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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2年10月出版李雪梅等著《中国鼓词文学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前不久又推出了多达10巨册、420万字的《清代上海石印说唱鼓词小说集成》（以下简称《集成》）。《集成》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为近年来国家所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文献参考，其次是开辟了中国鼓词说唱文学清代文本影印资料出版的先河。《集成》的出版实成为中国鼓词说唱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 中国文学的源头首先出现在人们有了“说”与“唱”欲望的年代，鲁迅先生曾谈到“说”：“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都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协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他也谈到“唱”，“最早的诗是古人抬东西时的‘吭育吭育’”，先秦的诗歌，如《诗经》中所收入的诗歌，当时都是能够“吟唱”的，“吟”就是“说”，“吟唱”就是“说唱”。当语言产生、当语言的韵律产生，先秦的“瞽”、“瞍”、“矇”就承担了用口头说唱来记录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希望和理想的“角色”。两汉墓葬中出土的“击鼓说唱佣”和《孔雀东南飞》，魏晋南北朝“木兰辞”，唐代五代的敦煌说唱变文，宋代的说唱宝卷、说唱影词，元代的说唱词话，明清的说唱鼓词，说唱文学一路走来，走的那么坚实。 明清时期的说唱鼓词可以说是中国“史传文学”作品的汇聚、总结、继承，这个时期不仅盲艺人以口头说唱的形式在城镇乡村、山庄窝铺进行着传播，而且出现了大量经过书坊找人笔录这些盲艺人即兴作品稍加整理后刊行于世的木刻说唱鼓词小说。这个时期出现的大多是成系列的长篇历史故事说唱小说，如部头木刻鼓词说唱小说有“盘古类”、“两汉类”、“说唐类”、“北宋类”（“困龙类”、“杨家将”、“呼家将”、“狄家将”、“薛家将”、“征东类”、“征西类”）、“兴隆类”（明初朱元璋）等。至清代中后期以后在部头木刻鼓词说唱小说基础上又出现了小段类的鼓词说唱小说，这些鼓词的种类更加广泛，除了史传类，更出现了公案类、世情类、时事新闻类、人物传记类等作品，我们将这些小段的鼓词叫做“卷回本”木刻鼓词说唱小说。总之，明清时期中国鼓词说唱小说无论文本，还是艺术表演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不过，部头和卷回两种木刻鼓词说唱小说属于雕版印刷制品，其印行数量十分有限，一般在数十册至百十册范围之内，传播至今者十分稀见。 1840年之后，上海成为被迫开放的沿海几个主要城市之一，这里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激烈交流和碰撞的一块平台。西方先进的石印术首先进入了广州、上海、烟台、营口等沿海城市。由于上海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南北交流的一个“通衢”，一个关键的“通道”，这里的石印出版书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盈利的目的，他们大批地搜集来自北方的部头木刻鼓词说唱小说、卷回木刻鼓词说唱小说，还有影词、莲花落、戏曲等唱本，经过版式的重新调整，加入插图和广告，直接将内容重新书写刻板石印出版。这些作品本身或有木刻书坊的牌记，但更多的则是民间书坊出版的木刻鼓词说唱小说。 根据近来的研究，大量的明清出版的部头木刻鼓词说唱小说、清中期以后出版的卷回木刻鼓词说唱小说都被变成了“清末”甚至“民国”的上海各书局的石印说唱鼓词小说进行出版，从《中国鼓词文学发展史》末尾所附的“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现存简目”之不完全统计就达865种。 《集成》所收入的鼓词说唱小说有：《绣像牤牛阵鼓词》、《绣像彩云球鼓儿词》、《绘图大破孟州全传》、《绣像大破沂州鼓词全传》、《绣像大西唐》、《绣像二度梅鼓词》、《绣像说唱粉状楼鼓词全传》、《绘图风都岭》、《醒世小说英雄泪》、《醒世小说国事悲》、《绣像汗衫记》、《绘图红灯记鼓词》、《绣像蝴蝶杯鼓词全传》、《呼延庆打擂双鍽记鼓词》、《新刻蛟趾罗》、《绘图鼓词济公全传》、《绣像金环记》、《绣像金陵府全传》、《绣像归西宁全传》、《绣像九巧全传》、《绣像李翠莲施钗》、《新刻绣像莲花盏》、《绘图新出临陶府》、《绣像双钗记鼓词》、《绘图满汉斗》、《绣像前七国志鼓词》、《绣像马潜龙走国全传》、《绘图三国志鼓词》、《绣像三省庄说唱鼓词》、《绣像金锁镇》、《绣像太极阵》、《新辑绘图太极图》、《绘图花木兰征北》、《绣像天门阵》、《绣像玉堂春鼓词》。 《集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处于“弄潮儿”的上海，则成为这个时代发生变化的“晴雨表”。清末上海地区利用方言和当时流行小调演唱“卖朝报”：“小锣敲咯噹噹，肩上招牌插一方。新出新闻卖朝报，三文二文买二张。”“卖小曲”：“唱小曲，句调熟。闹五更，十八摸，一只胡琴咿咿呀，一遍听过无还复。”正是这些“上海说唱”活动带来了上海新剧、文明戏风的风行一时。这种“上海说唱”形式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这种说唱活动也成为上海地区一种“活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集成》作品的时代已经远离我们而去，而《集成》这份百年前上海城市馈赠给我们后世的“厚重的石印图书之礼”，希望能够唤醒我们对于昨日的记忆，同时也提醒我们更加重视并更好地传承今天仍然“活着”的上海说唱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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