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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者，贯通古今之史也。《中国精神通史》之谓“通史”，所通者何？它仅仅是时间上的古今贯通吗？若不是这样，贯通者何？何以贯通呢？
所谓《中国精神通史》，简单地讲，一是指中华民族生命精神史，生命精神绵延史；二是指中华民族生命精神运动变化史；三，生命精神不是在目的、欲望、情感、情绪一类心理本能上讲的，而是在与真理、正义、和平、至真、至善、大美、崇高、庄严、神圣相关的形而上学存在上讲的，因此，《中国精神通史》亦是一部中国形而上学史；四，正如西方文化精神从来没离开过“逻格斯”或上帝，印度文化精神没离开过“梵天”存在一样，中国文化精神也从来没有离开过“道”，没离开过形上大道本体存在。因此，《中国精神通史》，在最高本体论意义上讲，就是大道本体论史，大道哲学精神史。由上可知，《中国精神通史》之为通史，并非仅是时间上古今贯通，而是贯通以道，贯通大道本体，贯通大道哲学最高精神者也。
自然，从道体存在及流行大用上讲，《中国精神通史》这样界定，还是需要解释，因为形上之“道”的存在，大道本体的存在，不是空悬着的，而是贯通落实于国家民族生存绵延中，通过诸多生存之理与精神性存在而显现的。例如：
中国文化认为，性并不只是食色，心不只是血肉，而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④]的存在，是秉天德，继天性的存在，是道体、性体、心体的存在，故曰“心即性也”[⑤]；“性即理也”[⑥]。故心也者，亦理也；心之所至，理之所在，神之所至也。惟此，黄宗羲才说：“盈天地皆心也。”[⑦]性乃精神之根基，心乃精神勃发之本体，尽心尽性，方成精神世界。因此，中国精神史者，性史也，心史也。其心存于天地间，盈天地皆是精神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精神通史》，千古心史也，道德本性之史也。此心，乃天地之心，中华民族之心也；此性，天地之性，“好是懿德”之本性也。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继者，人之继也；成者，人之成也。一切秉天德，继天性，皆是人对天道本体的领悟，得之谓德，宜之谓义，皆是人心灵明，“收拾精神，自作主宰”[⑧]的所在。“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⑨]故“道”的形而上学者，乃是道德形而上学也；道体者，德体也。道之大，故原于天；但大道本体存在，最终离不开心性本体，离不开人的德性与知性。一切知识，皆人之良知也；一切精神存在，皆人之道德精神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精神通史》，实乃良知之史也，道德精神之史也。
最高道德，道德最为根本的要义，是于处宇宙浩浩大化中，获得性命之理，获得最高知觉主宰处，支撑起道德精神世界，以此安身立命。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皆是以天道义理为性命之大端，建本立极，贯通天道性命之理，解决信仰信念诸多精神世界问题的。此亦历代圣贤明哲推本于天，反诚于性，以纯粹至善之心，建立道德形而上学，支撑起国家民族至诚不息道德精神世界，进行历史担当者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精神通史》，亦中华民族获得天道性命之理的历史，信仰信念之史，安身立命之史也。
中国文化精神的最高本体存在，虽然在唐虞时代已经达到“惟精惟一”高度，但它真正发展为国家民族精神统一体，则是在中华各族不断融合会通文化精神，解决诸多精神世界问题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包括精神世界发生、道德形而上学抽象、文化精神融合、内在精神形成与发展等。这种融合会通，不仅包括中华各民族文化精神，亦包括外来文化融入。凡不与中国文化精神融通者，皆以大道本体论，以大道哲学精神涵盖之、融会之、贯通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精神通史》，实乃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融通之史也。
《中国精神通史》虽然贯通以道，贯通大道哲学本体论，甚至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可把它视同中国形而上学史、中国大道哲学史，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精神通史》等同于一般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现在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包括思想通史，主要是集中在知识论上讲的的，而且是从物的知识，从感官材料获得的知识上讲的。它不仅不讲形而上学，不讲最高知识论与价值论，不讲形上本体至精至神存在，而且凡遇形而上学存在，不是批评为“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批评为“客观唯心主义”；即使讲天道，也是停留于自然法则，停留于自然主义、经验实在的知识论或认识论上的。因此，其为哲学，乃是物的哲学；其为思想，乃是物的思想。它在哲学史上乃是浅薄知识论哲学；在思想史上乃是物于物的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绵延，若精神世界只是受这种浅薄哲学思想支配，岂是能够赓续绵延五千年乃至七千年？恐怕早已泯灭，或被人赶走了。《中国精神通史》则不然。它不仅要超越物的知识，感官材料的知识，物物而不物于物，在最高本体论上，在道体“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意义上，讲性命之原与万物之理，讲其“穷神知化”的最高知识，在“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的意义上，讲道德形而上学体验与领悟，讲道德发生与精神呈现，及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因此，《中国精神通史》所说的形而上学，乃是道德形而上学，是大道哲学、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哲学，是我在《道德本体论》一书中所说的“演德之学”，而不是“演术哲学”或“演物哲学”[⑩]。因此，《中国精神通史》所说形而上学史，乃是道德形而上学史、大道哲学史、精神哲学史、“演德之学”史，而非一般知识论哲学史也。
为何写《中国精神通史》
中国精神史，绵延几千年，融会几千年，贯通几千年，而无《中国精神通史》之撰写可乎？那么，究竟为何要写《中国精神通史》呢？不是有哲学史、思想史吗？哲学史、思想史不能代替精神史吗？精神史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中占什么地位，有什么大有呢？
首先，精神史乃是真正文明史所在，写《中国精神通史》，就是写中国文明史。我在《大道运行论》写作一开始便说：“世界上任何大气象的哲学都是立根宇宙本体论和价值论建立深远博大的思想体系的。只有解决了宇宙本体真相和价值本原问题，万物的存在才有依托，人的生命与价值才有所本、有所原。因此，从古代时候起，希腊罗马哲学家为了寻求宇宙的本质，一再追问神秘的“逻各斯”是什么？印度哲学家为了那个神圣的“梵”天，曾苦苦地思索、冥想；同样，中国先哲为了彻悟大道之所在，也曾经心游太虚，几度在有无之乡生活、求索。不要以为这些哲学家们都是徒劳的，正是他们玄而又玄的思辨和艰苦卓绝的形而上努力，才形成了西方、印度、中国三大文化价值哲学体系，从而使各自人民的生命和精神有所安顿与寄托。”[11]古代希腊民族、印度民族及中华民族，所以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就是以自己的形而上学达到了人类智慧之巅，有极高的精神世界。没有形而上学，不能抽象思维极为玄虚、极为深奥、极为精微的存在，或离开经验实在、感官材料就再也不会思考问题了，就像爱斯基摩人只有这个鱼、那个鱼，没有“鱼”的概念一样，那也就不是真正的文明民族了。撰写《中国精神通史》，才可以知道中国文化形而上学至精至神存在，知道中华民族高度智慧与精神发展，今天也才能懂得如何作为一个高度文明民族而立于世界。这是一般哲学史、思想史所不能代替的。
其次，撰写《中国精神通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懂得中华民族何以为高度文明民族，更可以为中华民族于何处安身立命提供性命之理。国家民族于何处安身立命，不是“饥者一饱，渴者一饮”的低级生存问题，而是在宇宙浩浩大化中，如何建立知觉主宰处，获得性命之理，解决精神世界的理想、信仰、信念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靠浅薄知识论哲学，或物于物而不能超越的思想哲学，是不能解决的；它只有建本立极，修道为教，从宇宙本原处获得性命之理，以经大经，以立大本，支撑起人的道德精神世界才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皆是以宇宙法则，以天道义理为性命大端，建大本，立人极，解决人的精神世界问题的。建此大本，立此人极，其为性也，才是天命之性，才能秉天德、命天理而为大用；而其为心也，才是天理之心，才能穷理贯通，虚明洞达，尽得无穷。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绵延，正是诚得此理，明得此理，才于浩浩大化中，以虚灵不昧知觉，感通道体形而上学存在，获得性命之理，获得知觉主宰，获得精神家园与思想安宅，获得安身立命地方，支撑起人的道德精神世界的；否则，为大化所驱，如在洪涛巨浪之中颠簸流离，不容少顷停泊，自我如何应接得事物，国家民族如何能立世生存绵延？为了使国家民族知道中国文化性命之理所在，使国家民族知道于何处安身立命的，使其生存绵延有一种理性自觉，撰写一部《中国精神通史》，就显得极为必要了。
其三，安身立命问题，性命之理问题，以及信仰信念问题，最终是国家民族精神生活问题。因此，撰写《中国精神通史》，更是希望能够为国家民族精神生活解决，提供一个精神史借鉴。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上，物质生活也许不像今天富有，然而精神生活，却是今天无法相比的；特别历代圣贤明哲，即使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然而他们凭着虚灵不昧之心，通过道德体验与领悟，却触而能觉，感而能通，脱然有悟，浑然全体应物而无穷，内心达到极高精神境界，甚至可以生绝化尽，颓然无累。因此，《中国精神通史》除讲述各代圣贤明哲如何解决他们时代所面临的精神世界问题以外，它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好讲解每一时代圣贤明是立身行道，精神上所达到的高度，使今天的人们知道先人精神世界是怎么样一种存在的。人的存在，历史的存在，有高尚精神生活，才有高尚人生意义，才是诚明不息存在；没有了精神，没有了高尚精神生活，只是贪婪之心，只是物欲，只是恶的存在或内心“黑势力”，那么，即使社会生活极为富裕，也只是赤裸裸物质存在，人生意义就为物役、为形蔽，淹没在物的存在中了。这岂是人生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所以是文明史，是高尚的历史，就在于它有几千年精神史，有诚明不息的精神生活史。今天人们应该过怎样的精神生活，《中国精神通史》的撰写，无疑可以提供一个借鉴。
其四，撰写《中国精神通史》，更可知道国家民族文化历史内在目的论所在。人类社会的最高本质，乃是由它的形而上学根本精神决定的。中国所以不同于西方，阿拉伯世界所以不同于基督教世界，不在于它们的地理分布与自然环境，也不在于它们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制度，而在于它们文化的形而上学存在，在于这种存在所发展出来的信仰、信念及伦理精神不同。这种精神存在，它不仅支配着他们的信仰和信念，而且从文化上奠定了他们人性论基础，因此构成一种胡塞尔说的“历史的内在目的论”[12]，内在地规定着他们文化历史的存在与发展，并且贯通其文化历史的始终。这正是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不同文化历史、不同独特历史道路的原因所在。文化精神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历史则具有不同的本质。只有承认这种本质的不同，才能把人看成是文化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才能尊重人，尊重人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这种文化精神存在，不是某个人的文化观念或某个时期流行的价值观念可以改变的，而是长期永恒存在于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历史上的，是由它的文化根本精神所决定的。中国几千年“道”的文化精神，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性存在。研究撰写《中国精神通史》，方可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历史的内在目的论所在，才知道它怎样内在地规定着文化历史的存在与发展，从而使国家民族在实现中国现代化变革中有一种理性自觉。
其五，撰写《中国精神通史》，不仅可知道社会历史内在目的论所在，增加历史变革的理性自觉，更可以为国家民族现代化发展奠定精神基础。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更要有它的文化基础、精神基础。文化基础、精神基础不同，现代化的本质也就不同；而精神是否纯正、美好，最终决定着它们文明样式与历史道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无疑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现代化的本质，并不是由科学技术决定的，而是由它的文化精神基础决定的。现在世界许多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已经现代化了，但欧洲还是欧洲，阿拉伯世界还是阿拉伯世界，中国还是中国。所以如此，就是它们各有不同文化精神基础。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就其文化历史本质而言，它决不会因为多了一些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就有所改变的。因此，不管现代社会盖了怎样的高楼大厦，也不管现代工厂企业怎样烟囱林立、机器轰鸣，在中国文化历史的深处，仍然保持着它原来精神的某些本质。因此，中国现代复兴，从根本上说，仍是文化复兴、精神复兴。这种复兴，是离不开中国文化，离不开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离开了中国几千年文化基础，离开了中国文化刚健、中正、仁义、和平的根本精神，离开了天德王道的文化理想，那就谈不上中国现代复兴与崛起了。没有文化上的复兴，没有精神上的复兴，一切所谓复兴，都是空话；而所谓“崛起”云云，也就没有文化内涵与精神根基了。因此，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应该仔细思考的，首先是它的文化精神，是它的精神基础。要了解这种精神基础，为国家民族提供一部《中国精神通史》是极为必要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几千年精神史，是不会自然而然地作为历史内在目的论的自在，规定社会历史本质的，也不会自然而然为社会现代化奠定精神基础的。它只有作为意识到的存在，作为大本大原，作为性命之理，成为国家民族精神追求时，成为圣贤明哲建本立极，修己治人，化民成俗时，才能有此大用。因此，撰写《中国精神通史》，并非徒于形而上处玩弄风景，而在于使人以大道哲学精神，知天地大义，明理欲、公私、义利之辨，以教化天下。此是圣贤明哲教化万民之所在，亦是君子求道入圣之途径。惟此，《中国精神通史》撰写才是关乎社会人生、关乎国家民族生存的著作。
国家民族存在，历史存在，精神高尚，则历史辉皇；精神衰微，则历史暗淡。如果没有了精神，就成了光秃秃的存在，其为历史，就变成了逐物史，变成了逐物争斗史。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所以灿烂，所以辉煌，就在于它有灿烂的文化、辉煌的精神存在。此我所以要撰写《中国精神通史》者也。那么，怎样撰写《中国精神通史》呢？这不仅牵涉到方法论问题，也涉及到材料来源与应用。这也是撰写《中国精神通史》必须弄清楚的。
作者：司马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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