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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1893—1980），名正继，字鹿岑，号煨莲，福建侯官（今闽侯）人。曾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教务长等职务，在燕大期间，推动成立燕京学社，主持编纂便于检索古籍的引得系列丛书，所著有《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论文结集为《洪业论学集》。 洪氏在1940年发布的《杜诗引得序》是一篇堪称经典的杜集版本论文。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历代杜集版本和各家笺注之优劣，最后提出“今尚宜有杜诗校注一书”的愿望，并对“杜诗校注”内容框架做了一番构想。其详如下： （一）曰校者，当以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补刻之《杜工部集》为底本，而以次校勘《九家注》本、伪王状元本、《分门集注》本、宋版黄鹤《补注》本、宋板及黎刻《草堂诗笺》本，并及元版高崇兰本，而标录其异文焉；更遍辑唐宋总集、类书、诗话、笔记，及别集注文中所引载之杜诗细校焉，标其书名篇第，而注出其底本之异同焉；再后亦可以钱本校之，录异文而冠以“钱曰”，以示分明；校及钱本者，以清人引《杜》多从钱读也。（二）曰注者，当就宋人各注，及后来胡、钱、朱、卢、黄、仇、浦、杨各注，采其精当者，各覆校原书，标明出处卷第焉；覆检而不能得其文者，冠某注曰于其书名上以示分别，书或已佚，而昔人之本或今本不同也；月露风云，字句自明，无烦以典故为注解者，阙焉；其有昔人旧注所未及而宜为补注者，能补则补之，冠以“新注”二字，不敢以其余为我有也；其宜补而不能补者，别细列一表，附于书后，以待后人也。（三）录诗，宜依王、裴原本次第，续添逸诗，宜从所见本之先后次焉；每诗各为编号，以便校注案语引证之用也。（四）校文、注文，当分二段，分列诗后，校文以字母、注文以号码编次；诗正文相当之处，仅注字母、号码，以便前后照检也。（五）凡考本事以明全诗之笺解，如其说当，而本诗必有之而后明者，更录注文之后。凡典故不实之注、批评赞赏之语、章法格调之论、弥缝敷衍之辞，概从删芟不录可也。有《杜诗校注》一书如此，庶可以上对古人、下诏来学，丝毫无遗憾矣。 今天读来，文字行间裹挟的亢奋情愫扑面而来，激动似乎未曾消退。然而，时隔七十四年，一部全新的《杜甫全集校注》（下文简称《校注》）才迟迟面世。古人说：“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经过四分之三世纪的变迁，我们不禁想问，这部由萧涤非先生主编的全新《校注》比之洪氏当年的设想变化了多少？较而言之，二者不同之处主要是：一、参校本有变化；二、注文的丰简与旧注的取舍安排有所不同；三、《校注》的体例的类例和附录更加丰富。第一方面的不同是因为学术研究有了新的发现，后两项的不同则体现了撰著者立意上的差异。下面不妨循着洪业先生的构想，逐一检看这些变动。 先来说第一项。底本是笺注的基础，在古籍整理领域，学界就有“底本选对，事半功倍”之说。在洪氏的构想里，底本应选用“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补刻之《杜工部集》为底本”，至于具体是哪个本子没作说明，可能是指潘氏滂喜斋藏的宋本，该本于1957年12月由张元济借出交商务印书馆影印，题名《宋本杜工部集》。洪氏当时未得目验，但据《滂喜斋藏书记》而悬拟而已，真正读到《宋本杜工部集》已是发表《序》文十几年后了。检阅之后，他说： 这是非常重要之本。……书后有当时九十一岁老儒张元济菊生先生的长跋一篇。考订六册实合二本而成。其一是南宋初年浙江覆刻嘉祐四年（1059）王琪增刻宝元二年（1039）王洙编订原本。其二是用以配补此本者，乃即钱谦益所谓绍兴三年（1133）建康府学所刻吴若校本。凡所审定，皆不易之论。……我于1959年在星洲买得六册；归后取与钱注本细校，更易昔年所举十疑，逐条比勘。结果：昔所疑，而今焕然冰释者，有：因影印本中实有这些，可见并非钱谦益所妄加、妄改。昔所疑，而今其疑转剧者，也有：因现今影印本所可用以对校只有五卷，已经钱氏七凿混沌以死，其余十五卷，究竟如何，好像奇痒，急待爬搔。又昔疑樊晃之序，吴若之记，恐皆钱氏所伪撰。今既不见此六册中，自更要问：此二篇者，全是钱氏所作乎？抑仅钱氏奋笔窜改以虞山变换庐山面目乎？（《我怎么写杜甫》） 后又在《再说杜甫》一文中提到此事，意思大体相同。所谓的“十疑”是指《杜诗引得序》中质疑钱谦益注杜诗以吴若本《杜集》为底本一事。钱谦益声称自己用的是宋吴若本，可是该本按他自己的说法，在藏书楼绛云楼大火中焚毁，此后再无一见，而各大藏书家所宝藏宋代珍本秘笈不乏各种杜集，但却没有一部类似的吴若本，故不能不疑，于是枚举十条加以论列。吴若本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刊刻于南宋初年，直承宋代考订最为严谨的王洙编定、王琪刻的《杜工部集》。《宋本杜工部集》为潘氏旧藏，该书由两个宋本拼合而成的，据张元济先生研究，其中半部的确为吴若本的孑遗。洪氏阅览之后，虽然声称困惑未能全部冰释，但基本上还是认可这部《宋本杜工部集》是当下最佳的杜集版本，因此也应是全新杜集校注的理想底本。《校注》即以此作为底本应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估计也会得到洪氏的许可。 正是有了这个本子，所以“杜诗校注”构想在校记中“校及钱本”一项也就没有必要了。清代注杜诸家，钱谦益声称以吴若本为底本，朱鹤龄以蔡梦弼《草堂诗笺》为底本外，其他几家没有明确交待，但都说参校种种版本，可能底本选择不甚讲究。吴若本原书不存、《草堂诗笺》目前尚有数种存世，由此而言，清人所编之集的版本可以一同黜免，不必作为主要的参校本。这样一来，对参校本的选择也就自然要往前推，以明代以前的版本为主。洪氏开示的参校本为《九家注》本、伪王状元本等七个版本，以元代之前的版本为主。洪氏提出此构想时还在慨叹，“其半尚在秘藏，安得有人影印而传布之”，而到《杜甫全集校注》工作组开展时，条件真的比以前好多了，他们能够函请国内各大图书馆提供便利，复印珍本，所以版本更加丰富，其主要的参校本是：1清初钱遵王述古堂影宋钞本《杜工部集》（钱钞本）、2宋阙名编南宋刊《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仅存六卷，南宋残本）、3宋刻郭知达编《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宋九家本）、4贵池刘世珩玉海堂影宋丛书本覆刻《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宋百家本，苏州图书馆有藏宋刊原本）、5宋刻《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宋千家本）、6宋刻《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宋分门本）、7《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宋十注本，仅存六卷）、宋刻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三种（8蔡甲本、9蔡乙本、10蔡丙本）、11元刊《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元千家本）、12元刊《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分类本）、13明钞赵次公注《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残本，赵本）、14元明间刊刻，元范梈批选《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范本），共十四个版本，是洪氏的两倍。除一元明间刊本和一明钞本外，其余皆为宋本。可见《校注》在参校本选用方面，踵事增华，更为精密。 其二，关于注文的组织，二者的精神比较一致，即积极利用旧注，甄别优劣，撮其菁华，然后再补其不足。宋人旧注侧重义理旨趣的探求，其缺点是有时不免臆说。黄庭坚批评当时笺杜弊病时说，“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清人要好一些，他们对名物掌故、地理沿革、典章制度、交游形迹等，做了很多精密的考证，有此基础自然也就更加精审了，但有时也不免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贻害，犯起穿凿而不得要领的毛病。如仇兆鳌注《佳人》“兄弟遭杀戮”引《诗经·鄘风·蝃蝀》“远父母兄弟”，《又呈吴郎》“无食无儿一妇人”注引贾谊《新书》“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晋书》“皇天无知，邓伯道无儿”、宋玉《神女赋》“见一妇人”。这两个例子仅仅找出了字词的用例，对理解本诗没有什么作用，其实这些词也没有深刻之意，可以不注。不仅如此，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如《月夜忆舍弟》“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引《诗经·陈风·隰有苌楚》“乐子之无家”，原诗悲叹流离分散，例证表达的却因“子”之无家而悦喜。洪氏说“月露风云，字句自明，无烦以典故为注解者，阙焉”，可能就是对此而发的。从这一点看，洪氏的志趣似乎更加贴近清人杨伦。杨伦说：“注家繁称远引，惟取务博矜奇，……至近时仇注，月露风云，一一俱烦疏解，尤为可笑。兹所采各注，或典故必须疏证，或足发明言外之意，否则俱从芟汰。其易晓者，亦不复赘词。”对于众说纷纭的则“择其善者定归一解”云云（《杜诗镜铨凡例》）。《校注》注释原则是“务使词语明而诗义彰”，对歧异之见，“则择其言之有据，于领会诗旨较有助益之说，兼取而并存之，以供裁取。如有必要，则参伍己见”。“参伍己见”跟洪氏“新注”的意思是一致的。至于洪氏提出的“其宜补而不能补者，别细列一表，附于书后，以待后人也”，《校注》没有明确的涉及，一则有学术上的尴尬，二则是因为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其三，洪氏说：“录诗，宜依王、裴原本次第”，这种处理方式应是版本学家保持版本特点的作风，但是这样做的缺点是旧版本中的编次错误无法得到纠正。原本是按年编定的，有些诗的编年并不准确，仇兆鳌、杨伦注杜时根据自己的考订重新做了编次。今《校注》即以杨伦《杜诗镜铨》为基础，再参考学术研究成果对部分诗作加以调整，次序已非原本面目。关于准确编年的好处，清人赵殿成说：“叙事之法，编年为上，别体次之，分类又其次也。”（《王右丞集笺注例略》）冯浩谓：“年谱乃笺释之根干，非是无可提挈也。”（《玉溪生诗笺注发凡》）杨伦也说：“诗以编年为善，可以考年力之老壮，交游之聚散，世道之兴衰。……使编次得则诗意易明。”（《杜诗镜铨凡例》）诗集编年追求准确是清儒的共识。 其四，“校文、注文，当分二段”，这是当今普遍行用的方式，不必赘言。 其五，对评析文字的处理，洪氏认为，“剖章句、标对偶、玩灵巧、赏玄妙、论格调，以示诗法者，则人人幸会不同，领悟各别，自可后生不让前贤，但仅可选诗而论之，后载诸诗话焉，不必列入全集也”（《杜诗引得序》）。“概从删芟”，未免有点严苛，因为即使以简约著称的《镜铨》也择要存录，以便金针度人。由此可见，洪氏期望得到的是一部简约可靠的杜集文本，功能较为纯粹。《校注》则力求内容丰富，为此除沿用了《详注》的“集评”一目外，又创设“备考”一项，前者“列举前人有关全诗或全文旨意、艺术技法、风格异同等等具有参考价值之评论，以及有代表性之异解，可备一说者”；后者辑录涉及诗文编年、写作地点之别解，以及相关人事资料、赠答赓和之作等内容。配合题解、注释，征引旁及稗史、杂记、诗话、小说，资料之广博，几乎囊括了历代有关杜诗各种问题的资料，即仇兆鳌所谓的“凡与杜为敌者，概削不存”的也一并胪列，以备参考。此外，再加上上承《详注》而后出转精的附录《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这些内容使得本书几乎可作为杜诗笺注史的工具书来利用。附录没有出现在洪氏的构想表述里，我们不得其详。双方的异趣可以“洪氏务精，《校注》务博”来简要概括。 以上是二者区别之大略。洪氏没有注杜的计划，他只有整理唐代史家刘知几《史通》的计划，并为之准备多年，最终却未能实现。洪业先生提出“杜诗校注”构想逾三十八年，萧涤非先生始着手《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又逾三十六年，《校注》面世，杜集的整理像是一场接力的游戏，前赴后继，而萧先生竟也是中道驾鹤，未见奏功，后期则由其高弟张忠纲先生统稿杀青，最终了却了一桩近代学人的心愿，在杜集整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洪业（1893—1980），名正继，字鹿岑，号煨莲，福建侯官（今闽侯）人。曾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教务长等职务，在燕大期间，推动成立燕京学社，主持编纂便于检索古籍的引得系列丛书，所著有《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论文结集为《洪业论学集》。 洪氏在1940年发布的《杜诗引得序》是一篇堪称经典的杜集版本论文。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历代杜集版本和各家笺注之优劣，最后提出“今尚宜有杜诗校注一书”的愿望，并对“杜诗校注”内容框架做了一番构想。其详如下： （一）曰校者，当以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补刻之《杜工部集》为底本，而以次校勘《九家注》本、伪王状元本、《分门集注》本、宋版黄鹤《补注》本、宋板及黎刻《草堂诗笺》本，并及元版高崇兰本，而标录其异文焉；更遍辑唐宋总集、类书、诗话、笔记，及别集注文中所引载之杜诗细校焉，标其书名篇第，而注出其底本之异同焉；再后亦可以钱本校之，录异文而冠以“钱曰”，以示分明；校及钱本者，以清人引《杜》多从钱读也。（二）曰注者，当就宋人各注，及后来胡、钱、朱、卢、黄、仇、浦、杨各注，采其精当者，各覆校原书，标明出处卷第焉；覆检而不能得其文者，冠某注曰于其书名上以示分别，书或已佚，而昔人之本或今本不同也；月露风云，字句自明，无烦以典故为注解者，阙焉；其有昔人旧注所未及而宜为补注者，能补则补之，冠以“新注”二字，不敢以其余为我有也；其宜补而不能补者，别细列一表，附于书后，以待后人也。（三）录诗，宜依王、裴原本次第，续添逸诗，宜从所见本之先后次焉；每诗各为编号，以便校注案语引证之用也。（四）校文、注文，当分二段，分列诗后，校文以字母、注文以号码编次；诗正文相当之处，仅注字母、号码，以便前后照检也。（五）凡考本事以明全诗之笺解，如其说当，而本诗必有之而后明者，更录注文之后。凡典故不实之注、批评赞赏之语、章法格调之论、弥缝敷衍之辞，概从删芟不录可也。有《杜诗校注》一书如此，庶可以上对古人、下诏来学，丝毫无遗憾矣。 今天读来，文字行间裹挟的亢奋情愫扑面而来，激动似乎未曾消退。然而，时隔七十四年，一部全新的《杜甫全集校注》（下文简称《校注》）才迟迟面世。古人说：“学如积薪，后来居上。”经过四分之三世纪的变迁，我们不禁想问，这部由萧涤非先生主编的全新《校注》比之洪氏当年的设想变化了多少？较而言之，二者不同之处主要是：一、参校本有变化；二、注文的丰简与旧注的取舍安排有所不同；三、《校注》的体例的类例和附录更加丰富。第一方面的不同是因为学术研究有了新的发现，后两项的不同则体现了撰著者立意上的差异。下面不妨循着洪业先生的构想，逐一检看这些变动。 先来说第一项。底本是笺注的基础，在古籍整理领域，学界就有“底本选对，事半功倍”之说。在洪氏的构想里，底本应选用“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补刻之《杜工部集》为底本”，至于具体是哪个本子没作说明，可能是指潘氏滂喜斋藏的宋本，该本于1957年12月由张元济借出交商务印书馆影印，题名《宋本杜工部集》。洪氏当时未得目验，但据《滂喜斋藏书记》而悬拟而已，真正读到《宋本杜工部集》已是发表《序》文十几年后了。检阅之后，他说： 这是非常重要之本。……书后有当时九十一岁老儒张元济菊生先生的长跋一篇。考订六册实合二本而成。其一是南宋初年浙江覆刻嘉祐四年（1059）王琪增刻宝元二年（1039）王洙编订原本。其二是用以配补此本者，乃即钱谦益所谓绍兴三年（1133）建康府学所刻吴若校本。凡所审定，皆不易之论。……我于1959年在星洲买得六册；归后取与钱注本细校，更易昔年所举十疑，逐条比勘。结果：昔所疑，而今焕然冰释者，有：因影印本中实有这些，可见并非钱谦益所妄加、妄改。昔所疑，而今其疑转剧者，也有：因现今影印本所可用以对校只有五卷，已经钱氏七凿混沌以死，其余十五卷，究竟如何，好像奇痒，急待爬搔。又昔疑樊晃之序，吴若之记，恐皆钱氏所伪撰。今既不见此六册中，自更要问：此二篇者，全是钱氏所作乎？抑仅钱氏奋笔窜改以虞山变换庐山面目乎？（《我怎么写杜甫》） 后又在《再说杜甫》一文中提到此事，意思大体相同。所谓的“十疑”是指《杜诗引得序》中质疑钱谦益注杜诗以吴若本《杜集》为底本一事。钱谦益声称自己用的是宋吴若本，可是该本按他自己的说法，在藏书楼绛云楼大火中焚毁，此后再无一见，而各大藏书家所宝藏宋代珍本秘笈不乏各种杜集，但却没有一部类似的吴若本，故不能不疑，于是枚举十条加以论列。吴若本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刊刻于南宋初年，直承宋代考订最为严谨的王洙编定、王琪刻的《杜工部集》。《宋本杜工部集》为潘氏旧藏，该书由两个宋本拼合而成的，据张元济先生研究，其中半部的确为吴若本的孑遗。洪氏阅览之后，虽然声称困惑未能全部冰释，但基本上还是认可这部《宋本杜工部集》是当下最佳的杜集版本，因此也应是全新杜集校注的理想底本。《校注》即以此作为底本应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估计也会得到洪氏的许可。 正是有了这个本子，所以“杜诗校注”构想在校记中“校及钱本”一项也就没有必要了。清代注杜诸家，钱谦益声称以吴若本为底本，朱鹤龄以蔡梦弼《草堂诗笺》为底本外，其他几家没有明确交待，但都说参校种种版本，可能底本选择不甚讲究。吴若本原书不存、《草堂诗笺》目前尚有数种存世，由此而言，清人所编之集的版本可以一同黜免，不必作为主要的参校本。这样一来，对参校本的选择也就自然要往前推，以明代以前的版本为主。洪氏开示的参校本为《九家注》本、伪王状元本等七个版本，以元代之前的版本为主。洪氏提出此构想时还在慨叹，“其半尚在秘藏，安得有人影印而传布之”，而到《杜甫全集校注》工作组开展时，条件真的比以前好多了，他们能够函请国内各大图书馆提供便利，复印珍本，所以版本更加丰富，其主要的参校本是：1清初钱遵王述古堂影宋钞本《杜工部集》（钱钞本）、2宋阙名编南宋刊《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仅存六卷，南宋残本）、3宋刻郭知达编《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宋九家本）、4贵池刘世珩玉海堂影宋丛书本覆刻《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宋百家本，苏州图书馆有藏宋刊原本）、5宋刻《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宋千家本）、6宋刻《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宋分门本）、7《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宋十注本，仅存六卷）、宋刻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三种（8蔡甲本、9蔡乙本、10蔡丙本）、11元刊《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元千家本）、12元刊《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分类本）、13明钞赵次公注《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残本，赵本）、14元明间刊刻，元范梈批选《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范本），共十四个版本，是洪氏的两倍。除一元明间刊本和一明钞本外，其余皆为宋本。可见《校注》在参校本选用方面，踵事增华，更为精密。 其二，关于注文的组织，二者的精神比较一致，即积极利用旧注，甄别优劣，撮其菁华，然后再补其不足。宋人旧注侧重义理旨趣的探求，其缺点是有时不免臆说。黄庭坚批评当时笺杜弊病时说，“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清人要好一些，他们对名物掌故、地理沿革、典章制度、交游形迹等，做了很多精密的考证，有此基础自然也就更加精审了，但有时也不免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贻害，犯起穿凿而不得要领的毛病。如仇兆鳌注《佳人》“兄弟遭杀戮”引《诗经·鄘风·蝃蝀》“远父母兄弟”，《又呈吴郎》“无食无儿一妇人”注引贾谊《新书》“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晋书》“皇天无知，邓伯道无儿”、宋玉《神女赋》“见一妇人”。这两个例子仅仅找出了字词的用例，对理解本诗没有什么作用，其实这些词也没有深刻之意，可以不注。不仅如此，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如《月夜忆舍弟》“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引《诗经·陈风·隰有苌楚》“乐子之无家”，原诗悲叹流离分散，例证表达的却因“子”之无家而悦喜。洪氏说“月露风云，字句自明，无烦以典故为注解者，阙焉”，可能就是对此而发的。从这一点看，洪氏的志趣似乎更加贴近清人杨伦。杨伦说：“注家繁称远引，惟取务博矜奇，……至近时仇注，月露风云，一一俱烦疏解，尤为可笑。兹所采各注，或典故必须疏证，或足发明言外之意，否则俱从芟汰。其易晓者，亦不复赘词。”对于众说纷纭的则“择其善者定归一解”云云（《杜诗镜铨凡例》）。《校注》注释原则是“务使词语明而诗义彰”，对歧异之见，“则择其言之有据，于领会诗旨较有助益之说，兼取而并存之，以供裁取。如有必要，则参伍己见”。“参伍己见”跟洪氏“新注”的意思是一致的。至于洪氏提出的“其宜补而不能补者，别细列一表，附于书后，以待后人也”，《校注》没有明确的涉及，一则有学术上的尴尬，二则是因为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其三，洪氏说：“录诗，宜依王、裴原本次第”，这种处理方式应是版本学家保持版本特点的作风，但是这样做的缺点是旧版本中的编次错误无法得到纠正。原本是按年编定的，有些诗的编年并不准确，仇兆鳌、杨伦注杜时根据自己的考订重新做了编次。今《校注》即以杨伦《杜诗镜铨》为基础，再参考学术研究成果对部分诗作加以调整，次序已非原本面目。关于准确编年的好处，清人赵殿成说：“叙事之法，编年为上，别体次之，分类又其次也。”（《王右丞集笺注例略》）冯浩谓：“年谱乃笺释之根干，非是无可提挈也。”（《玉溪生诗笺注发凡》）杨伦也说：“诗以编年为善，可以考年力之老壮，交游之聚散，世道之兴衰。……使编次得则诗意易明。”（《杜诗镜铨凡例》）诗集编年追求准确是清儒的共识。 其四，“校文、注文，当分二段”，这是当今普遍行用的方式，不必赘言。 其五，对评析文字的处理，洪氏认为，“剖章句、标对偶、玩灵巧、赏玄妙、论格调，以示诗法者，则人人幸会不同，领悟各别，自可后生不让前贤，但仅可选诗而论之，后载诸诗话焉，不必列入全集也”（《杜诗引得序》）。“概从删芟”，未免有点严苛，因为即使以简约著称的《镜铨》也择要存录，以便金针度人。由此可见，洪氏期望得到的是一部简约可靠的杜集文本，功能较为纯粹。《校注》则力求内容丰富，为此除沿用了《详注》的“集评”一目外，又创设“备考”一项，前者“列举前人有关全诗或全文旨意、艺术技法、风格异同等等具有参考价值之评论，以及有代表性之异解，可备一说者”；后者辑录涉及诗文编年、写作地点之别解，以及相关人事资料、赠答赓和之作等内容。配合题解、注释，征引旁及稗史、杂记、诗话、小说，资料之广博，几乎囊括了历代有关杜诗各种问题的资料，即仇兆鳌所谓的“凡与杜为敌者，概削不存”的也一并胪列，以备参考。此外，再加上上承《详注》而后出转精的附录《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这些内容使得本书几乎可作为杜诗笺注史的工具书来利用。附录没有出现在洪氏的构想表述里，我们不得其详。双方的异趣可以“洪氏务精，《校注》务博”来简要概括。 以上是二者区别之大略。洪氏没有注杜的计划，他只有整理唐代史家刘知几《史通》的计划，并为之准备多年，最终却未能实现。洪业先生提出“杜诗校注”构想逾三十八年，萧涤非先生始着手《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又逾三十六年，《校注》面世，杜集的整理像是一场接力的游戏，前赴后继，而萧先生竟也是中道驾鹤，未见奏功，后期则由其高弟张忠纲先生统稿杀青，最终了却了一桩近代学人的心愿，在杜集整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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