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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对马勒夫人阿尔玛·马勒（Ａｌｍａ Ｍａｈｌｅｒ，１８７９－１９６４）感兴趣，自知低级趣味，却不大敢公开提起。最近得了伯恩斯坦指挥的全套马勒交响曲，一边硬着头皮听，一边又借机重新读起阿尔玛来。马勒终究也还是没有听完，阿尔玛倒读得津津有味，不小心就连读了三本。第一本是Ｍａｘ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的小说《艺术家的妻子》（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Ｗｉｆｅ），两本是阿尔玛写的自传，《古斯塔夫·马勒：回忆与信件》（Ｇｕｓｔａｖ Ｍａｈｌｅｒ：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ｔｔｅｒｓ）和《爱是桥梁》（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ｉｓ Ｌｏｖｅ．） 阿尔玛有趣，首先当然是她生命中的这些人有趣。人们知道她，大多是因为她的著名身份——马勒夫人。其实，她周围的名人绝非马勒一个。这些名人成名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品——音乐，建筑，绘画和书籍，而阿尔玛写下了他们生活中不为人所知的细节，包括生活琐事和创作背景，很容易勾起我们对作品背后的人的好奇心。 其次，除了阿尔玛和这些人之间的感情恩怨以外，她的生活，更是以她自己为线索，勾勒出上个世纪时代转换时，维也纳乃至欧洲、美国那些丰富的艺术、文化和文学创作活动。马勒研究一向繁荣，除了马勒的音乐本身之外，与她的写作也不无干系。要研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的艺术、学术史，她这个人，她的沙龙，和她的回忆录，都是很好的参照。 此外，阿尔玛的生活故事，还牵出了一个世纪前世界历史的宏观大背景：奥匈帝国的逐步衰落、欧洲旧式贵族沙龙的逐步式微、艺术和艺术家逐步转向北美新大陆；更具体的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她的画家情人和建筑家丈夫都上了前线）、希特勒上台、迫害犹太人、她和第三任丈夫弗朗茨？魏夫尔（Ｆｒａｎｚ Ｗｅｒｆｅｌ）传奇般的逃亡，都给她的“家长里短”增添了历史的厚重。 （一）小说《艺术家的妻子》，电影《风的新娘》 《艺术家的妻子》的作者是一个男人，小说却是以阿尔玛·马勒的第一人称来写的；看过阿尔玛的回忆录以后，发现小说里陈述的基本事实是真实的，比如说她都和谁恋爱过，嫁过谁，生过几个孩子等等。里边的人名，就算我这个德奥背景很弱的人，也能认出来不少。 阿尔玛果真是一个“搜集天才的人”，并且在这些天才的创造中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是缪斯——音乐家、画家、作家都用自己那门手艺来取悦她；一是老妈角色：她并不是纠缠着要男人陪伴的小女子，而是成天督促着这些男人去干活。 最让我真心难过的，是她的孩子们。马勒的女儿玛丽亚四岁半时染病夭折，魏夫尔的儿子马丁早产、夭折，建筑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Ｗａｌｔｅｒ Ｇｒｏｐｉｕｓ）的女儿，最美丽活泼、纯“雅利安”血统的曼侬，十七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下身瘫痪，然后死去。唯一健全长大的是马勒的女儿安娜。小说结尾的时候，六十岁的安娜，在纽约照顾八十多岁的阿尔玛。 这样的经历，对任何女人都会是苦痛，只不过阿尔玛这样的女子，母性并不很强，生活中又还有许多别的内容，所以她并不显得特别痛不欲生、惨烈绝望。她不去参加那些葬礼，然后又觉得内疚，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书中的感觉，她照顾男人们比照顾自己的孩子要更上心，因为孩子不过是孩子而已，要吃要喝要生病，而这些天才男人们却有趣得多，他们都已经证明了自己有本事，把他们照顾好了，他们又可以象奶牛那样产奶。 小说里谈音乐、谈绘画、谈建筑、谈写作都很一般，显然作者在这些方面的修养不足。但写得还算引人入胜，并且还勾起了我足够的好奇心，令我继续阅读。其中提及的人物和事件，如果没有阿尔玛本人的佐证，我便权当它是小说家言，忽略不计。 小说读完时，自忖要顺藤摸四只瓜：一，将马勒的全套交响曲都慢慢听完；二，继续阅读，最可能是读魏夫尔的历史小说。三，读阿尔玛的自传。四，看传记电影《风的新娘》（Ｂｒ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ｎｄ）。结果，依照我避重就轻的老习惯，到今天为止，只看了电影，读了阿尔玛的两本自传。 日记和自传，大抵流于主观偏颇，而且，已经有许多音乐史家们发现阿尔玛的回忆并不准确。我的目的却并非历史考据，而恰恰是她“主观”的地方：她的感受，她的视角，她的价值观。 电影《风的新娘》拍得一般，故事似乎都有，但一部拍天才的电影，却缺乏天才；阿尔玛演得还算过得去，马勒却和阿尔玛笔下描绘的相去太远。 （二）初吻和婚前探险：古斯塔夫·克林姆特 我去维也纳的时候，美术馆里在准备古斯塔夫·克林姆特（Ｇｕｓｔａｖ Ｋｌｉｍｔ）画展，第二天才正式对公众开放。我央求他们让我看看，他们居然同意了。从那以后，就莫名其妙地自觉与克林姆特有特别的缘分。 克林姆特的画很感性，人物画很多都是爱中男女的姿势和情景，极性感，极肉感。画的主色调都是金黄灿烂的，装饰性很强。与他之前的写实主义画派不同，克林姆特的画都有些平面，很有人情味，比很多过分恐怖夸张、过分抽象的现代艺术更对我的口味，加之他的风格很独特，看了就过目不忘。 克林姆特是先锋画派“维也纳分离派”（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Ｓｅｚｅｓｓｉｏｎ）的创始人。１９０２年，他和雕塑家克林格尔一起承担贝多芬音乐厅的装饰工作，主雕像《贝多芬》由克林格尔完成，雕像背后的墙壁上，由克林姆特创作了装饰性饰带《音乐》，十分成功。２００６年，他的一幅肖像画以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是当时世界上价格最高的艺术作品。 根据小说和阿尔玛的回忆录，阿尔玛把自己的初吻给了克林姆特，不过他们后来并没有成为爱人。阿尔玛的继父也是一个画家，成就平平，却是克林姆特的朋友，也是“维也纳分离派”的成员。阿尔玛全家在威尼斯度假，克林姆特也跟过来鞍前马后地伺候。但由于继父阻挠，也因为年轻的阿尔玛心性未定，故事便无疾而终；当然也不能排除阿尔玛因为虚荣，在克林姆特的《吻》成名之后讲述自己的初吻，希望我们将她想象成那里的主角。 古斯塔夫·克林姆特：《音乐》Ｍｕｓｉｑｕｅ 阿尔玛常常令人联想起尼采的恋人莎乐美。年轻反叛的阿尔玛也曾经接触过尼采的哲学，教唆犯是麦克斯·伯克哈德Ｍａｘ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１８５４－１９１２）。１８９０－１８９８年间，伯克哈德曾担任维也纳城堡剧院（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ｅｓｅ Ｂｕｒｇｔｈｅａｔｅｒ）的经理。他是个离经叛道的异教徒，仇恨基督教，曾经向阿尔玛当面兜售过尼采的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伯克哈德也是一个情场老手，不过他们却不是恋人，相互间顶多有过一些无伤大雅的打情骂俏。 阿尔玛和亚历山大·冯·泽姆林斯基（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ｎ Ｚｅｍｌｉｎｓｋｙ）的关系，则有点象是她最终嫁马勒的演习。和马勒一样，泽姆林斯基也是犹太人，且矮小而神经质。他曾经是阿尔玛的钢琴教师，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曲家。 （三）阿尔玛谈马勒 马勒对阿尔玛一见钟情。而年轻貌美的阿尔玛嫁给已过盛年的马勒，首先是因为马勒的才华，以及他才华带来的声名。马勒问过她，如果有人比他更强，她是否会移情别恋，她说，是。女子，尤其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对艺术家才华的欣赏与崇敬，里面虽然有女子的虚荣甚至势利，然而，这样的欣赏和崇敬，本身就有审美价值，而且还能够刺激艺术家的创造活动，比单纯地追逐财富、金钱、地位，毕竟要高出一筹。 马勒是一个天才，在自己的音乐里得到了永生。而阿尔玛则希望通过写作他们共同的生活，留下蛛丝马迹，借助马勒而获得某种形式的永生。这样的写作动机，虽然够不上道德家们要求的“高尚”、“无私”、“默默奉献”，却也无可厚非。况且，阿尔玛在序言里说的一段话，把她的写作动机又升华了一层。她说，由于反犹，当时纳粹已经把维也纳歌剧院中罗丹给马勒雕塑的半身像拆除，维也纳的马勒大街也改了名，马勒的音乐不再有人演奏。这是１９３９年。马勒正在被人遗忘。所以，她感觉到，有必要写马勒。 阿尔玛丰腴漂亮，人称维也纳最美丽的姑娘。她本人在两本书中，却绝少津津乐道自己的外貌；写初见马勒时，她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我那张脸，在我年轻的时候，大约还算是好看的吧。”然后她就不厌其烦地详细描写她在餐桌和别人的谈话。坐在桌子另一头的马勒插不上话，又好奇又嫉妒：“能不能跟大伙儿说说，你们在笑什么呢？”后来他总算有机会和阿尔玛单独谈话，阿尔玛大胆直率地告诉他，她不喜欢他的音乐。 其时，马勒在音乐界早已如日中天，大家对他都是崇拜仰视，马勒和人说话，也总象是居高临下地作大会发言，傲慢自得的同时，未免又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他在情场上也声名狼籍，维也纳人都认为，他指挥的每部歌剧的女主角，都是他的情妇。阿尔玛似乎急于强调，马勒之所以注意她，并不是因为她的外貌，而是头脑、素养和敢于冲撞大人物的胆识。 阿尔玛娘家姓辛德勒，和斯皮尔伯格拍的《辛德勒名单》（Ｔｈｅ Ｓｈｉｎｄｌｅｒ’ｓ Ｌｉｓｔ）中的主人公同姓。阿尔玛说，其实马勒对犹太教并不感兴趣，被任命成维也纳歌剧院的音乐总监时，依照瓦格纳的遗嘱，马勒必须皈依天主教，于是他便受了洗。我们常常读到人们引用马勒“无家可归”的自叹，这样的话听起来似乎触目惊心，其实那是犹太人惯常使用的说法，我觉得，大约轻松的自嘲多于沉重的愤慨。马勒早在１９１０年去世，至少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遭受挫折。 音乐上，他最崇拜的是瓦格纳，最喜爱的是莫扎特，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Ｔｒｉｓｔａｎ ｕｎｄ Ｉｓｏｌｄｅ）和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Ｄｉｅ Ｈｏｃｈｚｅｉｔ ｄｅｓ Ｆｉｇａｒｏ）是他的保留节目。 阿尔玛把理查·施特劳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写成了一个小丑：施特劳斯总是匆匆忙忙、高高兴兴，爱出风头，爱挣钱，在他眼里，钱比音乐更重要。不过，她倒是说出了马勒和施特劳斯的主要区别：马勒重，主要是在表现个人，而施特劳斯轻，乐于取悦听众。读到这样的章节，读者就很明显地感觉出她的个人偏好。 一般人总爱说起她“马勒强迫她放弃自己的音乐生涯”，那多少有些后人的添油加醋加煽情；阿尔玛心里清楚得很，自己的天份和马勒无法匹敌。从决定嫁马勒时起，她就认定了自己是他的附庸，因此也才会接受他的要求、放弃自己的音乐创作，只要能够帮马勒誊写乐谱、听他演奏，便已经心满意足。对于马勒某些独特的生活、工作和创作习惯，她也表现出极大的体谅和忍耐。 现实一点地说，即便阿尔玛不嫁马勒，不生儿育女，不当马勒的缪斯兼妻子兼管家，她的成就也几乎肯定是不可能到达马勒的高度的。现代人尤其是女性，抓住阿尔玛的“牺牲”大作文章，大多是觉得因为男权观念和风俗的束缚，古往今来，许多或许有些天赋的女性，根本就没有试一试的机会。具体到阿尔玛，她对自己的音乐也确实有些不能忘怀。旅行途中，她拖着一只箱子，里头装着自己从前写的一百首歌。——这就有了些“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的酸楚。 在她心目中，马勒，甚至马勒的音乐，份量都要超过她的孩子们。字里行间，她都觉得生儿育女是一种负担，耽误她追随在马勒前后，听马勒排练、去外地指挥等等。一次谈话时，她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不会忘记你的孩子。”马勒误以为她说的是他们的女儿，其实她说的是马勒的音乐作品。 马勒写作《第五交响曲》的时候，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刚刚出世。阿尔玛心中一直困惑，为什么马勒在幼女绕膝的时候，能够写出一部以葬礼开场、充满阴森死亡气息的作品。她认为这一定是个凶兆。 阿尔玛的不祥预感居然得到了证实，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因染上猩红热而夭亡。阿尔玛说，马勒很喜欢这个孩子，每天早上她会走进马勒的工作室，父女俩玩耍一阵之后，女儿会浑身沾着果酱出来，她还得想办法安慰那个皱眉头的英国保姆。紧接着，她说，这个孩子注定要短命，好在她在世的短短几年中，她为马勒带来了许多快乐。 ——于是小女孩的生命也就有了意义。 她自己把马勒当作生命的中心，同时，她也把孩子绑在了自己身上，让马勒也成为了孩子生命的中心。而这个马勒，也不仅仅是马勒这个人，而是他的天才，他的音乐。 这本书的结尾，写到了马勒最后年事渐长、体弱多病的岁月，在感情上越来越依靠阿尔玛，有些细节十分感人。马勒染病从美国回来时，他乘坐的火车每停一站，都有新闻记者在采访并发布新闻，就象皇宫向臣民报道皇帝的身体状况那样庄严隆重；她说，马勒还会询问，究竟都有哪家新闻社来了。不知道这种虚荣，是阿尔玛的虚荣，还是马勒的虚荣。 马勒还一直抱着康复的希望，天真得令人辛酸。他得的是链球菌的咽炎（Ｓｔｒｅｐ），一针抗生素就可以治好的，可惜人们迟至１９２８年才发现青霉素（盘尼西林）。在美国时，如果医生们早些手术，也许马勒还能有救，但因为他是马勒，医生们都不敢轻举妄动，怕万一手术失败，担当不起历史的骂名。 作为夫妻，尽管她以马勒为重，承认自己和丈夫不是平等关系，不过，她也提及过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性格冲突：因为年龄和资历的差异，她嫉妒马勒的过去，而马勒嫉妒她的未来。初时她并不懂，只有在马勒去世以后、她也到了马勒当初的年龄时，才真正懂得了他。字里行间，溢满了岁月的沧桑。 （四）疯狂的画家情人：奥斯卡·柯克西卡 阿尔玛的第二本书《爱是桥梁》，初读时，感觉远不如头一本书有趣。阿尔玛一开头就描写自己“精神偷情”：她当时已经再嫁，却突然一下子读到了魏夫尔的诗，马上就爱上这个诗人了。书接下去就是历数她和众多男人的情场战绩，琐碎、炫耀、轻狂。 马勒死后，阿尔玛一度十分空虚。马勒夫人的身份，和她的眼界、兴趣和闲暇，却使她得以广泛搜罗德国和奥地利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们，她的沙龙门庭若市，真正的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就在这时她遇上了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Ｏｓｋａｒ Ｋｏｋｏｓｃｈｋａ）。阿尔玛很贴切地总结过他们的关系：“我从来没有经受过这么紧张的束缚，这么惨痛的地狱，这么极乐的天堂。” 阿尔玛和柯克西卡之间有一种虐待被虐待，或者是互虐的关系。他们于１９１１年相识，当时阿尔玛新寡。书中附上了柯克西卡的几幅画，一张是阿尔玛的肖像，另外有些双人肖像，爱中的一双男女，显然是以他们自己为模特的，还有六张折扇，都是柯克西卡送给阿尔玛的。因为折扇这种艺术形式十分中国，上面的男欢女爱的场面，很有些中国春宫画的味道。 画如其人。柯克西卡的画张扬，狂放，骚动，令人无暇旁骛。他本人也长期处于亢奋状态，占有欲极强，夜间访问阿尔玛家之后，还要在她窗下晃悠叫喊到凌晨一二点，确认她家里没有别人留宿了，才肯离开。一次两个人拌嘴之后，阿尔玛发现他把自己的画室涂成了黑色。和阿尔玛关系疏远以后，他还让人作了假阿尔玛，和真人一般大小，他甚至还带着这个玩偶上歌剧院。 一战爆发后，柯克西卡上了前线；小说里写是阿尔玛逼他去的，这个倒可以存疑。阿尔玛本能地知道，柯克西卡不适合婚嫁。她在书中多次提及“虐待”（ａｂｕｓｅ）。摆脱柯克西卡之后，她如释重负：从此以后不用再忍受他的虐待了。具体细节，连阿尔玛本人也羞于提及。大约柯克西卡的天才不及马勒，而怪癖却大于马勒；马勒顶多只能说是自我中心——阿尔玛多次说，马勒忽略她的感情和其它需求，完全是因为浑然不知——而柯克西卡却更富有侵略性，也或许是行为上的暴力，也或许是感情上的霸道和占有，总之是超出了阿尔玛的忍耐程度。 阿尔玛年老以后，感情脆弱时，偶尔也会和柯克西卡互相写一封安慰信。书中摘引的几封往来书信，温情，彬彬有礼，有一种暴风雨之后的平静。 阿尔玛只介绍了柯克西卡的以她为主人公的作品，其实，柯克西卡的艺术成就远不止于此。他是当时维也纳三大艺术家之一，二战期间逃到了英国，战争结束后和古斯塔夫·克林姆特等有过共同画展。虽然我是因阿尔玛而知道他，他却不是仅仅因为阿尔玛才存在，他的艺术造诣本身，也足以给他在历史上留下一点位置。 （五）建筑家丈夫：格罗皮乌斯 阿尔玛的第二任丈夫瓦尔特·格罗皮乌斯（Ｗａｌｔｅｒ Ｇｒｏｐｉｕｓ）竟是我在麻州波士顿的近邻，开车经过梭罗的瓦尔登湖后，往左第一个拐弯就是贝克桥路，格罗皮乌斯１９３８年从德国移居美国后，就在那里盖了这座房子。他曾经在哈佛的设计学院任教授，波士顿的肯尼迪联邦政府大楼、纽约的Ｐａｎ Ａｍ大楼（现Ｍｅｔｌｉｆｅ大楼），也都是他设计的。 格罗皮乌斯的设计风格前卫，线条简洁明快，对美国建筑也很有影响（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ｙｌｅ）。秋意正浓时，访问了近在咫尺的格氏故居。我最喜欢的，是房前那瘦削高挑的门廊和轻盈旋转的楼梯。不过，这种四方的玻璃、金属，对我的吸引力，还是不及传统的石头和廊柱。 阿尔玛和马勒的女儿夭亡以后，阿尔玛去一个疗养院休养，在那里结识了格罗皮乌斯。格罗皮乌斯年轻英俊，对她顶礼膜拜、细心呵护，正好弥补了她和马勒婚姻关系中的缺憾。阿尔玛写了这一段艳遇，却没有直接提及他的名字，大约是出于对自己两位丈夫的尊重。他们相遇时，格罗皮乌斯尚未成名。私情暴露，是因为格罗皮乌斯在写给阿尔玛的情书信封上，将“马勒夫人”误写成了“马勒先生”。马勒让阿尔玛选择是去是留，她选择留下来。 阿尔玛写道，自从马勒发现了格罗皮乌斯的存在之后，突然意识到了这些年对妻子的忽略，从那以后变得十分关怀体贴，包括在音乐会中演奏阿尔玛的歌。同时因为自己身体渐弱，对阿尔玛也有一种孩童式、揪着裙裾的依恋。 说到格罗皮乌斯，阿尔玛居然说，她就是想看看两个漂亮的人在一起，能够造出什么样的漂亮小人来。马勒发现他们的秘密、两人分手以后，多年来并没有任何联系，马勒去世后，她也没想起他来。后来听说格罗皮乌斯声名渐起，她的“天才”触角马上伸了出来，于是赶到柏林，“恶攻”了两个星期，直到旧情复燃，格罗皮乌斯重新爱上他。等格罗皮乌斯一上前线，漂亮孩子一生，她就顾左右而言它了。 （六）最后的“归宿”：弗朗茨·魏夫尔 阿尔玛和弗朗茨·魏夫尔（１８９０－１９４５）的关系倒是多少有些“正常”，有点象民间的患难夫妻。当然了，他们的开头也还是不正常的：头一次读到魏夫尔的诗、并且因诗生爱的时候，她还是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妻子。 魏夫尔是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父亲是经营手套的商人。二人相识时，魏仅仅小有名气而已。人也其貌不扬，矮，胖，微秃。但他性情开朗，善于交谈，声音很好，会唱歌，于是他们就一起弹奏和演唱他们自己合作的歌曲。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热烈的恋情。阿尔玛怀孕之后，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腹中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后面的故事则过于血腥、恐怖。阿尔玛怀孕七个月的时候，魏夫尔来了。客人很多，时至凌晨，闲人才终于散尽，魏夫尔忍耐良久，才得以与阿尔玛翻云覆雨。天明之前，阿尔玛却开始大出血。不久孩子提前出生，先天不足，苟延残喘。魏夫尔相信这个黑头发的婴儿是他的儿子，阿尔玛也愿意这样相信；不过她对这个羸弱的儿子却似乎一直漠不关心，大约是知道孩子活不长，一种本能的自我防御。 孩子奄奄一息期间，丈夫格罗皮乌斯听见阿尔玛在电话里称呼魏夫尔的名字弗朗茨，于是明白了婴儿不是自己的。不过他好象反应很平静，也很绅士，后来基本上友好地离婚了。阿尔玛和魏夫尔１９２０年相识，１９２９年正式结婚，直到１９４５年魏在美国去世。 跟随魏夫尔以后，阿尔玛似乎就修身养性，还原成了俗家妇人。他比她小十一岁，曾经醉心于激进的左派政治、酗酒、抽烟、追逐女人，放浪形骸。阿尔玛管束着他，调教着他，给他提供安静的环境和有节制的生活，帮助他发挥自己天生的才能。 乱世，又给阿尔玛最后一次婚姻增添了传奇色彩和历史的沉重。１９３３年，魏夫尔写了一本小说《摩西山抵抗四十天》（Ｔｈｅ Ｆｏｒｔｙ Ｄａｙｓ ｏｆ Ｍｕｓａ Ｄａｇｈ），记录了一战期间，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时，亚美尼亚人在摩斯山的抵抗运动。历史竟有惊人的巧合，魏夫尔写这本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时，希特勒纳粹党刚刚上台，即将施行更大规模的种族大屠杀；阿尔玛的姐姐患精神病进了疯人院，结果被纳粹杀害，她的大脑也被人取了出来，标上号码，放在瓶子里保存下来。 《摩西山抵抗四十天》不仅成了亚美尼亚人的经典，也成了纳粹时期犹太人暴乱时的榜样和参考。由于魏夫尔是犹太人，阿尔玛随着他在欧洲四处逃难，从一个城市逃奔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领事馆赶到另一个领事馆，毒日头下整日整日地排队，每时每刻提心吊胆，生死未卜。任何时刻，他们都可能被扣留下来，目的地极有可能是某个纳粹集中营——他们的经历，足够成为好莱坞的电影题材。阿尔玛叙述逃难经过时，难得地冷静、细致，抱怨也还算适度。 希特勒上台后，罗斯福夫人组织了对德奥知识分子的营救，在这个组织的帮助下，阿尔玛和魏夫尔终于辗转来到美国。逃亡在法国时，他们曾经访问了鲁德市（Ｌｏｕｒｄｅｓ），那里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对他们十分友好。魏夫尔暗中发誓，如果他能够生还下来，他一定会把他在那里得到的精神感召写下来。果然，他们逃到美国以后，他于１９４１年发表了《伯娜德特之歌》（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ｏｆ Ｂｅｒｎａｄｅｔｔｅ），一个犹太出身的作家，写的关于一个天主教圣女的故事，一伺出版，即获极大成功。 《摩西山抵抗四十天》也十分畅销，据说这本书还是肯尼迪最喜爱的书。好莱坞本来要将它拍成电影，结果因为土耳其政府抗议，美国政府下令停拍。１９８２年电影终于拍成，不过时过境迁，反响不大。不过，魏夫尔的书畅销，一是使阿尔玛经济上有了保障，二也是对阿尔玛间接的肯定：没有阿尔玛的辅助，年轻放纵的魏夫尔，极有可能在各种短暂肤浅的享乐中，愉快地度过一生，留不下任何痕迹。 阿尔玛的世界，是天才男人们云集的世界。阿尔玛象是马勒的奖品妻子——马勒在娶她之前已经成名；她是柯克西卡的缪斯——刺激了他的创作灵感；她是格罗皮乌斯的皮肉伴侣——爱上他主要是由于肉体吸引，也是对和马勒过于精神的婚姻关系的一种补偿；到了魏夫尔时，她却更象是一位严格的贤妻良母。 这些男人们来了，这些男人们又都先她而去。晚年的阿尔玛，成了一个胖胖的老太太，住在纽约的公寓里，公寓一边是书房，一边是音乐室，音乐室里有她一个丈夫的交响乐，书室里有她另一个丈夫的书，还有她的情人的画作。画上当然是她本人。 一个女人，有这样丰富的一生，哪怕如月亮一般，折射的都是别人的光芒，也算是没有白来世上走一遭。一个搜集天才男人的女人，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天才。 Ｍａｘ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Ｗｉｆ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Ｈｏｌｔ，２００１。 Ａｌｍａ Ｍａｈｌｅｒ Ｗｅｒｆｅｌ：Ｇｕｓｔａｖ Ｍａｈｌｅｒ：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Ｗ．Ｃｌｏｗ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ｎ；１９４６ Ａｌｍａ Ｍａｈｌｅｒ Ｗｅｒｆｅ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Ｉｓ Ｌｏｖｅ：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Ｌｏｎｄｏｎ：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１９５９） Ｍａｈｌｅｒ：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ｙｍｐｈｏｎｉｅｓ ＆ 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ｌ Ｓｏｎｇ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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