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的读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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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读课外书为必修课

  “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单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做学问的人不去“自发”地阅读课外书，文不识理，理不通文，最终将制约学术的创新。
    在梁启超看来，读书有精读泛读之分。“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

王国维：
有批判地读书

      为了解决日夜困扰自己的人生问题，王国维决定研究哲学，并首先从包尔生的《哲学概论》和文德尔班的《哲学史》入门。
     读书时不可缺少批判性思维。王国维深谙此道，他说：“如果缺少观点，缺少见识，读书再多，也不会对自己的学问有补，而只会使自己迷失在浩瀚的史料中而不能自拔。”如他对戏曲的定义（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即是从大量资料中提出，并借为一种标准，重新审视中国戏曲。

陈寅恪:
有校勘、有批语

    陈寅恪有一个读书习惯——在书上圈圈点点，其中有校勘、有批语。
    不唯书，敢怀疑。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和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陈寅恪在诗中说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这个“不肯为人忙”，指的是读书求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受已成观念的约束，要有创见。

赵元任：
熟读成诵

    在《赵元任生活自传》中，赵元任这样记述小时的读书经历：读诸子诸经时，“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过一会儿，过一阵，过几年，我就不知不觉地懂起来。有句老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给它改几个字儿可以说：‘熟读经书十三部，不通文章也会通。’我好些书都是先背熟了，后来才慢慢儿懂的。”
    （节选自2011年3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