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层累”形成说考辨

ywm77 2014-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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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层累”形成说考辨

杨朝明，魏玮

摘要：在学术界逐渐摒弃《孔子家语》“伪书”说的同时，仍有学者认为《家语》是由《说苑》等文献经孔安国等人之手“层累”而造成的。通过对比分析《说苑》与《家语》两者互见的材料，将有助于我们对该问题的再认识。同时，此类研究方法混淆了后人主观作伪与客观整理之间的区别，应该启发我们对古籍研究方法的反思。

近年来，随着地下文献的相继面世，《孔子家语》“伪书”说已经逐渐为学术界所摒弃，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联系出土文献研究《家语》的成书及其文献价值。与此同时，仍有学者对《家语》的成书和可靠性问题持怀疑态度，例如宁镇疆教授在《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刊登的《〈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一文就比较能够代表前述态度。其实宁镇疆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孔子家语》的相关学术动态，经过研究出土文献，宁教授在2004年曾经撰文称定州八角廊汉墓《儒家者言》不能完全解决《家语》的真伪悬案，反而更能说明《说苑》的价值所在，并称《儒家者言》“介乎《说苑》与《家语》之间，具有一定的过渡性。”[1]宁教授的《家语》“层累形成”之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一文中，宁教授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提出的通过考辨古书进而探究古史的主张”这一“不二法门”为指导，从阜阳双古堆出土的一号木牍上记载的章题出发，对比今本《家语》，得出了一个结论：“从出土文献到《说苑》再到《家语》，存在梯次演进的痕迹，而《家语》处于最末一级，因此在版本学上是‘晚出’的”，而且《家语》的改动是出于孔安国之手，由于孔安国对构成《家语》的材料的“态度仍然是‘信’超过了‘疑’”，从而导致了“孔子形象也经历了一个再塑造的过程——由‘文献’的‘层累’到‘历史’（包括人物形象）的‘层累’。”换言之，他认为《家语》的记载存在真实性的问题。

纵观宁教授的上述著述，我们不难发现，所谓联系出土文献的研究不过是为将《说苑》与《家语》相联系而已，而且，其结论最终归结在《家语》是由《说苑》等书“层累”而成这一点上。因此，对比研究《说苑》与《家语》两者互见的材料就显得殊为必要了。而且，以宁教授的观点为代表的、对《家语》成书与可靠性问题抱有怀疑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归根结底，这主要是由于混淆后人对古籍的客观整理与主观作伪之间的差异造成的。本文将通过分析《说苑》的编写特点，比较《说苑》与《家语》两书互见的材料，来辨析所谓的《家语》“层累”说。我们期望通过以上研究能够对涉及《孔子家语》价值评估的重大问题得到正确的认识。

一．《说苑》的编撰特点及其与《家语》互见之材料归属问题

今本《说苑》是在一个具体目的的指导下编撰成书的，是具有一定体系性的著作。诚如我们所知，《说苑》是汉代著名学者刘向利用他校对秘府藏书的机会，广泛搜集材料而写作的。很明显，刘向的《说苑》是以当时在意识形态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来统筹编排的，以为统治者提供教育为目的。关于这一点，《汉书·楚元王传》中的记载有所体现：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从这段材料来看，刘向是因为看到当时政治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统治者奢靡、外戚逾制等情况，希望能够对皇帝进言，于是做《列女传》、《新序》、《说苑》等“以戒天子”。

今本《说苑》共有二十卷，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说苑》首卷开宗明义记述晋平公问“人君之道如何”，此后整卷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第二卷《臣术》一开始就说：“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可见，第二卷是上承《君道》谈为臣之道，而为臣必须要“有益于国”、“有补于君”，这样就与前一篇联系在了一起。从《建本》开始，《说苑》的论述开始转向修身之道。当然，这种修身之道是儒家提倡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之道。所以，该卷开始的两段文字都在谈“春秋之意”，谈“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第三段则是与《家语·六本》开篇相同的一段“孔子曰：行身有六本……”，这段话分析了修身与治国、治天下的关系，正是《说苑·建本》的中心思想的展开表述和深度挖掘。此后的《立节》到《敬慎》都在谈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道理。从《善说》到《指武》则是一些作为统治者必须具有的才能和见识。《谈丛》、《杂言》、《辨物》三卷则是一些材料的堆叠，这些材料都是有关于前面各篇的思想和主题的材料。最后两卷是《修文》、《反质》，很明显，其思想取自《论语》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其中，《修文》谈了一些礼仪方面的东西，而《反质》则更多地从历史的角度来谈国君、天子的内在修为。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显然可以断定《说苑》全书是一个有机整体。

这里有一个问题。宁教授提到的双古堆一号木牍的第4“孔子之匡”、第15“子曰丘死商益”、第19“子路行辞中尼敢问新交取亲”、第21“子曰里君子不可不学”、第22“子曰不观高岸”，第41“孔=见季康子”、第42“中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第44“子路行辞中=尼=曰赠汝以车”等八个章题都见于今本《说苑》、《家语》，但是，这些章题在两书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其中第4、15、19、22、42、44六个章题在今本《说苑》的《杂言》篇中，而在《家语》中它们则分别属于《困誓》、《六本》、《子路初见》三篇。那么，为什么在《家语》中处于不同篇章的材料，在《说苑》中却被堆叠在《杂言》之下呢？这是因为刘向在编写《说苑》的过程中，参考了秘府所藏的包括《孔子家语》在内的图书[3]。其中有一部分记载可以为他的理论提供足以借重的依据，但是刘向又不能完全确定这些材料应该归属哪个篇目之下，于是他就将这部分材料统一到了《谈丛》、《杂言》、《辨物》这三卷中。另外一些可以很好地融入他的理论体系和《说苑》的整体结构中的材料，则被他充分吸收进了其他篇章中。这就造成了相当多的《孔子家语》中的材料出现在《说苑·杂言》中。我们可以从《谈丛》、《杂言》、《辨物》这三卷中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杂言》记载了孔子绝粮于陈蔡之间的言行，这些记载显然是不可能归类到《说苑》中其他任何一篇的，因为刘向这样的编排是为了上奏汉代君主，希望起到教育作用，而君主基本上是不会遇到这样极端困境的，而且，《说苑》中的大部分篇章都与绝粮于陈蔡之间的主题不相符合。但是，这段记载本身体现了孔子的志向和修为，这种内涵与刘向编《说苑》的主题、目的并不抵触，相反，这些记载对统治者还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可以使得统治者知道修身的道理、知道君子固穷的品格以及举贤任能的必要等，所以刘向是不会放弃这些记载的，于是他将之编排到《杂言》之下。反观《杂言》，其题目紧扣“杂”和“言”二字，“杂”说明了材料之间、该卷与全书之间的关系，“言”说明了该卷所记载的内容类型多为言谈论说性质。由此可见，《说苑》的《谈丛》、《杂言》、《辨物》这三卷存在附录的性质。

综上所述，刘向作《说苑》是为了进献皇帝，这种编撰特点就决定了《说苑》必然是逻辑清晰、联系紧密的整体。而且，如前所述，由于《说苑》在组织和编排材料方面存在一定思路，所以两部书中互见的材料分属于不同篇目下的情况的出现是十分正常的。总之，以《家语》较《说苑》在组织材料和篇章结构等方面更具逻辑性为依据，证明《家语》由《说苑》“层累”而成书的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

二．《家语》与《说苑》对相同材料的不同处理方法

既然《说苑》具有向皇帝进言的编撰目的，而且是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整体，那么，《家语》与《说苑》对相同材料的处理方法也就必然会有所不同。要了解这一问题，我们首先从《说苑·建本》谈起。

《建本》是《说苑》的第三卷，这一卷先引用孔子的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4]这样也就确定了所谓“建本”的“本”究竟是属于什么范畴的概念。然后该卷又指出“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接着便从“慎始”展开论述，此后再引用孔子的话来论证人必须要做到“六本”才能被称为君子。这一段论“六本”的文字也见于《家语·六本》。

这里最主要的不同出现在下文。《说苑·建本》在此后还有一段解释说明性的文字：

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父道圣，子道仁；君道义，臣道忠。……夫君臣之与百姓，转相为本，如循环无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行成于内，而嘉号布于外。是谓建之于本，而荣华自茂矣。君以臣为本，臣以君为本，父以子为本，子以父为本，弃其本者，荣华槁矣。

这段文字一再解释前面“六本”的重点在于君臣、父子，尤其在于“孝”。此后，该卷开始排列材料以便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材料例如“子路养亲”、“伯禽、康叔见周公”、“曾子芸瓜”等，这些无一例外都与“孝”以及君臣、父子关系有关。这一点集中体现了刘向之所以编《说苑》是为了汉代政权服务的初衷。反观《家语·六本》，在介绍完何为“六本”之后，就转而论述“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意在说明对“六本”的这种重视正是君子修身的“苦口良药”。《说苑》与《家语》在这一点上的不同，也充分说明了《说苑》在使用与《家语》互见的材料时，是经过了认真选择和细致分析的，是在充分考虑了材料的内涵与外延之后，经过全盘审慎思考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说苑》不同，《家语》在此之后的材料堆叠似乎显得比较杂乱，关于“六本”六个方面的材料都堆叠在一起，“各章相对独立，但所谈论的基本都是立身处世的问题”[5]。对比前面提到的《说苑》能够选择性地将一部分材料用于支撑其理论结构，又将另一部分材料统一在附录性质的篇章中的做法，《家语》把同类材料无序的统一在一个篇题之下的做法显然更为原始。而且，如同前面所提到的《说苑·建本》一样，《说苑》的每一卷内部自有其逻辑关联，具有一定论证顺序，为一定的观点服务，《家语》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根本不同，例如《家语·执辔》就将本不相干的材料堆砌在同一篇题之下[6]。所以，如果《家语》在组织材料等方面真的比《说苑》更具有逻辑性的话，那么，这种在其单独的篇章结构上，反而比《说苑》显得更零乱的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呢？

通过对《说苑·建本》与《家语·六本》两篇文献的简要对比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说苑·建本》对材料进行了分析，将儒家伦理道德和价值观融合于汉代政治生活中，方便了统治者理解以及从中汲取执政经验；第二，《说苑·建本》将所有的材料进行了逻辑和篇章结构两方面的通盘考虑和整理，因而比《家语·六本》显得更为系统。

以上，我们了解的是《家语》和《说苑》将材料纳入其篇目的思路和逻辑方面的不同，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两书对材料的运用手法是否也有所区别。仍以《家语·六本》和《说苑·建本》为例，两篇文献均记载了“曾子芸瓜”一事。《说苑·建本》记载的内容如下：

曾子芸瓜而误斩其根，曾皙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乃苏，蹶然而起，进曰：“曩者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听其歌声，知其平也。……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门，有罪不自知，处义难乎！

而《家语·六本》所记载的“曾子芸瓜”明显异于《说苑》的记载：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

对上文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家语》行文上的某些特点。例如，《家语》讲述曾子受伤时说“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与《说苑》的“曾子仆地”、“有顷乃苏，蹶然而起”相比，后者更加凝练，但却失去了生动性。同样的情况广泛存在于前引材料中，这说明同一条材料，在编入《说苑》时，经过了至少比编入《家语》时更多的修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说苑》在记载的故事之后还有评论：“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门，有罪不自知，处义难乎！”这句话显然属于编者评点故事而发的感慨，而《家语·六本》没有这样的话，更说明了《家语》重在记叙故事本身，重在保存材料。

同样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说苑·敬慎》和《家语·六本》都记载了“孔子见罗雀者”这个故事（《说苑》作“孔子见罗者”），与后者相比，《说苑》对故事本身的记载很少，却对此事发表了大量的议论。这种将故事缩写以方便其后展开的议论的情况，与前述“曾子芸瓜”这则材料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说苑·敬慎》的开篇是这样的：

存亡祸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诫，敬慎所忽。[7]

《说苑·敬慎》对“孔子见罗雀者”这个故事的议论，如“慎终如始”云云都隐含着回顾该篇主题的目的。由此可见，这段议论应该出于《说苑》编者之手。

通过前面的叙述、论说，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家语》所载故事更为原始、生动，更重视对材料的保存而非运用，这与《说苑》对待材料的方式有着根本不同。可以想见，既然刘向编《说苑》的目的就是为了向统治者宣讲儒家理论，因此他言简意赅地叙述材料，而佐之以大量论证是完全符合其目的的。

一般而言，一个故事被记录的原始状态通常是不存在评论的。尤其是《家语》这样一部在子思主持下通过汇集孔门弟子“笔记”而编成的先秦古书中[8]，评论应该是鲜有的。而在此后成书的、引用《家语》材料的其他书籍中，出现对此故事的评论则比较正常。因此，如果说古书是可以“层累”而造成的话，那么，在某故事之后加以评论的“层累”式的做法也必定是在这个故事被转述之后才能发生。如果承认这一点，并以宁教授的方法研究前述材料，那么，这里将出现一个悖论：如果其所说《家语》比《说苑》的逻辑结构更为严密是《家语》晚出的理由，那么，《说苑》所载故事比《家语》更简略，但却附有更多议论的现象，也将成为《家语》早出的理由。

三．所谓《家语》“层累说”

通过前面的分析论述，我们已经可以基本断定今本《家语》绝不是什么从《说苑》等书那里“层累”而成的。那么，为什么还有学者会误把《说苑》判断成今本《家语》“层累”而成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呢？这应该与历史上的《家语》存在两个流传系统[9]有关。

对于《家语》流传存在两个版本，有学者似乎曾有所察觉，如宁镇疆教授就曾说：“‘古家语’即《汉志》的二十七卷本，它与经孔安国整理、王肃作注、流传至今的今本《家语》宏观上判然分属两大版本系统。”[10]但是，他又引用《家语序》说，因为《孔子家语》曾散落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所以，孔安国对《家语》的“整理、重编就肯定有刊正文词、甚至重组章句的情况。”[11]可以想见，正是秉承这样一个思路，宁教授才写作了《〈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一文。换言之，宁教授认为孔安国虽然有整理和保存其祖先遗说的善意动机，但是在整理过程中仍然犯有主观删改材料的重大错误。这显然是违背宁教授引以为证的《家语序》相关记载的。孔安国在《家语序》中这样说：

元封之时，吾仕京师，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于是因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问礼》一篇，自别属《曾子问》，故不复录。其诸弟子书所称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语》，亦以其巳自有所传也，是以皆不取也，将来君子不可不鉴。

宁教授在立论时引用了《家语序》，可以表明在他心中《家语序》是真实可靠的文献。既然如此，孔安国以孔氏后人的身份，因为害怕先祖的遗说湮没于历史长河而力图恢复其原貌，又怎么会“重组章句”？须知以孔安国经学博士的身份，身为孔子苗裔，他若随意改编《家语》，万一“重组章句”不妥，弄巧成拙，破坏了孔子的形象和思想，政府、学人或孔子后裔中的其他人难道就会坐视不理吗？而且，如《家语序》所载，孔安国细致的交待了自己对材料仅进行了取舍和编排（即“以事类相次”）的工作，对材料本身并未妄动。那么，所谓“基于回护孔子而对原有材料进行的剪裁，孔安国等孔氏后人显然有比王肃更为强烈的‘作案’动机”[12]云云，显系子虚乌有了。至于《家语》“层累说”，则显然是将后人对古书出于其客观目的的整理工作等同于主观作伪了。

当然，古代典籍的成型都存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但这与人为主观作伪却是不同的性质。我们今天所要作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弄清这种流动变化的过程，了解这个过程中图书的内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者变化的程度。严格说来，所有的古书都有其变化、变动的过程，余嘉锡先生就曾在《古书通例》中论证过这一点，这也是学术界所承认的古籍成书的一般规律。然而，这种变动与所谓的“层累”是有着根本不同的，前者并没有像后者一样，仅因为一部古书存在后人整理和编订的过程就认为该书是后人刻意伪造。尤其在近代以来所谓的“古籍辨伪”的学术背景下，所谓“层累”地形成，几乎被人们等同于陆续地“作伪”。

近代考辨古书的学者常犯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把历史文献自然的演进、发展的过程看成是人为的、主观作伪的过程。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考辨古书真伪往往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例如《〈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一文中的前后矛盾就很能说明问题。该文一面说《家语》对木牍章题的合并“说明在‘有机性’上《家语》又较《说苑》往前推进了一步”，于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笔者按：孔安国）重组的工作很有眼光”；一面又说“孔安国对《家语》的重组和整理其实水平并不高：未能深求章句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只关注章句表面的相关性。”原来，所谓的“有眼光”的《家语》编者孔安国，居然在只看到了“章句表面的相关性”，没有“深求章句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情况下，仅通过“重组章句”就伪造出了一部具有“有机性”的《孔子家语》。

此外，该文还认为《说苑》存在所谓“古本”，而“古本”《说苑》是今本《家语》“层累”的阶段之一，然后又通过研究认为是孔安国“基于回护孔子”的目的，对《家语》“原有材料”进行了“剪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生活于汉武帝时期的孔安国是如何去向生活在西汉末年的刘向去借阅《说苑》的呢？须知《汉书》对《说苑》的成书记载得十分清楚：刘向“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13]很明显，《说苑》并没有所谓的“古本”与今本之分[14]。而且，通过前面我们的论述，刘向的《说苑》难道不是由孔安国所整理的《家语》“层累”而来的吗？我们是否可以因此怀疑刘向也对《家语》材料进行了“重组章句”，并“再塑造”了一个孔子形象？

回顾对《家语》的成书和真实性问题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所做的研究，撰写《〈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等文的宁镇疆教授仅仅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位而已，但是，其研究方法却有很多问题足以发人深思：判断一本传世古书的成书年代和可靠性能否仅仅依靠该文献所谓的“有机性”、“系统性”？判断一本传世古书为伪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凡经过某人出于客观目的保护、整理的古代典籍都可以被称为某人刻意伪造？古史辨派的辨伪古史最终落实到了辨伪古书，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孔夫子”变成了“空夫子”[15]，因此，认识儒学需要“正本清源”[16]，需要从文献出发。而从《家语》的研究现状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正本清源”的工作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1] 宁镇疆《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第5－15页。

[2] 《论语·雍也》。

[3] 《家语序》记载汉高祖克秦，将秦的秘府藏书“悉敛得之”，所附孔衍奏言也提到了刘向校订秘府藏书之时，曾见过《家语》一事。

[4] 刘向著，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卷3《建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1页。以下如无说明，本文所引《说苑》均依此版本。

[5] 杨朝明主编《孔子家语通解》，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79页。以下如无说明，本文所引《家语》均依此版本。

[6] 杨朝明《〈孔子家语·执辔〉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第274页。

[7] 《说苑疏证》卷10，第269页。

[8] 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说》，载杨朝明注说《孔子家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9] 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说》，载杨朝明注说《孔子家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 宁镇疆《〈孔子家语〉佚文献疑及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4期，第14－19页。

[11] 宁镇疆《〈孔子家语〉佚文献疑及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4期，第14－19页。

[12] 宁镇疆《〈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第9－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