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写作，减去十岁

中年诗人，减去十岁

 (2010-11-16 14: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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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徐敬亚   中国   gb2312   诗歌   诗人   文化

分类： 诗论

■现在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时代的不幸，虽然让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青年，白白荒废了十年的青春岁月，但在一个思想解放和政治上百废待兴的历史关键时刻，又造就了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后现代理论的旗手，虽然他们其中有些至今游离海外，但他们没有辜负一个伟大的时代。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但是谁又能真正想到，二十一世界的第一个十年，随着网络兴起，诗歌的又会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短短十年，风云际会，又一批诗歌归来者站在了历史的潮头，驭文字的轻舟，扬帆在诗歌的汪洋大海中，驰骋在网络的天地里。

■与上世界七十年代那批饱经离乱的归来者相比，发生在本世界初的诗歌归来者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发生在上世界八十年代的诗人归来是因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原因终止其创作，属于他者强加，而发生在世界末的诗人集体失踪，则更多的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属于诗人的自我放逐。

中年诗人，减去十岁

李天琪

上世界八十年代，湖北作家谌容写过一篇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减去十岁》。作家通过荒诞的手法，对十年文革给一代中、青年人心灵造成的伤害进行减负和补偿！在当时文坛上以及思想界引起很大影响。

 

关于那段历史，不少作家诗人用文学的表现手段已经做了详细的描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和朦胧诗派的崛起都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留给这个社会的心灵印记。

 

现在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时代的不幸，虽然让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青年，白白荒废了十年的青春岁月，但在一个思想解放和政治上百废待兴的历史关键时刻，又造就了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后现代理论的旗手，虽然他们其中有些至今游离海外，但他们没有辜负一个伟大的时代。

 

作为文学轻骑兵的诗歌更是成为那个年代最嘹亮的号角，一大批归来者的加入，以势不可挡的架势给那个时候的中国诗歌带来冲击。不说1957年反右运动中错划为右派的“右派”诗人，也不说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受到牵连的“七月”派诗人，更不说因偏狭的艺术观念而“自觉”从诗坛消失的“九叶”派诗人，我只想说说朦胧派和后现代。

 

在迎来一个革故鼎新的年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人过中年，虽然他们留下了如艾青的《酒》、《鱼化石》，蔡其矫的《珍珠》，杜运燮的《车站》，陈敬容的《只要是广阔的世界》、绿原的《白云书简》等融形象性、抒情性和哲理性为一体的诗歌文本。但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那些已逝去的沧桑岁月再也不能复原他们个人生命形态的“断裂”和“承续”。

 

我想重复的是，三十年前的那一场“朦胧诗”之争，就足以让“断裂”的诗歌文化传统终于抬起头来。这是一次伟大的探索，作为旗帜性人物的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舒婷、江河、杨炼、梁小斌等，当然还应包括食指，他们哪里是一个个文弱的书生，他们分明是那个年代的诗歌英雄。

 

诗歌一时成为这个社会的事件的焦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1986年夏，徐敬亚发起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现代诗大展，这次诗歌大展，在言论的意义上，有人甚至认为它超过了战前弥漫欧洲的先锋艺术，甚至比肩于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异变。与大展紧密相连的是，第三代诗歌的崛起，一大批校园诗人充当了那个时代的急先锋和诗歌的少先队员。

 

已经有太多的文字描述过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诗歌的狂热追捧，这里我不想再重复诗歌怎么可以当全国粮票，也可以吸引最漂亮的女生的目光，甚至可以成为免试上大学的通行证，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南京诗人洪烛，湖南诗人马萧萧以及山西诗人师永刚都是那个时代的诗歌精神和领袖，虽然他们是身居象牙塔的莘莘学子，但这无碍他们的呼风唤雨。遍地都是诗人，遍地都是对诗人顶礼膜拜的人。

 

随着九十年代的来临，城市步入全面改革，社会格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诗歌也在一个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着艰难的转型。伴随第二次诗歌运动的衰落，徐敬亚与同时代许多诗人一样，远离诗歌，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与其说转身的是徐敬亚这样的诗歌推手,倒不如说，这是诗歌留给人们最后的身影。

 

诗人转行的转行，下海的下海，出国的出国，风流云散，虽然也有像王小妮一样仍然坚持着诗歌创作的。但和她同为第一届青春诗会成员，一同出道的舒婷早已在鼓浪屿成了半个隐士，北岛在漂流海外！那个曾叱咤诗歌风云的徐敬亚却时而潜身商海，时而放纵山水，淡出诗坛十余载。

 

而更多的诗歌殉道者们沉浮于风起云涌的商海，成功与否已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人是事件，再与诗歌无缘。有人把当年的诗歌大展形象的比喻为一艘临时拼凑的船，上船者和没有上船者都集体沉没了，沉没在诗歌的最底部，沉没在商海的大浪中。

 

谈到二十世界最后一个十年的诗歌和诗人，“第三代诗歌”研究者杨四平的说法不无道理，他说：“这十年，在诗歌上，有些人被政治的、生活的压力流放了，有些人是自我放逐了。他们等于被这十年消化了”。由狂热的高潮跌落痛苦的谷底，在漫长的蛰伏后回归今天的从容，这是很多人都经历的相似生命曲线。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但是谁又能真正想到，二十一世界的第一个十年，随着网络兴起，诗歌的又会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短短十年，风云际会，又一批诗歌归来者站在了历史的潮头，驭文字的轻舟，扬帆在诗歌的汪洋大海中，驰骋在网络的天地里。

 

所以当二十一世界的今天，一些人意欲开风气之先，领诗坛之风骚，磨刀霍霍，欲借网络诗歌的勃兴再掀起新一轮诗歌浪潮时，他们那种努力已经成为虚妄的传说，没有读者或者是失去大众支撑的鼓噪只能是街巷引车买浆之流的吆喝，却很难再一次铸造辉煌。

 

与上世界七十年代那批饱经离乱的归来者相比，发生在本世界初的诗歌归来者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发生在上世界八十年代的诗人归来是因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原因终止其创作，属于他者强加，而发生在世界末的诗人集体失踪，则更多的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属于诗人的自我放逐。

 

对于一个普通的社会人来说，我们不妨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十年的缺位，更像是诗歌的又一次文革。如果说曾经被文革耽误了的一代青春，在当事者的努力追赶下，让谌容的理想变为现实，那么当下诗歌的中年写作，能不能让断代的诗歌创作又一次承继曾经的辉煌！减去十岁不是祈求诗神对诗人荒废的青春进行补偿，而是诗人把自己置于孤绝之境的自我拯救。

 

好在他们归来了，无论他们的归来属于何种原因，只要他们无愧于自己时，他们就会无愧于一个伟大的网络时代。

现在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时代的不幸，虽然让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青年，白白荒废了十年的青春岁月，但在一个思想解放和政治上百废待兴的历史关键时刻，又造就了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后现代理论的旗手，虽然他们其中有些至今游离海外，但他们没有辜负一个伟大的时代。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但是谁又能真正想到，二十一世界的第一个十年，随着网络兴起，诗歌的又会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短短十年，风云际会，又一批诗歌归来者站在了历史的潮头，驭文字的轻舟，扬帆在诗歌的汪洋大海中，驰骋在网络的天地里。 与上世界七十年代那批饱经离乱的归来者相比，发生在本世界初的诗歌归来者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发生在上世界八十年代的诗人归来是因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原因终止其创作，属于他者强加，而发生在世界末的诗人集体失踪，则更多的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属于诗人的自我放逐。 中年写作，减去十岁 李天琪 上世界八十年代，湖北作家谌容写过一篇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减去十岁》。作家通过荒诞的手法，对十年文革给一代中、青年人心灵造成的伤害进行减负和补偿！在当时文坛上以及思想界引起很大影响。 关于那段历史，不少作家诗人用文学的表现手段已经做了详细的描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和朦胧诗派的崛起都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留给这个社会的心灵印记。 现在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时代的不幸，虽然让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青年，白白荒废了十年的青春岁月，但在一个思想解放和政治上百废待兴的历史关键时刻，又造就了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后现代理论的旗手，虽然他们其中有些至今游离海外，但他们没有辜负一个伟大的时代。 作为文学轻骑兵的诗歌更是成为那个年代最嘹亮的号角，一大批归来者的加入，以势不可挡的架势给那个时候的中国诗歌带来冲击。不说1957年反右运动中错划为右派的“右派”诗人，也不说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受到牵连的“七月”派诗人，更不说因偏狭的艺术观念而“自觉”从诗坛消失的“九叶”派诗人，我只想说说朦胧派和后现代。 在迎来一个革故鼎新的年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人过中年，虽然他们留下了如艾青的《酒》、《鱼化石》，蔡其矫的《珍珠》，杜运燮的《车站》，陈敬容的《只要是广阔的世界》、绿原的《白云书简》等融形象性、抒情性和哲理性为一体的诗歌文本。但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那些已逝去的沧桑岁月再也不能复原他们个人生命形态的“断裂”和“承续”。 我想重复的是，三十年前的那一场“朦胧诗”之争，就足以让“断裂”的诗歌文化传统终于抬起头来。这是一次伟大的探索，作为旗帜性人物的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舒婷、江河、杨炼、梁小斌等，当然还应包括食指，他们哪里是一个个文弱的书生，他们分明是那个年代的诗歌英雄。 诗歌一时成为这个社会的事件的焦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1986年夏，徐敬亚发起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现代诗大展，这次诗歌大展，在言论的意义上，有人甚至认为它超过了战前弥漫欧洲的先锋艺术，甚至比肩于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异变。与大展紧密相连的是，第三代诗歌的崛起，一大批校园诗人充当了那个时代的急先锋和诗歌的少先队员。 已经有太多的文字描述过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诗歌的狂热追捧，这里我不想再重复诗歌怎么可以当全国粮票，也可以吸引最漂亮的女生的目光，甚至可以成为免试上大学的通行证，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南京诗人洪烛，湖南诗人马萧萧以及山西诗人师永刚都是那个时代的诗歌精神和领袖，虽然他们是身居象牙塔的莘莘学子，但这无碍他们的呼风唤雨。遍地都是诗人，遍地都是对诗人顶礼膜拜的人。 随着九十年代的来临，城市步入全面改革，社会格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诗歌也在一个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着艰难的转型。伴随第二次诗歌运动的衰落，徐敬亚与同时代许多诗人一样，远离诗歌，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与其说转身的是徐敬亚这样的诗歌推手,倒不如说，这是诗歌留给人们最后的身影。 诗人转行的转行，下海的下海，出国的出国，风流云散，虽然也有像王小妮一样仍然坚持着诗歌创作的。但和她同为第一届青春诗会成员，一同出道的舒婷早已在鼓浪屿成了半个隐士，北岛在漂流海外！那个曾叱咤诗歌风云的徐敬亚却时而潜身商海，时而放纵山水，淡出诗坛十余载。 而更多的诗歌殉道者们沉浮于风起云涌的商海，成功与否已成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人是事件，再与诗歌无缘。有人把当年的诗歌大展形象的比喻为一艘临时拼凑的船，上船者和没有上船者都集体沉没了，沉没在诗歌的最底部，沉没在商海的大浪中。 谈到二十世界最后一个十年的诗歌和诗人，“第三代诗歌”研究者杨四平的说法不无道理，他说：“这十年，在诗歌上，有些人被政治的、生活的压力流放了，有些人是自我放逐了。他们等于被这十年消化了”。由狂热的高潮跌落痛苦的谷底，在漫长的蛰伏后回归今天的从容，这是很多人都经历的相似生命曲线。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但是谁又能真正想到，二十一世界的第一个十年，随着网络兴起，诗歌的又会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短短十年，风云际会，又一批诗歌归来者站在了历史的潮头，驭文字的轻舟，扬帆在诗歌的汪洋大海中，驰骋在网络的天地里。 所以当二十一世界的今天，一些意欲开风气之先，领诗坛之风骚，磨刀霍霍，欲借网络诗歌的勃兴再掀起新一轮诗歌浪潮时，他们那种努力已经成为虚妄的传说，没有读者或者是失去大众支撑的鼓噪只能是街巷引车买浆之流的吆喝，却很难再一次铸造辉煌。 与上世界七十年代那批饱经离乱的归来者相比，发生在本世界初的诗歌归来者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发生在上世界八十年代的诗人归来是因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原因终止其创作，属于他者强加，而发生在世界末的诗人集体失踪，则更多的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属于诗人的自我放逐。 对于一个普通的社会人来说，我们不妨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十年的缺位，更像是诗歌的又一次文革。如果说曾经被文革耽误了的一代青春，在当事者的努力追赶下，让谌容的理想变为现实，那么当下诗歌的中年写作，能不能让断代的诗歌创作又一次承继曾经的辉煌！减去十岁不是祈求诗神对诗人荒废的青春进行补偿，而是诗人把自己置于孤绝之境的自我拯救。 好在他们归来了，无论他们的归来属于何种原因，只要他们无愧于自己时，他们就会无愧于一个伟大的网络时代。

　谌容，原名谌德容，祖籍四川巫山，生于湖北汉口。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动荡中度过，1951年到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当店员，不久调到西南《工人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工作。1954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1957年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担任过音乐编辑和俄语翻译。1962年因病被机关精简，转到北京市教育局等待分配，直至1973年到北京市第五中学任俄语教员。此时曾多次到山西和北京郊区农村劳动和体验生活。1973年开始文学创作，写成长篇小说《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
　　1979年5月发表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受到文艺界注意。1980年发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通过对眼科医生陆文婷的生活和工作的描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境遇和追求，引起强烈反响，获1981年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它改编的的同名影片曾多次获奖。以后又发表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其中《太子村的秘密》、《散淡的人》获奖。《减去十岁》获得好评。她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勇于触及现实问题，使作品具有相当强烈的时代感。
　　现为中国作协北京分会专业作家。

　　作品简介：
　　以谌容的《减去十岁》为代表的一批小说，虚构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减去十岁”的红头文件，于是戏剧性地使生活中的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干部、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了骚动。这些“荒诞”的梦，却真实地折射了当今社会的世风世俗和变态心理。这是小说创作吸收了国外荒诞艺术的养份而培养的中国式的“荒诞体”小说。小说创作甚至还可以移植一些非文学文体的基因而使整个小说作品“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