天的学术水平来衡量,这三本书的学术质量也是相当高的,尤其在利用传世典籍与帛书对读参照方面,在没有任何电子检索的条件下,全靠手工翻查和对古书的熟悉,能做到与今天用电子检索的结果相近的切合度和准确度,更凸显了前辈学者扎实的功力。但是除了这三本书,马王堆简帛还有不少内容没有公布或在其他著作中零星公布,另因照相和印刷条件的限制,也留下了不少缺憾。近20多年来,马王堆汉墓简帛资料整理和出版滞后,有很多“马王堆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不断呼吁尽早整理公布全部资料。

 

    有鉴于此,2008年,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中华书局联合组织研究人员分别对50多种简牍帛书进行整理,包括拼对残片,新写释文,撰写说明和注释等工作。六年整理工作的结果,就是这部《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作为该书整理工作的主要参与者,我想把整理撰写工作中的点滴收获和通过整理工作产生的两点感受写在下边,供对此书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整理工作的一些收获

 

    3号墓的帛书边角部分腐蚀粘连严重,出土后就像是一块“泥砖”。因提取竹简时的一次失误,对帛书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加上揭裱拼合及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自然断裂等原因,使得帛书残断严重,“千窗百孔”,有些小碎片比小指头还小,裱在一张纸上有几百个之多。整理帛书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碎片的拼缀,其中包括新缀和对旧缀错误的改缀。拼缀碎片,要熟悉所要拼缀的帛书的内容、字体,需要对残字笔画的大小、正侧,对笔画的走向,墨色的浓淡等因素观察细微。这次的重新整理工作,几乎每篇帛书都有新缀或对旧缀错误的改缀,仅陈剑负责的《周易》部分,就新缀、改缀、缀入补足130多片,这使得新释文更为全面准确。此外,这次的重新整理利用彩色照片,在释字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新释和改正旧释错误的地方也很多。在句读、通假等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

 

    3号墓帛书因折迭并长期泡水,使得字迹向上、向下或透过帛向上或向下沾染浸润,分别产生了“倒印文”“反印文”和“渗印文”。此次整理,对这一点给予了充分重视,因此补出了很多字,在拼缀残片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

 

    这次对3号墓帛书的重新整理,让我们对古代用帛写的“书卷”的各种外在形式、折迭存放方式、空白页和衬页的样式和使用方法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是可以填补中国书籍史上某些空白的新知。

 

    在整理中还对个别帛书的分卷和命名进行了修正。如原定名为《杂疗方》的一篇,其实应该分为两篇,虽然两篇都抄写在同一卷上,但是中间还是有一定的间隔的。第一部分是专门讲“房中”的,我们命名该篇为《房内记》;第二部分是专门讲“驱除和治疗蜮毒”的,我们将其改称为《疗射工毒方》。如此重新命名并明确了所治之症后,原来很多对方中用药的模糊认识就可以澄清了,对方中所用之药的药理药性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

 

    3号墓帛书中有很多术数类的书籍,其中如《阴阳五行》《刑德》等内容很难懂。负责整理这部分帛书的程少轩发现,《刑德》的有些内容是根据秦汉时期的实际战例编排的,这样就使得这些本来看上去干瘪无趣的记载,一下子透出了内藏的史影,从而变得光彩异常。

 

    当然,这次重新整理工作中的收获远不止这些,以上所谈只是举例性质的个人之见,相信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人都能从书中找到新发现和新的兴奋点。

 

整理工作的两点感受

 

    在整理马王堆汉墓简帛的工作中,笔者萌生了很多感受,现就其中感受较深的两点略述如下。

 

    当面对大宗的出土资料整理工作时,最好要采取集中力量,集中时间的方式。由《集成》主编、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率领的复旦研究团队集体攻关,两次远离家门进行较长时间的集中研讨。或针对某一篇帛书集体认字、揣摩理解文意;或针对某一人的整理文稿集体提意见和修改建议。互相提意见时不论长幼尊卑,一切以学术为依归。这些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第一次公布的《木人占》,文字模糊且潦草,原整理者只能认出30%左右的文字,经我们研究团队的集体集中辨认,释出率已达90%以上。然而,团队中有的人需要上课,有不少人承担着集体或个人的其他项目,因此“集中时间”很难保证。因出版时间的限制,不得不尽快交稿,留下了一些遗憾。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20世纪80年代,我的老师姚孝遂先生率领吉林大学的研究团队,驻扎浙江省博物馆,在两年的时间里编成《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两部甲骨学大型工具书的事。那才真正是既“集中力量”,也“集中时间”。至今这两部书一直是甲骨学研究者经常翻查的案头必备。正如姚孝遂先生所说,当时如果不远离家门集中力量和时间来做,真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当今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日趋精密化,这首先表现在对资料信息的处理、提取和著录的手段上。随着数码技术和出版印刷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提升,一方面在研究上对资料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数量全、质量高的资料信息,也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充实了研究的学术含量。譬如原来著录简牍时只照简牍的正面,自发现简牍背面常常会有记录简序的划痕后,简牍背面的信息也变得不可或缺。用红外线照相和扫描处理简牍也已逐渐流行,这使得很多模糊不清的字迹变得可识易认。这些事实提示我们,在处理和提取资料信息时,应该本着尽量全,或宁全勿缺的原则,因为有些资料信息即使当时用不上,说不定何时就有可能因技术的突破或研究角度的拓展从而发生作用。而如果忽视这一点,没有在早期及时处理和提取更多的信息,待资料本身日渐衰朽残灭后再想重新追寻一些信息,恐怕就已悔之晚矣。在考古学领域这类教训实在是不胜枚举。由此我们会想到当初发掘整理马王堆帛书时,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手段,譬如提取时没有破坏到帛书,揭裱时有录像,有严密的登记和记录,有及时的红外照相等,那如今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就会远不止今天这些。当然,我们不该以今天的条件苛求当初,不过以古鉴今,记住历史的提示,在今天面对资料时,在处理、提取和著录资料时尽量做到完善周全,就变成是必须的了。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辑出版,只是“马王堆学”研究征程上的一个节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碎片拼缀、文字考释、词义训解,尤其是文意推阐、意义抉发等工作,可以预期一定不可限量。(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裘锡圭 主编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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