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穷人为自己说话

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农民时，曾有一句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句话可说适用于几乎所有非主流的边缘群体：穷人、女性、孩子等等。在以往，他们都很少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留下的文献记载，大多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对他们的看法。也正因此，这本《桑切斯的孩子们》就显得愈加有意义，因为作者所想要做的，正是“让穷人为自己说话”。

书中所描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墨西哥家庭：父亲赫苏斯·桑切斯及其四个孩子，全书就由这五个家庭成员交替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所组成，其间不加任何评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种罗生门式的效果，你能看到一种全景式的、多面的、复杂交错的场景，每个人对生活都有各自独立版本的看法。有时哥哥所控诉的妹妹的乖戾行为，在妹妹的自述中，却又能看到原有她自己的理由和不同视角。人们彼此的看法、乃至对同一件事情的判断，往往都是相互冲突的——但这在任何家庭中其实都是常事，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矛盾，使我们看到了人们彼此不同的个性和处世方式。

不经历贫穷的人，很难体会贫穷的滋味。那不仅仅是手紧，常常还伴随着因之而来的某些深层的文化心理。深陷于穷困中的人，真正难以摆脱的，往往并不是一时的经济问题，而是因为他们身上那套文化习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已证明，英国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之所以走上父亲的老路，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就强烈地认同另一种亚文化，即视体力劳动为男性气概，而智力活动则是“娘娘腔的”，因此他们是有意不去好好读书。何况在社会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下，读书也未必能改变其命运。

在墨西哥的城市贫民区里，这种自我永续病态的贫穷亚文化最鲜明的特质是强烈的大男子主义。赫苏斯本人就是个大家长，几乎每个子女都怕他（大儿子曼努埃尔直到29岁才敢当着他的面抽烟），他虽然尽责，但同时又并不尊重女性，将婚外情视作自己身为男性的骄傲，甚至竟和自己长媳的妹妹又生了八个孩子！他又是一个一辈子孜孜不倦追求更美好生活的人，从小不幸（“我敢说，我没有童年”），工作勤勉（“三十年的时间，我一天也没缺过工”）。然而，在子女们看来，他虽然慈爱，有时却又不近人情，教育孩子的方式往往是打孩子。女儿康素爱萝的话一针见血：“他这个人好像领受的是看管小动物的责任，只需给他们吃饱，让他们有衣服穿有地方住就行，从来不讲感情，更不知道动物也会思考、会有感情。如果不是那么倔强，他可真是好父亲。”

四个子女的遭遇也各自不同。长子曼努埃尔的话最能体现那种在贫困挣扎之苦：“回顾过去，我的一生似乎都在劳动——只不过那些工作都不怎么有创造性，那么，他们为什么老说我是个懒家伙，这也不是人，那也不是人呢？”他虽然也努力，但像很多穷人一样，他对自己的人生缺乏规划，更没有实现规划的意志力。这是贫困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他们通常倾向于避免去做长远的规划，而选择“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哲学。

在所有孩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女儿康素爱萝：她从小在学校表现很好，但却无人理睬，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强烈地表现出想要摆脱这一生活的人，也因此在这个家庭中最为格格不入。她意识到在这个大家庭中，彼此没有隐私的生活，使得有许多不便需要加以克服。她爱美，但家人们常常不是讥讽挖苦，就是觉得她这样打扮只是为了取悦男人。她想要摆脱命运，想要爬出自己曾深陷其中的那口深井，也因此，“对于两个哥哥和妹妹，最令我伤心的地方莫过于他们没有任何意愿摆脱目前的生活状态。有旧衣服穿、有架可打，他们就感到心满意足。”她则一心想要挣脱这个网络，觉得家人们“完全是在一点点地自我毁灭”，然而她自己的独立自主道路，最终也还是受尽了男人们的凌辱。她的失败，最明显地表露出贫民阶层的出身与生活给人带来的结构性束缚。

在他们的人生中可以看出：贫困人口的聚居，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社会圈子，导致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以至于身在其中度过自己整个童年的人，很难爬出这口深井。在这其中尤为弱势的成员是女性：他们受到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屈从之苦，不少女性早早地成为少女妈妈，经历了不稳定的婚姻之后，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男性也常常无力应对结构性的经济变迁，因为他们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取决于一个职位的可得性，但他们所能得到的却只能是低技能的工作岗位，而这类工作的特点，便是就业不稳定、机会有限和工资低微。长期的贫困造成一种宿命论的态度，犹如书中康素爱萝所说的，她到处都听到人们提及“命运”一词，这实际上是穷人们对其边缘地位的一种适应，因为他们已太长时间没有感受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与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宿命论是一种可取的人生哲学。

贫困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许多问题的症结，如果它不能得到改变或改善，那么很多事就没有意义了。马丁·路德·金曾说过：“如果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起的话，被允许在饭店就餐又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即便你有自由的权利，但贫困本身会限制你实践自己权利的能力。所谓“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并非没有道理。

他们的故事饱含着无数穷人生活中的辛酸，有许多是触目惊心的事实：他们生活中时常可见的暴力、对女性的不尊重、生活的艰辛，包括他们对政治现实的极度失望。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每天发生的生存状态，然而这不免也令那些不想让这些事实见诸阳光的保守主义者尴尬。因为这种生存现状本身就是当代那些以人民的名义执政的政|府所无法逃避的一个政治问题，其之所以令人尴尬，正在于它是如此真实的现实。也难怪书出版之后，墨西哥的政治家对外国人“揭露”墨西哥的贫穷状态颇感震怒，甚至一度对作者提起刑事诉讼。

本书于1961年问世后，很快成为轰动一时的名作。它在那个时代问世并走红，恐怕并非偶然——1960年代正是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在这种社会政治氛围的影响下，学者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对美国黑人贫困状况的莫伊尼汉报告，也是在1965年完成的。更早一年的1964年，哈佛大学的Stephan Thernstrom出版《贫穷与进步：关于一个19世纪城市社会流动性的研究》一书，被学界公认为是美国“新城市史学”诞生的标志，它首次将史学兴趣转向底层那“沉默的大多数”，这正是学者的社会关怀跨领域震荡的例证。

不过与《贫穷与进步》这样的著作不同，《桑切斯的孩子们》并未采用复杂的计量统计方法，实际上，它乍看上去几乎不像是一部“学术著作”，倒更像是纪实文学或小说。书中这一家五口，虽然在现实中真实存在，但如果说他们是虚构出来的，也无损其价值，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实际上是无名的——因为他们生活的典型性，正是因其平凡而能代表生活在那里的无数底层人物。也正是在这一持续观察的基础上，作者深化了自己提出的“贫穷文化”这一概念，并将一束聚光灯灯光打在这些曾被人忽视的人群头顶上，给他们一个舞台来讲述自己。显然，这种不加评论的交叉叙述是有意为之，作者身为人类学者，但却放弃从外部观察的角度，而用这种似乎看上去更为“文学性”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也的确是在小说中更早采用，如福克纳1929年发表的名著《喧哗与骚动》就是四个家庭成员的自述。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叙述”（讲故事）在学术范式上一直有争议，但这部书无疑是个成功的案例，它表明：深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完全能够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因为有很多社会问题，最关键的原本就是如何“呈现”它。几十年来，它至少让人明白了一点：如果说贫穷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只有让穷人自己说出来，我们才能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