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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去董乃斌先生寓所作客，看见他订阅了《文汇读书周刊》，他说，他给《中华读书报》撰过稿，责任编辑是“晓东”。后来，我又听到了“北中华，南文汇”的说法。 2008年秋天，《中华读书报》“瞭望”版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家蒋巍介绍《我的前半生》成书历史的一篇长文（此文实际是应群众出版社社长杨锦之邀写的报告文学的删削修订）。什么是“瞭望”，我突然明白了。这家报纸当属出版界的“高科技”，凡涉及中外出版的相关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它都能面对高端，面对前沿，捷足先登。文章只要写得不太“文学”，不太“学术”，有翔实的史料支撑，有叙说清楚的逻辑脉络，就可以进入“瞭望”的视野了。 我根据自己掌握的《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材料，撰写了“与《我的前半生》相关的几封信件”一文。蒋巍的文章叙写大脉络，我则向成书历史的细部延伸，权作是为他拾遗补阙。但我并不认识“瞭望”的责任编辑韩晓东先生，也不懂得用电脑发送稿件，就跑到了《光明日报》大楼找人。门卫不让我进，说要先联系。我和并未坐班的晓东先生联系上了，稿子留在了门卫。没过几天，他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稿子写得不错，决定发，并提出要增添一段导语性质的文字。我终于聪明起来，用电脑给他发了个导语，两天之后，文章见报。 我是经常给报纸或期刊写稿的人。稿子被刊用，大抵是两种情况：第一，有熟人。第二，极少数两眼一抹黑的情况，是给“征文”写稿，谁让人家选上了呢。当时，面对“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的好事，我的内心感到温暖。以后就一发不可遏制，从2009年到2013年连续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七篇关于《我的前半生》出版史的文章。难道我写的文章是一本书出版史上的“高科技”？非也，是《中华读书报》的底色、胸襟、胆魄，恰好包容我的作品。 2010年冬天，我在《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研讨会上与晓东先生第一次见面。他进会议室时间晚，通过会议桌上的人名牌与我打招呼，我才知道这是一位忘年交。当时我已年近花甲，他则呈现而立之后的一派青葱。俺俩谈洽甚欢。他说，你写的文章干净，不须做什么文字加工。我说，当然。他说你也不要骄傲。我说，固然。后来，我又和他有几次面对面的交往。包括一次与陆智敏律师一起，深入探讨了《我的前半生》的权利纠纷问题。 2013年夏天，我在《中华读书报》刊发的“出版史上最复杂的继承案———《我的前半生》继承纠纷始末”一文，原文一万六千字，刊发后不到九千字。我完全赞同编辑的修润。这种修润既反映出报纸篇幅容涵的需要，也体现了编辑和作者由于不同身份而导致的对文章内容认识上的差异，很能说明编辑人员从业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功夫。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八篇文章中，有两篇不适合在“瞭望”版刊登，由晓东先生分别转给了“书评周刊”的执行主编王洪波先生和“出版史”专栏的丁杨先生。王洪波先生在文章刊发前，专门跟我通了电话，详细告知文章将在局部有删削以及删削的原因。这在我的投稿经历中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杜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大地满足了我的“寸心”。然对这两位可敬的先生我都无缘见面。 记得，我曾跟晓东先生讲，我只为《中华读书报》写关于《我的前半生》的文章。现在想起来，是否过分拘泥。以自己有限的经验和学识就不能向其他领域转移吗？蓄芳待来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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