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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重构之三

2014-11-26  昆仑山的...

契约就是合同,是交易双方或多方对某事某物协商而相互约定好的承诺或凭证。在商品经济中,契约是商品交换关系的基础,是商品交换得以顺利实现的基本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更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支撑,是人们共同利益和要求连接的前提,任何进入市场交易的主体,包括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履行契约,并受契约所体现的法制的保护,违犯了契约,就要受到惩罚。

契约的订立需要以平等自由为前提。订立的双方是在地位平等、不受干扰和强迫、相互意见一致或合意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契约缔结后即明确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保证了交换活动正常进行的具体标准。任何缔约方都必须遵守,否则就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和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干扰和破坏。因此,契约精神包含了平等、自由、民主、协商等内涵的价值理念,它包括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和契约救济精神,体现了一种平等、尚法、守信的精神品格。

契约行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经济行为,它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内容。任何一种人们的经济行为,都反映一定的文化品质。就契约行为来说,人们又了文化上的理解和信任,才会互相建立契约关,而契约的履行,也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和法律的共同认定并忠实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是契约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换句话说,契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关系,是法律的具体化、生活化,法律为契约提供指导,并具有契约或约定的特征。契约精神也体现了法律精神。

契约精神或者说契约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契约文化在西方成为主流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契约文化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关于正义的论述,特别是提出交换正义的概念就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不得损人利己是交换正义的基本原则。现代契约精神是从自愿交易理论推演而来。在希伯来《圣经》中,对于“人神立约”,即犹太初民与上帝的契约关系,至少有三次“立约”的记载。德国和法国思想家康德、卢梭发展了契约思想。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他提出,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契约。政治权力源于自愿的“公约”而非“强力”,政治权力应产生于平等而非服从的公约。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社会秩序来源于共同的原始、朴素的约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契约文化渗透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西方人对“契约”、“合约”强烈重视,只要签订了协议或合约,那就100%遵守,可以说西方的商业文明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治理与平衡也依赖于契约精神的维系。

中国文化其实很早就有了契约精神。甲骨文中就有契约。中国有很多俗语、成语里就有契约精神,如,“一言九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必行,行必果”,等等,就是说话要算数,立德、立言是立社会之本。但是这种契约精神在中国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相反却不断地受到冲击和破坏。这是因为,中国本来是一个农业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因而成为商业交易基础的契约精神就没有建立起来。同时,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以宗法制度和血缘关系来维系的,个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的人格难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靠“关系”、“感情”、“熟悉”取得的,对陌生人则充满着怀疑和不信任。另外,中国文化传统是讲“身份”、“地位”的,人与人之间并不平等,社会秩序主要靠“伦理”和“权力”来维持,因而人们的契约意识非常淡薄,契约精神极其缺乏。

中国社会契约精神的缺乏,主要表现就是不守规矩,不诚信,重礼仪,轻规则,特权意识浓厚,权力大于契约和法律,不知平等为何物,崇尚“聪明”、“智慧”。买票不排队,随意加塞;对红灯熟视无睹,“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中国式过马路);车辆急速前进,行人见缝插针穿梭于车流之间的“人车大战”不断上演;与外国人谈判,讲“智慧”,耍手段,钻空子,搞“小聪明”;办事讲“潜规则”,善于“变通”,蔑视制度,朝令夕改;商业搞欺诈,不履约,相互拖欠,“三角债”司空见惯,可以不执行合同,随意违犯约定,撕毁合同……

契约文化的缺失主要是特权崇拜,对规则的不在乎,认为特权可以绕过规则,或者规则对他们不起作用,对制度毫无敬畏之心,对规则毫无恪守之意,觉得权力大于规则,权力高于制度,谁的官大,谁就有真理;谁的官大,谁就有学问;谁的官大,谁就可以说了算。长期的这种文化熏陶,权力本位的价值观就渗透在平民的潜意识中,导致权力崇拜的文化心理。

英国史学家梅因曾指出:“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契约精神文化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契约仍是市场经济之魂。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没有了契约精神,又怎能保持社会的秩序?没有了契约精神,就没有信用;没有契约精神,就没有真正的文明;没有了契约精神,社会就会充满了欺骗。中国社会目前急需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从讲关系人情向讲规则转变。只有遵守规则,中国才能融入国际。

弘扬契约文化的首要内容,就是要让契约成为公民的一种信仰。契约精神的现实体现就是规则和“法治”意识,就是要真正发挥“法治”的基础性作用,使法治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各阶层的民众不断增强法治意识。这样的意识体现在,公民对规则和法律有着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并通过契约、规则和法律的途径和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化解矛盾纠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树立契约精神,全社会养成规则和法治意识,以规则和法律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就要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大家在社会都享有独立的身份和地位,既享有规则和法律所确定的权利,也赋有承担规则和法律所明确的义务。人与人之间只有讲规则和契约,才能得到大家是信任。因此要造成讲规则、重合同、守信誉光荣;不守规则,耍聪明、老于世故者可耻的氛围,从内心深处树立起规则的权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养成按规则和法律办事的习惯,自觉地履行协议和执行规则。正如卢梭所说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契约文化的形成,更重要和有效的,还需要规则和法律的完善以及强有力的执行。契约精神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缔结契约的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互为履行权力义务,无人有超越契约和法律的特权。为了达到契约的平等精神,违背契约者要受到制裁,受损害当事人将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救济。真正形成契约文化,就需要社会规则和法律的硬约束,政府、个人、企业都必须不折不扣地履约,让认真履约执行规则者得到应得的利益;让不按规则办事,投机取巧的“聪明”人得不到应有是利益,占不到便宜,甚至亏本,受到惩罚。我国许多地方交通规则之所以混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我遵守规则别人也许不遵守规则,我就会吃亏,谁守规则谁倒霉,按规则办事会被视为愚蠢,违背了规则也不会受罚。可见规则的严格执行是规则意识培养的基础。中国的许多事情,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没有得到有效执行,“法不责众”、“束之高阁”,因此“聪明人总是占便宜,老实人总是吃亏”。所以,中国社会,契约精神的树立,不能光靠提倡,教育,关键是要切切实实地实行,将履约与否与利益挂钩。只有社会规则和奖惩机制得到落实,才能促进和引导人们诚实守信,才能脚踏实地地艰苦奋斗,才会使我们的社会减少许多矛盾。践行契约精神,要让好人终得好报,老实人不吃亏;要用明规则来消灭潜规则,让“聪明人”没有市场;用规则约束权力而不是权力统治规则、改变规则;人人都用规则和法律来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责权利三者相互联系制约,坚守承诺,保证结果。契约必须履行,这应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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