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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最高院等案例)

2014-12-01  吕佩芬


赵俊诉项会敏、何雪琴民间借贷纠纷案(最高院公报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12期(总第218期)第28页至30页

【裁判摘要】

    一、夫妻一方具有和第三人恶意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构婚内债务嫌疑的,该夫妻一方单方自认债务,并不必然免除“出借人”对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二、借款人配偶未参加诉讼且出借人及借款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该配偶可能承担的债务份额的,为查明案件事实,应依法追加与案件审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的借款人配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形成实质性的对抗。

 三、出借人仅提供借据佐证借贷关系的,应深入调查辅助性事实以判断借贷合意的真实性,如举债的必要性、款项用途的合理性等。出借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交付事实的,应综合考虑出借人的经济状况、资金来源、交付方式、在场见证人等因素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可信度。对于大额借款仅有借据而无任何交付凭证、当事人陈述有重大疑点或矛盾之处的,应依据证据规则认定“出借人”未完成举证义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告:赵俊,男,45岁,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水城路。被告:项会敏,男,44岁,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仙居县朱溪镇,住上海市长宁区虹古路。

   被告:何雪琴,女,39岁,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仙居县朱溪镇,住上海市长宁区虹古路。

   原告赵俊因与被告项会敏、何雪琴发生民间借贷纠纷,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赵俊诉称:原告与被告项会敏系朋友关系。2007年7月20日,项会敏以装修房屋为由向其借款人民币20万元,双方约定以年利率5%计息,期限为两年。当日,原告从家中保险柜中取出现金20万元,步行至项会敏经营的干洗店内向其交付借款,项会敏当场出具借条。2009年7月23日,项会敏在原告的催讨下支付利息2万元,并请求延长借款期限两年。2011年7月27日,原告再次向项会敏催讨借款,但其仍未能还款。原告认为,因本案借款系项会敏向其所借,借条和催款通知单亦由项会敏签名确认,故其仅起诉项会敏。至于被告何雪琴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不予表态。请求法院判令项会敏归还借款20万元,并以20万元为本金,支付自2009年7月2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年利率5%计算的利息。

    被告项会敏辩称:对原告赵俊诉称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其目前无力归还借款。至于涉案借款的用途,其中10万借款用于装修两被告名下房屋,另外10万元于2007年8月2日用于提前偿还购买该房屋时的银行贷款。因此,涉案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被告共同偿还。被告何雪琴辩称:首先,原告赵俊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存在。两被告在2007年期间自有资金非常充裕,无举债之必要。原告提供的借条是项会敏事后伪造的,何雪琴原已申请对该借条的实际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而无法进行。且原告当时并不具备出借20万元的经济能力,其也未提供任何借款交付证据。其次,何雪琴对原告主张的借款始终不知情。两被告于2009年6月1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对外债务任何一方不确认则不成立。故该笔借款即使存在,也应当是项会敏的个人债务。再次,两被告于2005年9月20日结婚,2010年7月开始分居。何雪琴曾分别于2010年8月25日、201 1年5月12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这两次诉讼中,项会敏均未提及本案借款。目前,两被告的第三次离婚诉讼已在审理中。然而,除本案系争债务以外,另有两位债权人突然诉至法院要求归还借款。显然,本案是原告和项会敏通过恶意串通,企图转移财产的虚假诉讼,应追究两人的法律责任。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赵俊与被告项会敏系朋友关系,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于2005年9月20日登记结婚。项会敏向原告出具落款日期为2007年7月20日的《借条》一张,载明:“今我项会敏向赵俊借人民币200000元正(贰拾万元正),于2009年7月20日前归还,利息按5%计算”,落款处由项会敏以借款人身份签名。后原告书写一份《催款通知单》,载明:“今项会敏向赵俊借款(贰拾万元正),于2009年7月20日前归还,但已超过期限,至今没还,特此向项会敏催讨借款”,落款日期为2009年7月23日。项会敏在该份《催款通知单》上加注:“我知道,因经营不善无钱归还,恳求延长两年,利息照旧”。此后,原告再次书写一份《催款通知单》,载明:“今项会敏借赵俊贰拾万元正,经多次催款至今没还,特此向项会敏再次催讨借款及利息”,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27日。项会敏则在该份《催款通知单》上加注:“因经营不善无钱归还,恳求延长两年,利息照旧”,并签署其姓名。另查明,2007年7月19日.被告项会敏名下账号为1001XXXXXXXXXXX3366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余额为167545.34元。2007年8月2日,项会敏自上述银行账户内支取100000元。当日,项会敏向中国建设银行偿还个人购房贷款100000元。

    再查明,2009年6月18日,两被告签署《协议书》一份,确认双方生意经营、房产状况、房屋贷款等事宜,未涉及本案系争借款。双方同时约定“其他债务事宜,双方任何一方不确认则不成立”。2010年7月,两被告开始分居。2010年9月28日、2011年6月1日,何雪琴分别起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要求与项会敏离婚。上述两案诉讼过程中,项会敏均未提及本案系争借款,后该两次离婚诉讼均经调解不予离婚。2012年8月31日,何雪琴第三次起诉要求与项会敏离婚,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

    上述事实,有原告赵俊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07年7月20日的借条、2009年7月23日的《催款通知单》、2011年7月27日的《催款通知单》,被告项会敏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贷款还款凭证》,被告何雪琴提供的2009年6月18日两被告《协议书》、2010年10月13日法院调解笔录、2011年6月1日法院调解笔录,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被告项会敏名下账号为1001XXXXXXXXXXX2009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足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赵俊与被告项会敏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以及在此前提之下被告何雪琴是否负有还款义务。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原告赵俊主张其与被告项会敏之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其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提供《借条》意在证明其与项会敏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关于借款交付,其主张因其无使用银行卡的习惯,故家中常年放置大量现金,200000元系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交付给项会敏。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被告项会敏均表示认可,并称其收到借款后同样以现金形式存放,并于2007年8月2日以其中的10万元提前归还房屋贷款。被告何雪琴则 明确否认涉案借款的真实性。

    本案中,首先,原告赵俊在本案中虽表示向被告项会敏主张还款,但项会敏辩称涉案借款用于两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应由两被告共同偿还。事实上,经法院调查,在两被告的第三次离婚诉讼中,项会敏也始终将本案借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要求何雪琴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基于本案处理结果与何雪琴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依法将其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因项会敏的上述抗辩,原告申请追加何雪琴为被告。在此过程中,原告及项会敏一再反对何雪琴参加本案诉讼,不仅缺乏法律依据,亦有违常理。何雪琴作为本案被告以及利害关系人,当然有权就系争借款陈述意见并提出抗辩主张。

其次,基于两被告目前的婚姻状况以及利益冲突,被告项会敏对系争借款的认可,显然亦不能当然地产生两被告自认债务的法律效果。并且,项会敏称其于2007年8月2日用涉案借款中的100000元提前归还房贷。然而,经法院依职权调查.项会敏银行交易纪录却显示当天有100000元存款从其名下银行账户支取,与其归还的银行贷款在时间、金额上具有对应性。此外,项会敏银行账户在同期存有十余万元存款,其购房银行贷款也享有利率的七折优惠,再以5%的年利率向他人借款用以冲抵该银行贷款,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案于2013年3月7日开庭时,项会敏经法院合法传唤明确表示拒绝到庭。上述事实和行为足以对项会敏相关陈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故基于以上原因,原告赵俊仍需就其与项会敏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

    再次,原告赵俊自述其名下有多套房产,且从事经营活动,故其具有相应的现金出借能力。但其亦表示向被告项会敏出借200000元时,其本人因购房负担着巨额银行贷款。为此,法院给予原告合理的举证期限,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资产状况和现金出借能力,并释明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嗣后,原告明确表示拒绝提供相应的证据。法院认为,原告明确表示放弃继续举证权利,而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亦并未能证明涉案借款的交付事实以及原告本人的资金出借能力,其陈述的借款过程亦不符合常理,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项会敏个人对涉案借款的认可,因其与原告之间对此并无争议,其可自行向原告清偿,法院对此不予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9日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00元,由原告赵俊负担。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民间借贷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昆山法院法官)


作者 ‖杭宇,昆山市人民法院

来源 ‖江苏法院网



  夫或妻一方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借款,后未按约偿还,债权人以已解除婚姻关系的夫妻两方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在实践中屡有发生。在这类案件中通常牵涉到对两则法律条款的理解。一是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前半部分内容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二是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上述内容,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为借款必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然而,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却转换成了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司法解释采用了“推定+除外”的立法方式。

  上述两个法律条文,给债权人、举债人、举债人的配偶三方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意味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债权人作为原告必须对该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侧重于原告方。但在实践中,债权人对该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通常难以举出相应的证据。而被告方(主要是举债人的配偶)如果要证明该笔债务非为夫妻共同债务,则可以对所借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举出证据,抗辩债权人要求两被告共同偿还债务的诉请。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则意味着,当债权人能够证明该笔债务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时法律即可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通常,对于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证明难度不大,借条的落款日期或者借款的银行取款记录、转账记录等都可以证明。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得到很大减轻。被告方则只能对该笔债务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两种除外情形加以证明,即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当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时,若第三人知道该约定,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由该举债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现实生活中该两种除外情形是比较罕见的,举债人的配偶通常难以举证证明符合“除外”之规定,不得不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处举证责任侧重于被告方。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反映的夫妻共同生活标准与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反映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导致的举证义务方的不同,直接引发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在具体案件中,部分法院与法官适用夫妻共同生活标准进行裁判,部分法院与法官适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进行裁判,以至于出现不同法院不同判决,甚至同一法院内部不同判决的混乱现象,降低了法律的权威和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那么,这两个标准是否真的存在根本的冲突呢?

  如果孤立地看这两个标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确实在分配举证责任上存在不同的侧重。不同案件适用不同的标准,从而分配不同程度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的归属自然不同,法院就同类案件作出不同的判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共同生活标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都是成立夫妻共同债务的充分非必要条件,两者不存在逻辑性冲突。只要满足两条件之一,即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①]笔者大致同意这个意见,并且进一步认为,共同生活标准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实际上是从两个不同但不冲突的维度为夫妻共同债务圈画了范围。共同生活标准以婚姻关系中夫妻财产制为前提,这是内的维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以举债发生的时间点为前提,这是外的维度。内的维度是本质的要求,外的维度是形式主义的判断标准。内外维度的不同本身不是冲突产生的根源,根源在于一味地偏重于某一标准,一味地坚持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举证不能时便匆忙下判的审理和裁判方法。

  其实,这种孤立的思考模式也是有其现实渊源的。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时指出,将夫妻一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既能够减轻财产交易的成本,维护交易安全,便于及时、合理地解决纠纷,又符合日常家事代理的基本法理。[②]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债务人夫妻串通,通过假离婚、外出躲债、不正当处置财产等方式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但是这种法律推定特别是除外情况的严格限定导致了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一定程度避免了一种风险,却使得另一种风险转化成实害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如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骗取另一方财产,又如个人债务甚至非法债务也要举债方配偶偿还有违法律公正,使法院丧失权威。因此,应当反思我们在适用上述两个标准的过程中是否犯了孤立、片面的错误。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这种只注重适用一种标准,而放弃另外一种标准的做法是否妥当。

  综合起来看,在债权人、举债人、举债人配偶这个三角关系中,债权人面临的风险是举债人夫妻串通假离婚以逃避债务,而举债人配偶面临的风险则是债务人恶意举债、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因此,从利益保护的角度,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时过度侧重于保护债权人一方的利益并非十分妥当。如何不孤立、不片面的看待和适用共同生活标准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标准,本质上是如何对债权人利益和举债人配偶利益进行衡平,反映在裁判方法上即是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认定事实、形成法官心证。

  关于分配举证责任,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知晓的一点是,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时,举债目的是否为了夫妻共同生活,举债之后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双方共享,是区分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基本标准。然而在实践中,债权人不能参与夫妻共同生活,对出借款项的用途及其衍生利益不了解。举债人的配偶则未直接参与债务的形成过程,甚至可能不知道债务的存在。那么双方可能都缺乏举证能力,往往是谁承担举证责任谁败诉。笔者认为,在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民间借贷案件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均缺乏举证能力,如果简单适用举证责任规则,难免会导致作出的判断有悖于事实的结果,因此不能过分依赖于举证责任,而是要充分考虑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根据双方当事人就有关事实的陈述、解释、举证,依靠对各方面的事实、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分析,凭借日常生活经验,运用逻辑推理作出合理的判断。[③]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路:

  1.就债权人方面,法院可以要求其说明所借款项的来源、借款过程、支付方式、用途及还款情况、催讨情况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并视情况要求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这是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一般思路。除此之外,还可能由原告承担“有理由相信借款是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的举证义务。

  2.举债人配偶若以存在两种法定除外情形为抗辩理由的,则依法承担举证责任。若以债务非为夫妻共同生活目的或该利益未被夫妻所共享为抗辩理由的,则应对相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举债人将借款用于赌博、购买毒品,或者尽管借款数额较大,但彼时家庭生活未因此受益,或者举债时夫妻双方感情不和、分居,举债显属为夫妻一方个人所使用。[④]此时,由于举债人配偶提出的多属间接证据,故应降低证明标准,降至基本合理即可。

  3.在借款用途不明确或者债务性质难以识别的情况下,可以按照以下原则处理:(1)对于小额借贷,一般宜认定为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由举债人配偶承担偿还责任并无不当。但有证据证明借款系借款人自己挥霍使用的除外。提供该证据的主要义务方为举债人配偶,同时参考举债人关于借款目的的陈述。如果借款当时借款人或其家庭已经负债累累,则不论借款金额大小,均应由债权人负举证义务。[⑤](2)对于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大额借贷,应持合理怀疑态度,一般宜认定为个人债务。对于明显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大额借贷,持合理怀疑的原因主要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举债人借款是为供个人挥霍依然出借的,特别当债权人系举债人的亲戚朋友时。二是借款发生时,举债人长期不尽家庭义务,甚至与配偶分居。

  夫妻任何一方对内或对外仍然是人格独立的民事主体,债权人作为大额借款的出借方,应当秉持必要的谨慎态度和注意义务,否则不应认定债权人能够合理相信举债行为系债务人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但有证据证明借款确实用于家庭开支或者举债人配偶事后对借款知情或以某种方式表示一定追认的除外。知情或对债务予以追认的形式包含:商谈借款或借条签字当时举债人配偶在场,或者借款后举债人配偶曾与债权人接触,将部分款项、利息归还,或者举债人配偶能够实际控制所借款项,对借款的用途有一定支配权。

  婚姻法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某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共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财产的混同使得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用夫妻共同财产来偿还,变得理所当然。反过来,正是因为夫妻共同财产所支付的必须是被夫妻共同生活所耗费的款项,才使得这种支付为夫妻双方认可。但是夫妻生活又具有私密性,是否负债、负债原因为何,负债所得财产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司法实践中可能仅凭原被告提交的证据难以获得足够的内心确信,这时不得不借助于法律推定,这也是婚姻法解释(二)中推定规则的合理之处。因此在科学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适当运用庭审技巧之外,辅以推定规则,将有助于综合认定案情,解决此类纠纷。

  [①] 王云峰:《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之我见》,《江苏法制报》2012年5月31日第C01版。

  [②] 孙科峰:《论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性质》,《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③] 参见郭丽红:《冲突与平衡:婚姻法实践性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页。

  [④] 参见张赜、吴军雷:《探求夫妻共同债务案件审理的新思路》,《江苏法制报》2011年12月16日第010版。

  [⑤] 潘军锋:《民间借贷关联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载《审判研究》2012年第3辑,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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