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对苏轼书法的影响

书艺杂谈 2014-11-27 16:04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文章、诗词、书画皆堪称大家，尤其是书法名列“宋四家”之首，是宋代“尚意”书风的“肇始者和旗手”（刘正成《苏轼书法评传》）。与他同时代的书法家黄庭坚在评价他的书法时，也心悦诚服地说：“本朝善书，当推为第一。”（《山谷题跋》第五卷）苏轼的书法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与其对传统书法的深入学习和独立创新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在学书的过程中，他“中岁喜学颜鲁公”（山谷题跋）。颜真卿，这位唐代伟大的书法家，其人品、创新精神、书法艺术和创作思想无疑对苏轼产生过了大的影响。

一、人品·书品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来评论文艺都非常重视艺术家的人品，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文以行为主”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主体人品的重要性，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书法批评中，从杨雄的“心画”说到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人们论书总是将书品与人品联系起来，到了宋代，“知人论书”的风气更盛。欧阳修在《世人作肥字说》中说：“爱其书者，兼论其为人也。”苏轼进而提出：“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书唐氏六家书后》）。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选择人品高的书法家作为学习的对象成了宋人学书的时尚。颜真卿作为“忠烈之士，道德君子”的代表，一时成为众人竞相师法的典型。

 

 在“宋四家”中，苏轼、黄庭坚、蔡襄都深入地学习过颜真卿的书法，就是对颜真卿抱有成见的米芾，早年也学颜。宋代学颜之风大盛，与当时“书如其人”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苏轼敬重颜真卿的人品而学其书法，反过来说，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其人品也必然会受到颜真卿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将二人的人生奋斗史作一个比较，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他们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经科举考试而中进士，又由进士入朝为官，在政治上都有远大的抱负，为官都具有正直勤奋、不畏强权的品质。颜真卿因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而遭杨国忠、元载等人迁怒、诽谤，四次遭贬终不改其志；苏轼因主张人治多次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几经贬迁，后来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当权，全面废除新法，苏轼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主张参用所长，被旧党视为“又一个王安石”，再次遭贬谪。在升沉与飘泊中，他虽然饱尝人世间的困苦，但依然性情旷达、襟怀开阔。因此，他们的书法都具有大气磅礴、豪放雄健的一面，极具人格魅力。

同时，不同的生活遭遇也导致了他们精神世界、信仰追求的差异，并影响其书法艺术的风格。颜真卿出生于封建士大夫书香门第，祖上几辈都是官宦人家，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纵观其一生，虽然几经波折，但其一身正气，直至七十七岁奉使敌前，以身殉职，总体上看是积极的、辉煌的；而苏轼出生于世俗地主家庭，“长于草野”（苏轼《上梅龙图书》），虽少年得志，名动京城，但在变法与反变法的反复斗争中始终是失意的，他的一生凡九迁，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是在地方上度过的，其欲伸政治理想而不能，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悲哀。颜真卿的一生主要是以国家重臣、政治家的形象出现的，书法也成了其儒家理想的一种外在表现，因此其书尤其是楷书浑厚庄重，有庙堂之气；而苏轼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一生悲剧迭出，更多地以封建落魄文人的形象出现，一切的喜怒哀乐只好借艺术这一特殊的形式宣泄，因此其书或神采飞扬，或沉郁顿挫，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其艺术风格虽然与二人性格才情、审美观念的差异有关，但其生活遭遇的不同对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继承·创新

苏轼在唐代众多的书法家中之所以极力推崇颜真卿，除了受其人品的感召外，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颜真卿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最可贵的创新精神。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琅琊临沂人，书法由二王入，继而师法初唐虞世南、褚遂良诸家，又得张旭亲授，书艺大进，立志变法，融古籀、篆隶入书，点画厚重，结体宽放，向外拓展，突破了二王及初唐细劲遒丽的面貌，得宽博浑厚、雄秀酣畅之气象，形成了风格独特的“颜体”。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惟唐初既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逮颜鲁公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对颜真卿的书法作出了高度评价。可见，颜真卿能成为一位杰出的书法家，除了有深厚的传统功力外，最主要的还是能够“变法出新意”。苏轼对此也最为激赏：“颜鲁公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在子美诗格天纵，奄有汉、魏、唐、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难复措手。”（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苏轼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继承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变法出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才能在书坛争得一席之地。而颜真卿在书法学习和创作中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胆识，正好给了他深刻的启示。

苏轼平生嗜好笔墨，“性喜写字”，早年师法二王，对王羲之《兰亭序》、《乐毅论》、《东方先生》等帖用功尤勤，“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晚乃学李北海，其豪劲多似之。”（《山谷题跋》）其间，他博采众长，吸收了柳公权、褚遂良、徐浩等各家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形成了圆劲秀逸的书风。在学书的过程中，苏轼深刻地意识到，“唐人尚法”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要想超越唐人实在太难，更何况唐人重法而拘于法，书法家过于重视书法外在的规律而阻碍内心情感的尽情抒发。因此，他另辟蹊径，充分发挥书法抒情写意的功能，任情恣性，开“尚意”之风气，并将最能体现这一审美理想的行草书的艺术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张扬个性，以书畅怀，不计工拙，有时到不避其“丑”。他在《和子由论书诗》中说：“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颦”、“椭”、“跛”这些不合形美规律的“丑”的因素，在他的眼里更有助于表现活生生的个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审美价值，所以他说：“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观苏轼书法，字型扁阔丰腴，黄庭坚曾戏谑为“石压蛤蟆”，世人也褒贬不一，其实这也正是他创新精神独特表现，正如黄庭坚所说，“今俗子喜讥东坡，盖用翰林侍书之墨尺度，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难及耳。”董其昌也曾引用杜甫《丹青引》诗句“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来高度评价其书法。

可见，苏轼创新的道路与颜真卿殊途而同归。对此，苏轼也感到非常自豪，他曾在谈到自己的书法时不无得意地说：“吾书虽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苏轼《清河书画舫·未集》）

 三、师迹·师心

苏轼学书是很有主见的，即使是对自己所崇拜的大书法家，他也并非亦步亦趋。他早年崇尚“萧散简远”的魏晋书风，对二王书法情有独衷，从《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中刊出的苏轼早期书法看，其点画精美隽秀，意态恬适超妙，大有二王之风。然而，他又不愿意重复二王，他渴望拥有自己的风格，于是他从颜真卿的书法中去探其推陈出新的奥秘。一方面他称赞颜真卿“集古今笔法而进发之，极书之变”；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其书法“钟王之法益微”（苏轼《书苏子思诗集后》）。显然，如何将颜真卿的阳刚之美与“魏晋风味”融为一体才是苏轼追求的理想。在颜真卿的书法中，最符合他这种审美理想的无疑是《东方朔画赞》，他在题《颜鲁公书画赞》中说：“颜鲁公平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小大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出于书，未易为此也。”从中不难看出，他认为颜鲁公此书从王羲之而来，又写出了自己的风格，难能可贵。

从苏轼现存的书法作品看，其楷书尤其是写碑受颜真卿《多宝塔碑》、《颜勤礼碑》、《东方朔画赞》等碑的影响较为明显，其行草书深得颜真卿《祭侄文稿》、《争座位帖》的风神，黄庭坚曾在《山谷题跋》中记载，苏轼“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可见苏轼对颜真卿书法用功之勤，其书法在形质上受颜真卿书法的影响也最大。将其《醉翁亭记》拓本与颜真卿《东方朔画赞》拓本相比较，且不说其神韵、意态极为相似，其中如“也”、“其”等字更是逼肖。同时，两碑又有其鲜明的个性，《东方朔画赞》多篆籀笔意，笔画以圆笔为主，得雄壮，浑厚之气；《醉翁亭记》多隶书笔意、笔画以方笔为主，时出波磔，有侧倚之态，融雄健与清逸于一体。

当然，苏轼学习颜真卿的书法，更多的不是从形质上进行模仿，而是努力从精神上向其靠拢。其实，苏轼所倡导的“尚意”书风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唐代书法创作观念继承和发展。唐代书法从整体上是“尚法”的，但到了盛唐的张怀瑾已在孙过庭“以形写神”的基础上，提出了“遗貌取神”的观点，更加注重书法的抒情性，追求“无法”、“无意”的审美情趣。于是张旭、怀素等一批以灵感胜、天然胜的书法家便应运而生。他们往往在酒后迷狂般的状态肆意挥洒，尽情书写，达到了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到了宋代，书法家更加强调书法抒情写性、自得其乐的功能。欧阳修直接提出了“学书为乐”、“学书消日”的观点，这与往昔的“与圣同功、参神并用”（庾肩吾《书品》）的书艺宗旨大相径庭，书法再也不是入世济世的载体，而更多地成了情感宣泄的需要。苏轼则进一步追求“我书意造本无法”、“随手写去”的天然境界，成为了“尚意”书风的代表。今天，我们在研究宋代“尚意”书风时，往往忽略了颜真卿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自古以来论书都把颜真卿偶象化，简单地强调其“书如其人”，而无视其作品的抒情性和丰富性。作为张旭的学生，颜真卿必然会受到其创作观念的影响，这在他的行草书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尤其是《祭侄文稿》，虽是有感而发，随意挥洒，意不在书，却以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使之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书法史上最富抒情性的作品之一。无独有偶，300多年后，苏轼被困黄州，每为寒食、清明之雨所苦，感时伤怀，以神来之笔写下《寒食帖》，沉郁幽怨之情，动人心魄，成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压轴之作。

 

 刘正成先生在《苏轼书法评传》中评价这两件作品时说：“在中国书法史上，再难以找出第三件如此具有情感冲力和穿透力的作品了。”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如果说《祭侄文稿》是一件无意识的“尚意”之作，那么《寒食帖》则是宋代“尚意”思想走向自觉的产物，这充分说明了其创作思想是一脉相承并不断发展的。

从苏轼对颜真卿书法艺术及其创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以看出，他是在不断继承前人又否定前人的基础上成就了自己的，他推崇二王，得其“魏晋风味”，又否定其纤弱之态；他推崇颜真卿，得其阳刚之美，又否定其“钟王之法益微”；晚年又汲取李北海书法的遗韵，得其飞动之势……他像一只辛勤的蜜蜂，采百花酿自家之蜜而不留花，终于自成高格。这对于我们今天学习书法，难道不是很好的启示吗?难怪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将苏轼与颜真卿相提并论，给予高度评价：“东坡先生常自比颜鲁公，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