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石刻学史[三]

水西公主 2014-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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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石刻学史[三]

三、清代前期的泰山石刻研究

梁启超先生尝曰：“金石之学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清代学术概论》)又曰：“清代金石学大昌，亦亭林为嚆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按顾炎武之金石研究，继武欧赵，重振绝响，开有清三百年学术之新境。而其研究中，尤以泰岱石刻用功最深，成就最大，其后继之叶奕苞、朱彝尊、李光暎、林侗等金石名家，研考岱石，无不深受亭林学风之濡染。故曰有清开国百年间(自顺康以迄雍正)之岱刻研究，实以昆山顾氏为中心。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江南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入清之后，北游齐鲁秦晋，访古考史。据后世史家研究：“他(炎武)所搜求的金石文字，得之山东者颇多，可以说这也是他在山东学术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张维华《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焕章辩论山东古地理问题的一桩公案》)其中在泰山的行迹尤密，据顾自叙，其访碑岱下，曾踯躅“数四”(《求古录·唐景云敕跋》)。据清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所考，顾炎武之泰山行踪如下：顺治十五年(1658)初登泰山，十六年秋过长清，访碑灵岩寺；康熙三年（1664）由河南辉县返泰安州度岁，四年春自泰安至德州，五年自京都复至山东，游泰山，谒天庆宫。又据《泰山石刻记》载：白龙祠有顾炎武题名。今已佚。亭林在泰山期间，访查了大量的古代遗刻，获取了众多的最新发现。在岱岳观，获见了乏人问津的唐鸳鸯碑：“泰山之东南麓王母池有唐岱岳观，今存茅屋三楹，土人称为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许，上施石盖，合而束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层，每层文一首或两首，皆唐时建醮造像之记。周环读之，得显庆六年(661)一首、仪凤三年(678)一首、天授二年(691)一首、万岁通天二年(697)一首，圣历元年(661)一首，久视二年(701)一首，长安元年(701)一首、四年(704)二首，神龙元年(705)一首，景龙二年(780)一首、三年一首、景云二年(704)二首，开元八年(720)一首，大历七年(772)一首，建中元年(780)一首。”在白龙池石壁，首次发现宋人题名十五条：“岳西傲峰下白龙池石壁上，平广计二十馀丈，书曰‘龙潭’，曰‘白龙池’，并大字。其旁皆宋人题名，尚未刓缺，录之得十五首。”在灵岩寺，寻得唐宋金元石刻近百方：“(寺)自前代称为胜境，宋金元人题字最多。予至则当兵火之后，纵横偃踣，委之荆棘瓦砾之中，然犹得唐一、宋金合四十馀，元以后不能悉数。”(以上引文，并见于《求古录》与《金石文字记》)这些石刻，或未著于方志，或失载于别集，或乏见于传拓，多属新知新见。其于泰山碑石收获之丰，实数倍于他处。

在广作足履手扪的基础上，顾炎武对泰山石刻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探讨。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山东考古录》、《日知录》、《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等著作中(另著有《岱岳记》四卷，为专记泰山之书，今已不传)。另外在《音学五书》、《亭林文集》中也间有关涉泰山石刻的文字。其中《金石文字记》与《求古录》考录岱刻较为集中，前者收入岱刻题跋二十六条，后者收入二十八条(双碑作一条记)。两书内容大致相同，惟《金石文字记》但录题跋，《求古录》则备录碑石原文。

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序》中自云其研究：“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所未具者”。其录“不仅于每一石刻所立缘由，必广搜博籍以叙之，非仅叙其存目而已”（傅荣珂《顾亭林与金石学》）。善于利用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对泰山石刻进行考证，或征用经史资料，对石刻进行解读；或撷取石刻文字，对经、史、音韵学内容进行校正补苴。以“书石互证”之法，从而将泰山石刻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层次。

“史石互证”是顾炎武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这类研究，可以无字碑考辨为代表。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录》之十《辨无字碑为汉立》及《日知录》卷三一《泰山立石》条中云：“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指无字碑)是也。《续汉书·祭祀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后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

泰山极顶无字碑，其来历颇多传闻之辞，甚至有荒诞不经之说(《泰山小史·无字碑》云：“至今居人频见碑中发光，金霞射目，内大篆数字，恍惚不辨；即之则无，离之复有。”可谓神秘无加)，但从未有人从史实角度作一探讨，证其时代，明其立者，揭其不錾一字之原。惟千年后顾亭林见之，陡发考据之癖，发箧检书，以史证石，举出迁史之载记，力辟俗传之谬说。顾氏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问题，于《封禅书》但记汉武上石立之岱巅而不言刻辞一事，发现症结所在，认为此“是汉石无文字之证”，进而推论其未刻之石即后世所见之无字碑；而复犹未足，又以《史记》遍记秦刻之史例，指出“始皇刻石凡六，《史记》书之甚明”。“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安敢不录乎？”犹如层层剥笋，由表及里，结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充分体现了亭林独立思考、博证求实的治学特色，确如后世所论：亭林“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四库总目》卷一一九《日知录》提要)。顾氏之考无字碑，虽其最终结论尚不尽完善，还可再加讨论，但这一研究的意义并不限于具体考出此石属秦属汉，而是他首将一处仅流于传闻客谈的遗迹作为正规的史学课题加以研究，促成了从泰山掌故到泰山学术的转换。于是顾氏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学坛广泛的注意，山东学者李焕章、安致远等人皆就此问题相继起而论辩，顾炎武本人也再撰《谲觚十事》对李焕章的诘难进行回复(详附注)。不仅无字碑的研究日益深入，泰山石刻的讨论也成为一时学界的热点。

在其他碑石的考论中，顾炎武亦充分运用这一治学方法。如考鸳鸯碑，指出碑凡大周年者，“天”、“地”、“人”、“圣”、“臣”、“年”、“月”、“日”、“星”、“授”、“初”及数字“壹”、“贰”、“叁”、“肆”、“捌”、“玖”等字，皆用武则天所改字或自制字。复参之以《册府元龟》：“《册府元龟》文宗太和二年(828)十月，诏天后所撰十二字并却，书其本字，今按：景龙以后碑志之文，固已皆书其本字矣，不知何以复有此诏？”以双碑文字实证，辨清了武则天制字的使用年限。于五代、北宋两敕牒碑，除了据以确知彼时牒文之式，更用以订正史实：考冥福院牒，则证以《五代史》：“此牒无押，而每人各用一印。两枢密使赵延寿、范延光并见《五代史》。今官府文移‘准’字本当作‘凖’，相传以为宋寇莱公作相日，避其名改之。今据后唐时牒，已用‘准’字，则知此字自取省笔之便，不始莱公也。”考升元观牒，则证以《宋史》：“右碑在泰山东南升元观，录之以见当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娄寅亮传》，但云政和二年(1112)进士，为上虞丞，不言历官兖州，亦可以此碑补史之阙。其曰‘太师鲁国公’，则蔡京也。”通过这种比勘，凸现了石刻的史料价值。又元代白话圣旨碑，后人因其语言俚俗，多鄙视弃而不顾，顾炎武则对包含的史实内容予以重视，谓：“(元圣旨)碑在州城内岳庙西偏延禧殿前，……按《元史·泰定帝本纪》有即位一诏，与此相类，鄙谚之语，播之王言，传之史册，贻笑后人。然其曰：‘每年烧香的上头得来的香钱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后世言利之臣，盖元之不如已。”对碑中蕴涵的经济内容予以揭示。

顾炎武十分注意利用石刻研究解析历史大势，叙白龙池题名后云：“其文略无重复，自治平迄宣和(1064～1125)六十年间人名、字，亦可以想见当日太平之盛；而金元已降，洊遭兵火，名山奥区，委之榛莽，无复有题名者矣。”(《金石文字记》)论灵岩寺刻石则云：“灵岩在宋时为山东名刹，士大夫来者，往往与寺僧酬和。迨今几五百年，屡经兵火，而石刻之存者，尚有数十。可以想见当时之盛。”(《山东考古录》之六《考灵岩寺》)。通过石刻的多寡有无，进而揭示出一朝文化的兴衰轨迹。《泰安府志·金石》对此说论曰：“抑顾亭林云：郭巨碑乃后世列名之权舆，观白龙池题名，想见宋时承平气象，则此郡金石所系，又岂第古人之面貌云尔哉！”

顾炎武擅音韵之学，所著《音学五书》被誉为音韵学之空前杰构。在泰山石刻研究中，充分发挥其音韵学专长，辨证字形，审正字音，用力甚勤。所作《音学五书》之《唐韵正》中，多处留下举证岱刻字韵的文字。如卷一“邦”字条，以《纪泰山铭》证唐人用韵不同规则：“唐韵‘二冬’、‘三钟’同用，‘四江’独用。而玄宗《纪泰山铭》则曰：‘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万邦。罄天张宇，尽地开封；武称有截，文表时邕。’张说《奉和圣制过晋阳宫诗》则曰：‘……。’并以‘邦’字入韵。又如入声‘二沃’、‘三烛’同用，‘四觉’独用，而玄宗《纪泰山铭》则曰：‘方土虚诞，儒书龌龊；佚后求仙，诬神检玉。秦灾风雨，汉汙编录；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观政，名非从欲；铭心绝岩，播告群岳。’以‘龊’字、‘岳’字入烛韵。始知唐人同用、独用之例，不过行之于场屋，而著作之文自不拘也。不然告成之铭，应制之诗，当日文章孰大于此，而玄宗能文之主，燕公巨笔之士，岂有悖本朝之令，而用远古之韵者哉？”通过泰山唐刻的力证，厘清了对唐代用韵规律的认识。又卷四“荼”字条，以“鸳鸯碑”证“荼”“茶”字形之演变。按古人将“荼”字改为“茶”字，据唐陆羽之说，系首出自《开元文字音义》，但顾炎武考证后指出：“按‘荼荈’之‘荼’与‘荼苦’之‘荼’，本是一字。古时未分麻韵，‘荼’字亦只读为徒。汉魏以下，乃音宅加反，而加字音居何反，犹在歌戈韵。梁以下始有今音，又妄减一画为‘茶’字。愚游泰山岱岳观，览唐碑题名，见大历十四年(779)刻‘荼药’字，贞元十四年(798)刻‘荼宴’字，皆作‘荼’。……其时字体尚未变。至会昌元年(841)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885)裴休书《圭峰禅师碑》‘茶毗’字，俱减此一画，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清楚揭示了从‘荼’到‘茶’字形、字意、字音三者的演变之迹。这一结论，已得到多数音韵学家的赞同。——附带提及：顾炎武从鸳鸯碑中抉出“荼”之资料，且是唐代茶文化兴起于泰山的史证之一，尤为可宝。除以上二处，《唐韵正》中引证泰山石刻之处尚多，如卷二“仪”、卷五“行”字条下并引《衡方碑》，卷十四“服”字条下引《秦泰山刻石》，卷十五“龊”字条下引《纪泰山铭》，卷十六“芾”字条下引《张迁碑》，均为以石证韵之例。另在《求古录》、《金石文字记》中也有大量考释岱刻音义的内容。顾炎武援岱刻以证音韵，用音韵以释岱刻，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泰山石刻中的一些字形、字音之异，早已引起金石学家的注意，如《衡方碑》中有云：“感背人之《凯风》，悼《蓼仪》之劬劳。”按碑中之《蓼仪》，《毛诗·小雅》作《蓼莪》，故赵明诚《金石录》卷十六跋《衡方碑》有云：“以‘蓼莪’为‘蓼仪’，他汉碑多如此。盖汉人各以其学名家，故所传时有异同也。”虽已注意到文有歧异，但于歧异之故，却由于当时音韵学尚不发达，致未得确解，但云家法不同而已。而《唐韵正》卷二“仪”引洪适之说，谓“‘仪’、‘义’、二字，古皆音俄”，二字上古音近，声类皆属疑母，韵母亦同，故得相通假。遂尽释《金石录》之疑。泰山石刻中这类歧异之处，由于运用音韵学知识，乃得确解。而泰山石刻中留记的这些古字形、字音沿革变易，也为顾氏的音韵论考，提供了无比坚实的证据。两者结合，遂为泰山石刻研究别开新径。《四库总目》中对顾氏此类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求古录》)每刻必载全文，……古字篆隶，一一注释。……如‘荼’、‘茶’，‘凖’、‘准’，‘张’、‘弡’等字，亦可正字书之讹。“(卷八六《求古录》提要)

注意实地考察也是顾炎武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其研论泰山石刻，一改前人“但据墨本，不复详考原石”之弊，而是亲历碑址，手拓铭文，自云是：“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搜寻，登危峰，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未所见者，辄喜而不寐。”(《求古录自序》)可见访查之勤，经历之艰。故久湮之古刻，往往重获，埋没之残字，时有发现。如岱岳观双碑“碑下为积土所壅，予来游数四，最后募人发地二尺，下而观之，乃得其全文”。又宋董元康题刻“在岱岳观，予既录唐碑，往还数四。道士谓予曰：‘昨发地，得石刻二，请观之。’其文亦可采。”由于碑石皆经手摹，故于其细微之处，难察之点，皆烛照周详，如辨鸳鸯碑之“桼”字云：“其圣历年记有云：‘设金箓宝斋河图大醮桼日’。‘桼’，古‘七’字。……后人不知，妄于左旁添凿三点，浅而大，又稍偏。知非一笔。”又如辨双碑题刻格式：“凡唐人记游题名，皆就旧碑之阴及两旁书之。前人已题，后人即于空处插入，大小高下俱无定准。宋初亦然。自大中祥符以后题名者，乃别求一石刻之，字体始得舒纵，方不于旧文相乱。”这些内容，皆非经手扪目验不能知悉。对此，赵俪生先生曾作过精当的点评：“假如说，全面考证宋人已启其端的话，那么田野考古顾炎武确实带了一点头。”(《顾亭林与王山史·顾亭林新传》)

然顾亭林方处于清代考证学之启蒙期，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清代学术概论》)顾炎武之于岱刻，虽极研精覃思，但由于其学派尚在启始阶段，自难免千虑一失。清代中期之钱大昕曾揭其研岱诸失：“一曰《齐陇东王感孝颂》，炎武未见其碑额，臆题为‘孝子郭巨墓碑’”；“一曰《后唐赐冥福禅院土地牒》，赵延寿、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视之未审，误以为无押字”；“一曰《荡阴令张迁颂》，炎武误以‘即且’二字合为‘暨’字”(《四库总目》卷八六《金石文字记》提要摘《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清末罗振玉《隋龙山公墓志跋》中云：“顾亭林先生谓‘壹贰叁肆’及‘仟佰’字始于武曌。今此志云：‘乡领团伍佰人。’又云：‘增邑肆伯户。’是隋人已肆伍佰字代四五百，顾未审耳。”(《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三)叶昌炽《语石》卷三《数字大写》亦有类似考辨，足证亭林之失。除钱、罗所纠外，尚可再补举一事：即亭林不识少数民族文字，误将灵岩寺草体藏文《大元国师法旨碑》断为蒙古文。此为考证方面。在调查著录方面，也未穷尽其奥。如其于白龙池搜得宋人题名十五段，矜为创获。但“顾氏所采十五首，皆在北崖之阳，显而易见者”，至乾隆末钱塘学者江凤彝又于南崖之阴幽暗陡险之处搜得正书十六段，“自熙宁以迄政和(1068～1117)，内无年月者三首，顾氏得十五首，今又过之”(见清《泰山志·金石》)。又其著录泰山寺牒诸石亦有遗珠。《岱览》卷十八跋岱东谷山《香严寺二牒碑》云：“《金石文字记》采岱下牒文凡四，冥福寺、升元观、普照寺、长春观是也，独遗此二牒，盖搜访未及也。”然而后出转精，为学术发展之必然。顾氏之研虽有数失，但究其大端，却自不失为清代泰山石刻之学的开山大师。诚如《四库总目》之评《金石文字记》：“然在近世著录金石之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亦如台湾学者傅荣珂所论：“亭林之金石学虽承续欧、赵，惟考察之详，析论之精，尤有过之，收录之碑文，并可补欧、赵所未录者，……其研究方法乃启清代金石学之盛。”(《顾亭林与金石学》)后世泰山志书——如府县志、《泰山道里记》、《岱览》、《泰山志》之属，凡论列上举诸刻，几无不奉亭林之说为圭臬。其于泰山石刻之学，影响实为巨大。

亭林同时之金石名家，首推朱彝尊。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工诗词古文，为清初大家。有《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一编(后收入《曝书亭集》)。朱剑心《金石学·通论》中称其“博闻闳览，考据亦精，与炎武称抗手”。彝尊康熙六年(1667)入山东巡抚刘芳躅幕，曾至泰安，“五宿兹山(泰山)之麓”(《开元泰山铭跋》)。所著《跋尾》中有《衡方碑跋》、《汉荡阴令张迁碑跋》、《书王纯碑后》、《跋唐博城令祭岳诗》、《开元泰山铭跋》、《跋唐岱岳观四诗》等岱刻文字。朱跋从内容区分，或为有关石刻文字名物的考据，或为对碑字书艺的论赞，或藉碑石表达对史事的见解。前者如《跋唐博城令祭岳诗》：“(碑中之)‘口’为金轮（武则天）十三字之一，音义未详。亡友顾炎武宁人、吴任臣志伊均疑为‘应’字，想当然矣。”又《开元太山铭跋》：“铭书‘隋’作‘随’，书‘绎绎’作‘奕奕’。”又《跋唐岱岳观四诗》云：“右唐张嘉贞、任要、韦洪、公孙杲四诗，俱刻于岱岳观碑侧，而编《岱史》者不录。任、韦、公孙三人，新、旧《唐书》无考。”次者如《开元太山铭跋》：“碑铭典雅，或是燕、许手笔；而御书遒劲，若怒猊渴骥，羁束安闲，不比《孝经》(指唐玄宗御书《石台孝经》)之多肉少骨。若唐隶尽如此，可惭汉碑碣乎？”后者则有《开元太山铭跋》：“(唐玄宗铭文)有曰：‘予自今而后，儆乃在位，将多于前功，而惩彼后患。’岂意天宝之乱，近在目前也乎？”又曾以岱刻订补唐诗总集，《跋石淙碑》云：“昔贤题咏，往往出于载纪之外，若李夐《恒岳诗》，任要、韦洪岱岳观《白蝙蝠》诗，三衢石桥寺李　古风，临朐冯氏《诗纪》·海盐胡氏《唐音统签》、泰兴季氏《全唐诗集》皆略而不收。”用石刻所载文学补典籍之阙失，朱彝尊是较早倡导这一方法之人（参陶敏等《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其评书法，论史事，补总集，皆有精语可采，但考证之文，失之太略，且未称精密，如《岱览》议其《跋唐岱岳观四诗》之混碑中张怀贞为唐前期宰相张嘉贞：“按碑中无张嘉贞，有张怀贞，亦无诗，虽有颂三句，未专指为怀贞作。反遗马友麾诗，殆未详阅也。”故仅就考据而言，尚难称与亭林抗手。

在岱刻研究中深受亭林影响的，尚有其同里学者叶奕苞。奕苞字九来。江南昆山人。康熙中曾与朱彝尊同举博学鸿词，罢归。酷嗜金石，始得墨拓数十通，即思专为一书，以绍述赵明诚之《金石录》，于是遍访古迹，征集日富，遂成《金石录补》二十七卷、《续跋》七卷。

《金石录补》正文共著录泰山石刻11则，另在杂记中录有岱刻掌故6则，此外《金石录补续跋》中著录1则，合计17则。叶氏于碑石著录考证，多宗述顾炎武之说，如卷二《秦泰山无字碑》条云：“右碑在泰山绝顶，相传为秦始皇立。顾宁人以为立于汉武帝，辩驳精确，实无可疑。”又卷二十七《杂记》述《唐岱岳观碑》：“老君堂前人二碑，皆唐时建醮造像之记，予回环读之，两目酸楚，足征精力之耗。碑下发土二尺许，询之庙丁，则吾邑顾亭林所发也。苟非亭林好事，必就湮没矣。”对亭林著述阙失，亦间有补正，如卷二十四论《后唐冥福院牒》云：“顾宁人于牒中‘准’字考之甚详，然《周礼·司裘注》‘凖’亦作‘准’，颜氏《干禄字书》‘准’通‘凖’，正则未之及也。唐时敕牒率皆用之，何足异哉！”考述之馀，多杂对史事的议论，卷十二《唐遣道士杨太希烧香疏》述睿宗遣使祭岱文后云：“睿宗之好神仙，不啻饮食，盖惑于妇寺而然。刊碑勒碣，至今未毁，后之览者，足以为戒。”同卷《唐岱岳观投龙合炼记》引开元道士奉敕投龙记后云：“盖炼丹制药媚之上所为，在宦官羽士，亦何足责。都督袁君(引者按：核之原石，袁应为韦，叶氏误)仰祇帝命，鄙矣！而不著其名。予录开元七年（719）李邕《孔子庙碑》，有‘兖州牧袁(韦)君、功曹盖寡疑’，与此记同，则袁(韦)君名元珪。袁(韦)君不能以道事君，同于妇寺，勒名金石，恬不知耻，何耶？”所见均有可取之处。其记述碑石掌故，价值似更出其考论文字之上，如卷二七《杂记》述岱庙古碑云：“泰安州岱庙中古柏，相传汉元狩间植，茏葱如盖，皮裂绽，皆左纽，柏下一碑，根盘覆不可拓，土人云：系唐人建。东西碑亭渐毁。宋徽宗、明太祖两碑最大。庭中大桧下一碑，为今巡抚刘公芳喆代祀立，长逾中人。徐季重讶其陋，家兄学亭(叶方恒字嵋初，号学亭，时任莱芜知县)云：前明立碑有公费，近奉裁革。刘不欲扰民，因其便故也。立碑时家兄适署州篆，而知其详。”汉柏盘覆之唐碑今已不可复睹，叶氏所录，可作岱刻趣闻；而所记明代立碑公费及清初裁革之事，确是研究泰山刻石制度的一手资料。

亭林金石后学中知名者又有林侗，侗(1627~1714)字同人，福建侯官人。所著《来斋金石文考略》“总录古今碑刻，……间为辨证，大抵取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乃颇以己意为折衷”(《四库总目》)。书中录有《荡阴令张迁碑》与《纪泰山铭》二刻，前者备引顾炎武之说，后者则详论唐封禅史事，末云：“余得一纸于泰安州守家果庵，广三丈，高六丈，字径六寸，真足与泰山齐观矣。”所云“家果庵”即林杭学，杭学字果庵，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康熙五年(1666)知泰安州。喜辑金石艺文，他拓有唐摩崖墨本全份，举赠林侗，遂得登《来斋》之录。

金石家中祖述朱彝尊者，则有其同里之李光暎。光暎字子中，浙江嘉兴人。彝尊卒后，“所藏金石刻又归于光暎，遂裒所得，集诸家之论”，而为《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所采金石之书，凡四十种，……可谓勤且博矣”(《四库总目》)。所录泰山石刻，多至二十馀种，清初金石著述之录岱刻，于顾炎武而外，当以光暎收录最富。岱之名刻如宋《泰山建长脚竿记》、《重修泰岳庙记》、《书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金《重修东岳庙记》、元《东平府路宣慰张公登泰山记》等，皆首次被登录于金石专著中。其所著录，尚有若干孤本秘拓，如卷十四所录宣和庚子(1120)《祀岳神颂》，大观元年(1107)范致冲《泰山题名》，熙宁元年(1068)米芾集王羲之书《泰山封禅遗文碑》，至元戊子(1288)达噜噶齐《泰山题诗》等，都未经他家著录，仅见于光暎此书。光暎附识多采顾炎武、朱彝尊之说，自作跋中也间存有用资料，如其记《纪泰山铭》，云“余收有三本，其二本有缺文，王弇州所云‘为火焚蚀，遂缺百馀字’，是也。其一本无一字损坏，鋩铩俱全。当是旧拓无疑。”可藉以了解此拓源流。惟其“自识者什一而已”，泰山诸刻往往但录碑目、时代及名氏，而未加考核，未免失之疏略。

清代前期研论岱刻者，除上述之外，尚有以下数家：叶万之《续金石录》，刘青藜之《金石续录》，佚名之《石迹记》，曹溶之《金石录》，陈奕禧之《金石遗文录》，王澍之《竹云题跋》，孙承泽之《庚子销夏记》。其书均有岱刻著录考论之文。又雍正时著名史学家全祖望(1795～1755)，所著《鲒埼亭集》中，收集岱刻题跋六则，多存墨拓流传掌故，如《唐开元祀太山铭拓本跋》云：“予求得范侍郎（钦）天一阁旧藏本，完好无阙，岂非百朋之珍乎？”又《宋祥符天书摩崖石墨跋》云：“祥符《天书述》以颂太祖、太宗功德，其真书绝佳，予得之丰学士（坊）万卷楼。是石也，元文贞公遗山亲登岱宗，顾未及见，予得之，幸矣！取以配唐开元太山石本，谁曰不宜？”(《鲒埼亭集》卷三十七、三十八)。

以上叙录诸家，或为存目，或为录文，或为跋识，均是用欧、赵之体，而同时长洲(今江苏苏州)顾蔼吉撰《隶辩》，则遥承宋刘球、娄机之绪，钩摹汉隶之文，以宋礼部韵编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述碑语。其采录泰山汉刻隶字不少，书末所附《碑考》亦于岱刻多所考录，每刻详注今之所在及题额、行款、字数，于历代著录，亦间作辨证。如考《王纯碑》云：“按碑文王君以延熹四年(161)卒，五年始葬立碑。《金石录》以为延熹四年立，亦非也。”又考《衡方碑》云：“额题‘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十隶字，为二行。其字作阴文凸起，额下有穿。碑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其下漫灭，每行或阙三四字，或阙四五字，末有小字门人朱登题名一行。《金石录》以为建宁三年(170)立，误也。”(《隶辩》卷七)此后清中叶项怀述之《隶法汇纂》、甘扬声之《汉隶异同》，翟云升之《隶篇》，皆绍其体例，而泰山隶字，亦萃列无遗矣。——此为纂辑岱石之刻字。

又有郃阳(今陕西合阳)褚峻著《金石经眼录》，以所亲见之碑，缩以边幅而摹勒之。首开摩绘石刻之体。《秦泰山石刻》、《衡方碑》、《张迁碑》诸品皆列其中。其后乾隆中滋阳(今山东兖州)牛运震《金石图》、嘉庆中通州（今江苏南通）冯云鹏等《金石索》祖述其书之例，《金石索》收录泰山石刻十馀种，摹图益工，诠说加详，为后出转精之作。——此则为摹绘岱石之形制。

以上约略叙述了以顾炎武为中心的清初泰山石刻研究概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认为：一切“常态科学”都是在一定的“典范”指引下发展的。建立“典范”的学者一般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具体研究上以卓越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种方向上与方法论上的指导，二是在该领域内留下了“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如以这一理论来照观顾亭武的泰山石刻研究，其在泰山学术史无疑具有一种典范意义。顾炎武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通过他一系列的新发现、新收获，将泰山研究由异常冷落之域，一举推上当代学术前沿，开此以后二百年中泰山研究的繁盛之局。爰就此点，试加评述：

一、专就顾氏而言。顾炎武切感于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学风流弊，奋起而矫正，其以考据为武器，教学者挣脱宋明羁勒，直接反求于古经。而考据之为学，首重于学术资料之积累，《四库总目》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日知录》提要”论顾氏之学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可见其于资料工作之重视。而资料之中，有前人所未见，时贤所未知，往籍所未载，即所谓“新资料”者，关系学术发展尤巨。即近人王国维氏所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源于新发现之赐。”（《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陈寅恪氏更进而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之学术新潮流。”(《〈敦煌劫馀录〉序》)。新材料出，在微观方面，可使某一积滞千年的学术难题为之廓清；在宏观方面，则可引导出一种全新的治学方向。其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亭林抑正得此学术预流之动向，而切意于新资料之搜寻。至其素所留心之新资料，于实地资料、典册资料、口碑资料而外，金石资料尤为其大宗。于是被视为历代石刻渊薮的东岳泰山自不能不引起顾炎武的极大关注。

顾炎武以泰山文化作为学术重点之一(亭林所著书中，泰山内容比重极大，《金石文字记》六卷300余条，泰山石刻共23条，近总数十分之一；《求古录》所录石刻56条，泰山石刻28条，占二分之一；《山东考古录》共47条，有关泰山者凡20条，近二分之一；《谲觚十事》共10条，有关泰山者3条，占十分之三。又据李云　《与人论亭林遗书笺》云：“先师[炎武]当日著作甚富，即以晚所见而言，尚有《岱岳记》四卷。”此书已佚。以一代学术宗师而为泰山撰写专著者，亭林为古今唯一一人)，更由于他对泰山文化价值的高度评估。泰山与历代政权息息相关，尤其石刻文字，多可折射一代之兴衰，历史之变迁。然这部“历史的石书”自赵宋而后，却极少为史学家所翻动，此沉湮史尘之石刻文字，无疑是治史研学的极好材料。亭林于《求古录自序》中述其去取遗刻，“其高文大篇已见于方志者不录，碑刻之摹拓而传于世者不录，近代词人之作有文集者不录”。摒删之馀，所录泰山之石刻犹近百方，这些前人所未见或见而未论的新资料，为顾炎亭考古史、证古音提供了难得的素材，其新义叠见，创获丛出，除去亭林博学于文、方法得当，而泰山所供资料与有力焉。

二、就泰山而言。泰山文化虽然内涵丰富，珍秘资料众多。但由于没有一流专家介入，其研究长期流于载录掌故、描摹山水的低水平阶段，而无法上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如明人汪子卿、查志隆、宋焘、萧协中诸家，学识已佼出侪辈，然其著述仍多属罗列资料，学术突破极少。这种状况，入清之后仍未改变，如当时泰安学正孔贞瑄所著《泰山纪胜》风行一时，但据后世看来，其书却是“引据未能详洽，大抵议论多而考据少，其文格亦尚沿竟陵末派云”(《四库总目》卷七八《史部·地理类》存目)因此泰山研究长期被摒弃于正统学术研究之外，罕有大家参预其学，自然其层次也极难提高。然泰山亦自具其学术优势：“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丰富”(《清代学术概论》)。由于泰山历代所积文献资料极其丰厚(以石刻为主)，便为此一研究兴起提供了一项基本条件。顾炎武以其如炬目光，敏锐发现泰山文化的价值所在，将泰山文化与当代学术大势相关合，从大的方面抉析出泰山文化所蕴之精义。由于亭林研岱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吸引了其同时及身后的众多学术名家(尤以金石学家为多)对泰山文化的各项内容予以关注(参看附注一之无字碑论争)，研论渐多，层次渐高，从而使泰山研究从学术边沿走向了学术前沿。复次，顾炎武研究的具体事例，也为尔后研岱提供了示范。正所谓“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灌注之。顾炎武之在‘清学派’，即其人也”(《清代学术概论》)。顾炎武之研究岱宗，多种学科、多种方法并用，考据学条条数路，大都展演一过，由于目光的转换，旧时认为无足轻重的材料(如旧认为“书非名笔”之鸳鸯碑)顿现新意，沙土瓦砾，转成精金美玉，此极大增加了研究内容，拓宽了学术路径，故其研究虽未臻精密)(如钱大昕、罗振玉所纠诸失），却为此后数百年中泰山学术确立了范围，明确了方向，泰山研究遂得入学术之林。

述清初泰山石刻学史毕，感其转折之迹，虽百年之后，犹有叹焉。附缀截句，以志所感：

学境拓开万古新，名山端合祀亭林。

玉函犹待青禽启，谁向千秋继嗣音？

①顾炎亭之考辨无字碑，发昔人所未发，新论一出，便引起当时学人的广泛注意，论辩甚烈。首先与之辩驳者为山东学者李焕章(象先)，焕章《织斋文集》卷六《岱记》云：“无字碑，《别记》：秦始皇舁徂徕石，命丞相斯篆文记功德，以阻暴风雨罢。此可信者。后人种种凿空意见，碑无疑，疑碑者疑耳。”又所撰《与顾宁人书》中持“秦立”旧说甚力。焕章原书未见，顾炎武《谲觚十事》中摘引其要点云：“别史：‘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邪、之罘碑。因阻暴风雨，大怒罢。’此可信者。汉武何故立无字碑？未敢以足下言为是。”李焕章文刊行后，寿光安致远有《与李象先辩答顾宁人辩齐州遗事》一书商兑其说：“昨见足下《与顾宁人辩齐州遗事书》，……中云泰山无字碑乃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邪、之罘碑，因暴风雨，大怒罢。窃以为足下之言误矣。按《封禅书》：……皆载其(秦皇)得封立石事。汉去古未远，此可信者。而足下风雨暴罢之言，所引何书耶？”认为其所引古史、别史之类尽不可信(全文载《纪城文稿》卷四及民国《寿光县志》卷十四)。顾炎武在获见李焕章文后，也在《谲觚十事》中予以答复，论无字碑一条云：“李君似未见仆此论(指《日知录》“泰山立石”条)，不知其所谓别史者何书；将考千载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记》而征别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风雨之阻，大怒罢之。且如《水经注》：‘孔子庙，汉魏以来列七碑，二碑无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录于《史记》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罢其一，不罢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风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日阻此而罢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时，又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来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为制始于王莽，则见于刘熙《释名》之书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谬矣。是其所引别史，不过二十馀字，而谬妄已有数端。又考《山东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无字碑。’此志作于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于古书之传也。又从而文之，无乃为前人所笑乎？”安、顾的论辩，均谓李焕章征引的“别史”记载之无字碑事错误谬百出，全不可信，故其“秦立”的结论不能成立。这是亭林生前的一桩学术公案。

亭林身后，有关无字碑的论争仍在继续，著名学者姜宸英、金棨、唐仲冕、丁晏、俞樾等人都曾加入这一讨论。除丁晏力维顾说外(见所著《日知录校正》)，其他诸家均提出一些疑点或反证，概括起来有以下诸点：(1)举出应劭《汉书注》等史书有所录汉武帝泰山刻文，认为汉武立石自有文字可稽(《日知录集释》引姜宸英说，又俞樾《日知录小笺》“泰山立石”条)；(2)提出今见岱顶无字碑石色与泰山“巅石无异”，“意就当时石笋划劙而成”，并非“上石”为之(唐仲冕《岱览》)；(3)提出今见无字碑之“方狭制度与琅邪刻石相符，或亦是始皇立而未刻者。果是汉石，何以毫厘与秦碑不爽？“(金棨《泰山志·金石》)从不同角度对顾说进行匡正。故自顾炎武后，虽“汉立”说成为主流，但相关辨难，一直未已，至近世又滋生出立者为汉安帝说、汉章帝说、唐武则天说，形制为石表说、神主石说、立石说、石阙说(笔者主秦石阙说，参拙撰《泰山无字碑与秦阙文化》)，等等。虽未有最终定论，但研究却得以不断深入，而顾氏首启其绪，实厥功至伟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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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顾炎武.求古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3.(清)顾炎武.山东考古录(王晓真译注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4.(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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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

7.(清)顾南原.隶辩.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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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叶侗.来斋金石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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